1976年叶剑英向华老提问，答案令叶帅赞叹不已。

1976年7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山，电话铃骤然响起。叶剑英正倚窗眺望远处军营，警卫员快步拿起话筒后报告：“是华总理的办公室。”他轻轻点头，接过电话，短短几句客气话，两人便约定面谈。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会面成了那年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之一。

时间倒回半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举国震动。追悼会当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低声对身边同志说：“我们的位置很危险。”果然，1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剑锋直指邓，顺带指责叶剑英“维护资本主义路线”。会议气氛凝滞得仿佛空气都要结冰。叶帅判断形势凶险，决定告病暂退。2月初，他把一份详细的请假报告送到毛主席案头；数小时后，毛远新带回主席口信——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外界议论纷纷：华国锋履历平实，人脉有限，能否在北京站稳脚跟？叶剑英同样心存疑问。事实上，自遵义会议后，他鲜少对人事问题犹疑，但这一次，“底牌”太少。为了弄清楚华的性格和立场，他悄悄托人收集材料：湖南工作时期处理冤案的记录、担任山西一把手时整顿盐湖资源的报告，以及批准罗瑞卿住院的签批件。纸面文字寥寥，却让叶帅注意到一个细节——华国锋行事沉稳，从不轻易表态，但关键处敢于负责，这在动辄“按最高指示”处事的年代尤为可贵。

3月、4月，王震、杨成武、聂荣臻陆续登门“探病”。客厅里，几位老将聊起当年抗日烽火，也谈起眼前的混乱。聂帅语气沉重：“老叶啊，总得有人出来说句话。”王震更是扑通一声放下茶杯：“不能让几个人把老百姓折腾下去了。”气氛沉闷，叶剑英面色发白，只说了一句：“慢慢来，机会没到。”

转机出现在6月。熊向晖带来一叠文件，还未落座便开门见山：“华总理在很多问题上，与‘四人帮’并非一条船。”叶帅翻阅批件，看到华国锋在一份电稿上批示“先稳人心，后议路线”，他轻声嘀咕：“含而不露。”随即要求熊向晖回避三分钟，独自走到书房。数分钟后，他回到客厅，态度明显软化：“有必要见一见。”

7月11日晚，叶剑英亲自拨通电话，提出上门拜访。另一端的华国锋连连谦让：“叶帅是长辈，还是我过去吧。”叶帅笑着说：“你是代总理，全城注视，你走动太惹眼。老伙计来串门，不打紧。”一句话，让双方确定了会面的方式——“夜访木樨地”。

16日夜，华国锋家灯火通明。小院里只有几名警卫静立。叶剑英拄着黑檀拐杖，在侄子叶选基搀扶下走进客厅。简单寒暄后，他直奔主题：“你是代总理，手里挑着国家大梁。我想问两件事。”

第一问：“治国，你准备怎么落笔？”话音落地，屋内能听见挂钟嘀嗒声。华国锋沉默几秒，不绕弯子：“继续抓阶级斗争的同时，把经济抓紧。没有吃穿，群众哪来安定？”这话在人们动辄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听上去颇为扎耳，可却直指症结。叶剑英爽朗地一拍扶手椅：“好！”

第二问紧接着抛出：“周总理、朱老总、董老都走了，中央干部要不要动？”华国锋目光坚定：“凡无主席指示，一概不动。”叶剑英再次点头：“好！”短短两个“好”字，像两记晨钟，敲在深夜。其实恰在数日前，“四人帮”核心圈子正悄悄列出了一份“调整名单”，若那张名单得逞，老一辈革命家近半将被清洗，而华国锋的态度显然与之截然相反。

待叶帅发问完毕，华国锋倒起茶水，低声请教：“叶帅认为我最该注意什么？”叶剑英不假思索：“军队、民兵体系必须一条指挥线；中央不能有第二套令旗。”他抬眼补充一句：“做得到吗？”华国锋郑重点头。

夜色深沉，两人谈到子时。告别时，叶剑英握住华国锋手臂：“事情紧迫，你我各有角色，记住今晚的话。”院门口，华国锋目送汽车尾灯远去，轻声自语：“责任更重了。”

次日清晨，叶剑英回到西山。熊向晖赶来听结果，叶帅神情轻松，送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评价：“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主席眼光不差。”两人对坐无言，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八十多天后，一场雷霆行动便在酝酿。

1976年10月6日22时许，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汪东兴布置兵力，叶剑英坐镇指挥，华国锋宣布拘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凌晨，军车轰鸣，四人顺序被押离现场。北京城出奇的安静，只有金水桥的石狮子在秋风中默默守望。

次日，叶剑英在军委小会议室见到华国锋，两人对视点头，没有寒暄。叶帅拉开椅子落座，只淡淡一句：“该办的事总得有人办。”华国锋回道：“多亏老一辈撑着。”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历史写下了注脚——那年夏夜，那两个问题，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前奏。

回看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告病是假，蓄势是真；观人是假，择机是真；两问是假，定向是真。政治风云里的细节往往胜过千军万马，而叶剑英那两声“好”，分量重若千钧，正因为如此，才让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有机会走出阴霾，迈向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