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 我羞于承认的2000元退休金，竟然还有不少人羡慕

那笔每月准时到账的两千块钱，像一根细细的刺，扎在我心上快五年了。我以为它会一直这么扎着，直到我把它带进坟墓里。这根刺，不致命，但每一次触碰，每一次在心里与人比较，都会引出一阵绵长而酸楚的疼。

五年里，我用这笔钱和老张的退休金，精打细算地支撑着我们老两口的生活，还要时常补贴给儿子张伟家。我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买菜要赶早市最便宜的时候，自己的衣服总是穿到褪色变形也舍不得扔。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头，就是这样在窘迫和自我安慰中，慢慢老去。

可我从没想过，这根让我羞于示人的刺，在别人眼里，竟然闪着金光。

这一切，都得从孙子乐乐上幼儿园那年说起。

第1章 压在箱底的存折

我叫陈秀兰，今年五十九岁。从纺织厂内退后，每个月养老金不多不少，正好两千块。老张，我丈夫张建国，以前是厂里的维修工，退休金比我高一些，有三千五。两个人加起来五千五，在咱们这个三线小城，若是自己过日子，也算绰绰有余。可坏就坏在，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张伟。

张伟争气，考上了大城市的大学，留在了那里工作，还娶了个城里媳妇，林珊。林珊家境不错，父母都是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加起来快一万了。从张伟和林珊结婚那天起，我心里的那杆天平，就彻底失衡了。亲家是对体面人，第一次见面，亲家母王琴手上的翡翠镯子，绿得晃眼。她说话温声细语，夸我把张伟教育得好，可我听着，总觉得那客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审视。

乐乐出生后，我和老张义不容辞地去了大城市，帮他们带孩子。我们的小家，就暂时托付给了邻居。那几年，是我身体上最累，精神上最紧绷的日子。大城市什么都贵，我不敢乱花儿子儿媳一分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去七八公里外的批发市场买菜，就为了能省下几块钱。林珊总说：“妈，您别那么辛苦，就在楼下超市买吧，新鲜。”我嘴上应着“哎，好”，第二天依旧雷打不动地去挤我的早班公交。

我不是不知道楼下超市方便，可那里的菜价，标签上的数字，像针一样扎我的眼。我怕，我怕我花多了，林珊会觉得我这个农村来的婆婆，手脚大，不会过日子。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感，从我踏入他们那个高档小区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包裹着我。

乐乐上了幼儿园，我和老张终于能喘口气，回到了自己的小城。可心，却像是被拴在了那边。张伟他们要还房贷，养孩子，开销大。林珊虽然没明说，但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于是，我和老张每个月都会雷打不动地给他们转过去两千块钱，当是给乐乐的零花钱。这样一来，我们手里就只剩下三千五，日子过得就得精打细算了。

我的那本退休金存折，被我用红布包着，压在衣柜最下面的箱底。我很少去看它，就像一个羞于见人的秘密。每次去银行取钱，我都特意走到最角落的柜台，把存折递进去的时候，都下意识地用手遮着上面的数字，生怕被别人看见。两千块，在这个年代，能算什么呢？厂里效益好的那几个车间的老师傅，退休金都是我的两三倍。我那些跳槽出去的旧同事，听说现在都住上了大房子，开上了小汽车。

人比人，气死人。这话我懂，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里研究怎么用最少的肉，炖出一锅最香的土豆。老张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我的手机响了，是林珊打来的视频电话。我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了起来。

屏幕里，是林珊那张白净秀气的脸，她身后是他们家明亮的客厅，乐乐正在地毯上玩一个看起来就很贵的机器人。

“妈，忙什么呢？”林珊笑着问。

“没忙啥，准备做晚饭呢。”我把摄像头对着自己，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些，“乐乐又长高了啊，真快。”

“是啊，小孩子一天一个样。”林珊顿了顿，语气稍微有些犹豫，“妈，跟您商量个事儿。乐乐他们幼儿园，下个月要搞个亲子活动，去邻市的海洋公园，三天两夜。老师建议爷爷奶奶也一起去，一家人热闹。”

我心里“咯噔”一下。去旅游？还是三天两夜？那得花多少钱？

我迟疑着问：“去……去要花不少钱吧？”

“费用是幼儿园统一收的，大人一个一千五，乐乐八百。我们一家五口，算下来……得六千八。”林珊报出数字的时候，眼睛没看镜头，像是在看别处。

六千八。这个数字像一块大石头，瞬间堵在了我的胸口。我和老张一个月的生活费，扣掉给他们转的钱，也就三千五。这一下就要花掉我们两个月的开销。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拒绝吗？这是乐乐第一次大型集体活动，我不去，孩子会失望，林珊心里肯定也会有想法，觉得我们当奶奶爷爷的，不疼孙子。可要是去，这笔钱从哪儿来？

“妈，您和爸要是觉得累，不想去也没关系的，我就是问问。”林珊见我半天不说话，赶紧补充道。她总是这样，话说得客气周到，却让我更觉得无地自容。

“不累，我们不累。”我几乎是脱口而出，生怕她觉得我们是因为钱，“就是……就是你爸他最近腿脚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走那么远的路。”我下意识地拿老张当挡箭牌。

客厅里的老张听见了，扯着嗓子喊：“我腿脚好着呢！爬山都没问题！”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林珊在视频那头扑哧一声笑了：“爸身体真好。妈，钱的事您别担心，我和张伟出。您和爸就当是出去散散心。”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不是滋味。什么叫“你们出”？好像我们老两口是占便宜去的一样。我骨子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这句话刺得生疼。

“不用，珊珊，我们自己有钱。”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我和你爸的钱，够了。你跟张伟挣钱也不容易，还要还房贷。我们自己来。”

挂了电话，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着锅里翻滚的土豆，一点胃口都没有。老张走进来，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一说，他沉默了。

“要去就去吧，孩子第一次活动，咱们不能缺席。”半晌，老张闷声闷气地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那些退休金。”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心里烦躁得像长了草，“我的那份，你也知道，就两千块，拿不出手啊。”

“拿不出手？”老张皱起了眉头，“陈秀兰，你这思想就有问题。两千怎么了？那是国家给你的，是你年轻时候一梭子一梭子布织出来的，是干净钱，怎么就拿不出手了？”

我知道老张说得对，可道理是道理，情绪是情绪。一想到要在亲家母王琴面前，讨论这次旅行的花销，我就浑身不自在。王琴肯定会给林珊他们出钱，而且出得心甘情愿，眼睛都不眨一下。而我，却要为了这三千块钱，辗转反侧。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悄悄地爬起来，从箱底翻出了那个红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那本陈旧的存折。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翻开存折，看着上面每一笔“2000.00”的进账记录，和后面紧跟着的取款记录。这本存折，就像是我人生的账本，记录着我的辛劳，也记录着我的窘迫。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外面寂静的街道，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不是怨恨谁，不怨儿子，不怨儿媳，更不怨亲家。我只是恨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没能像别人一样，到老了能挺直腰杆，活得体面一些。

这根扎在心里的刺，今晚，似乎又往里深了一寸。

第2章 饭桌上的“凡尔赛”

为了凑齐去海洋公园的三千块钱，我把家里所有能省的地方都盘算了一遍。最后决定，停掉我和老张一直订的鲜牛奶，早餐改成喝粥；晚饭后去公园散步，也取消了，因为老张总忍不住在路边买一串烤肠。这些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开销，一个月下来，也能省出百十来块。

老张看我这样，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他藏在床垫下的三百块私房钱掏了出来，塞到我手里。我看着他那点皱巴巴的“小金库”，心里又酸又暖。

出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们坐着高铁去了儿子所在的城市。一进门，亲家母王琴已经在了，正陪着乐乐搭积木。她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戴着一串温润的珍珠项链，整个人看起来优雅又从容。

“哎呀，亲家、亲家母来了，快坐。”王琴热情地站起来招呼我们。

我局促地把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放在墙角，那是一袋小米和一兜自家种的南瓜，在他们家装修精致的客厅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妈，爸，你们来了。”林珊从房间里出来，接过我们手里的行李，“房间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晚饭是林珊和王琴一起做的，满满一大桌子菜。饭桌上，气氛还算融洽。王琴很健谈，聊起了她上个月刚和几个老姐妹去欧洲旅游的经历。

“那个瑞士啊，风景是真没得说，雪山，湖泊，跟画儿一样。就是消费太高了，随便吃顿饭都得上千。”王琴一边给乐乐夹菜，一边云淡风轻地说着，“不过也值了，人活一辈子，就得出去多走走，开开眼界。”

我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一句话也插不上。欧洲，那对我来说，是电视里才有的地方，遥远得像另一个星球。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儿子上大学的这个城市。

“妈，您下次去哪儿玩，带上我跟张伟呗。”林珊笑着撒娇。

“行啊，等你们俩有空。我跟你爸正商量着，明年开春去日本看樱花呢，到时候你们要是得空，就一起去。”王琴满口答应，然后话锋一转，看向我和老张，“亲家，你们俩平时也该多出去转转，别总在家里闷着。现在交通也方便。”

我尴尬地笑了笑，含糊地应道：“是，是，我们平时也常在附近公园溜达。”

老张倒是实在，直接说：“我们退了休，就想清静清静，跑不动了。”

王琴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恶意，但我却读出了一丝优越感。或许是我想多了，是我自己太敏感。

“说到退休，”王琴像是想起了什么，对林珊说，“珊珊，你爸那个老同事，前两天还打电话来，说是他女儿想考公务员，问你爸有没有什么门路。你说现在这孩子们，都想往体制内挤，图个稳定。不像我们那时候，都愿意去厂里，当个工人多光荣。”

她这话，又像一根针，不偏不倚地扎在了我心上。我和老张，就是她口中“光荣的工人”，可如今，我们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和他们这些事业单位退下来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我只能干巴巴地附和一句。

“亲家母以前是在哪个单位啊？”王琴随口问道。

“纺织厂。”我低声回答，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哦，纺织厂好啊，我们年轻那会儿，能进纺织厂的女工，可都是百里挑一的。”王琴客气地恭维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埋头吃饭。一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他们聊的话题，从理财产品到股票基金，从国外旅游到子女教育，每一个都离我的生活那么遥远。我就像一个闯入了别人宴会的局外人，坐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

饭后，张伟和老张在客厅看球赛，林珊和王琴在厨房收拾。我本想进去帮忙，王琴却把我推了出来：“亲家母，您快歇着吧，坐了一天车也累了。这里有我们俩就行。”

我只好讪讪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电视里人声鼎沸，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我能听到厨房里传来她们母女俩的笑声和低语。

“妈，我跟您说，乐乐他们班那个小胖，他妈妈给报了三个兴趣班，钢琴、马术、乐高，一年下来好几万呢。”是林珊的声音。

“这算什么，你王阿姨家的孙子，上的那个国际幼儿园，一年学费就二十万。人家那教育理念，跟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是王琴的声音。

“太夸张了吧……我们家乐乐，以后可怎么办啊。”

“所以说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你跟张伟，也得早点做规划。我跟你爸那点退休金，以后还不都是留给你们的。对了，我让你爸给乐乐买的那个教育基金，你记得按时看看收益……”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也不想再听了。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凉得像块冰。我一直以为，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拿出两千块钱补贴他们，是在为他们分担。可现在看来，我那两千块钱，在他们讨论的那些数字面前，渺小得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我的付出，我的牺牲，在巨大的经济差距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

那一刻，我甚至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非要自己出那三千块钱的旅游费。我就应该坦然承认，我没钱，我出不起。那样或许会丢脸，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心里堵得发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第3章 “李姐，你没有退休金吗？”

海洋公园之旅，对乐乐来说是天堂，对我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煎熬。看着门票、餐饮、纪念品的价格标签，我总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换算，这得是我买多少斤菜，省下多少次公交车钱才能换来的。王琴给乐乐买了一个一百八十八块钱的海豚毛绒玩具，眼睛都没眨一下。而我，只在临走时，给乐乐买了一根十块钱的棒棒糖，那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

整个旅途中，王琴和林珊聊着各种我听不懂的护肤品品牌和时尚潮流，老张和张伟讨论着国家大事和体育新闻，我像个透明人，只能跟在他们身后，努力挤出笑容，假装自己也很开心。

从儿子家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病。整个人都提不起精神，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老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也不知道怎么劝我。

那天，我正坐在阳台上发呆，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着接起来，对面传来一个既熟悉又有些遥远的声音。

“是……是秀兰吗？我是李桂芬啊！”

李桂芬，李姐。我的脑子转了好几圈，才从记忆的角落里把这个名字翻了出来。她是以前纺织厂的老同事，跟我一个车间的，比我大几岁。我们曾经关系很好，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她下岗早，我们就渐渐断了联系。

“李姐？哎呀，是你啊！你怎么有我电话的？”我有些惊喜，也有些意外。

“我问了好多人才打听到的。秀兰，你现在身体还好吗？我……我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李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带着一丝疲惫和恳求。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想到了“借钱”两个字。这些年，因为钱的事，我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问：“李姐，你说，什么事？”

“我……我老伴儿，他病了，脑梗，现在在市医院住院。我想……想找个人替我两天，让我能回家喘口气，拿点东西。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了。我知道你人好，心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我给你钱。”

听到不是借钱，我松了口气，但心里又泛起一阵酸楚。我连忙说：“李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谈什么钱不钱的。你把地址发给我，我明天就过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曾经在车间里那么爽朗能干的李姐，如今听起来，却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市医院。在住院部三楼的走廊尽头，我看到了李姐。十几年不见，她老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头发白了大半，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浑浊，充满了疲惫。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脚上是一双沾着泥点的布鞋。

“秀兰！”她看到我，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像干枯的树皮。

“李姐。”我叫了她一声，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病房里是浓重的药水味，李姐的老伴儿躺在床上，插着鼻饲管，毫无生气。李姐跟我简单交代了一下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急匆匆地准备回家。临走前，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零零散散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硬币。她数出五十块钱，硬要塞给我。

“秀秀兰，我知道不多，你别嫌弃。这是我昨天去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的，你拿着，中午买点饭吃。”她说话的时候，嘴唇都在哆嗦。

我死活不肯要，把钱硬推了回去：“李姐，你再这样，我可就走了。你快回家休息吧，这里有我呢。”

把李姐送走后，我坐在病床边，看着床上那个沉睡的老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没有滤镜，没有美化，只有赤裸裸的艰辛和无奈。

中午，我去食堂打了份饭，一份米饭，一个素菜，五块钱。吃完饭，我回到病房，帮李姐的老伴儿擦了擦身子。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异常平静。

下午，李姐回来了，眼眶红红的，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小米粥。她告诉我，她回家把攒下来的废品都卖了，换了三十多块钱。

我们俩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聊起了这些年的事。我才知道，李姐下岗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做保洁，刷盘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她男人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两人都没有退休金，唯一的指望，就是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农村养老保险。

“有时候真觉得，活不下去了。”李姐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这住院一天，就得花掉我一个月的工钱。医生说，后续的康复治疗，更是个无底洞。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几年啊……”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拍着她的背，递给她一张纸巾。

“秀兰，你现在好吧？我听说你内退了，每个月都有退休金拿，真好。”李姐擦了擦眼泪，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羡慕。

我愣住了。

“好什么呀，我那点钱，少得可怜。”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常年盘踞在我心里的那份羞耻感，又冒了出来。

“还少？”李姐的音调一下子提高了，“秀兰，你一个月能拿多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两千。”

我说完，已经准备好迎接她可能投来的、带有一丝同情的目光。可我没想到，李姐的眼睛里，迸发出的却是难以置信的光芒。

“两千？！”她像是听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我的天哪，秀兰！一个月两千块！你这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了啊！”

我被她的反应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不知道，”李姐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摇了摇，“有了这两千块，就等于有了一个天大的靠山！你不用像我这样，快六十岁了，还得天天出去给人当牛做马。你不用担心下个月的饭钱在哪里，不用害怕生一场病就把家底掏空。每个月，都有钱准时打到你卡上，风雨无阻。这哪里是钱啊，这是命啊！是咱们这种人，想都不敢想的福气！”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那份真挚到不掺任何杂质的羡慕，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羞于承认的两千块钱，在她眼里，是神仙日子，是天大的靠山，是想都不敢想的福气。

那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李姐的话。我路过菜市场，看到那些为了几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老人；我路过建筑工地，看到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工人，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我路过凌晨的街道，看到环卫工人在昏黄的路灯下，佝偻着身子清扫着城市的垃圾。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眼睛，一直都只盯着比我好的人，盯着亲家母王琴手上的翡翠镯子，盯着她们谈论的欧洲和日本。我却从来没有回头看过，在我的身后，还有那么多像李姐一样，在生活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的人。

我的那两千块钱，确实买不来欧洲的机票，也买不起昂贵的兴趣班。但是，它能让我和老张，在晚年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它能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有底气走进医院；能让我们在想吃肉的时候，不用犹豫太久；能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夜，安稳地睡在温暖的被窝里，而不用担心明天的生计。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吗？一种被我长久以来，视而不见的幸福。

第4章 那件的确良衬衫

在医院陪了李姐两天，我的心像是被彻底清洗了一遍。回到家，看到老张给我留的饭菜，我第一次没有因为他又多炒了一个肉菜而唠叨他。我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把饭吃完，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那个周末，我整理旧衣物，准备把一些不穿的衣服捐出去。在衣柜的最深处，我翻出了一个小木箱。打开箱子，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件衣服，最上面的一件，是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

这件衬衫，是我进纺织厂后，用自己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揣着三十六块五毛钱的工资，心里激动得像是要飞起来。我和几个同宿舍的姐妹，手挽着手，去了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件衬衫。它那么白，那么挺括，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那时候，的确良是最新潮、最时髦的料子，滑溜溜的，不用熨烫，穿在身上特别精神。这件衬衫要十二块钱，几乎是我三分之一的工资。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穿上新衬衫的那天，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骄傲的姑娘。我走在厂区里，腰杆挺得笔直，感觉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看我。车间主任看到了，还特意夸了一句：“小陈，穿上这身，更像个技术骨干了！”

那时候的纺织厂，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是国有大厂，福利好，待遇高，说出去都倍儿有面子。我们每天三班倒，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看着一匹匹洁白的棉布从自己手中诞生，那种成就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法理解的。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织布，是在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每一滴汗水，都有价值。

我和老张，就是在厂里认识的。他是维修车间的，技术好，人也老实。每次我们车间的机器出了问题，他总是第一个赶到。他穿着一身油渍斑斑的蓝色工作服，额头上冒着汗，专注地修理机器的样子，特别迷人。后来，我们结婚了，分了厂里的福利房，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套间。虽然小，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再后来，张伟出生了。为了照顾孩子，我放弃了提干的机会，主动申请调到了后勤岗位。工资少了，活儿也清闲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看着张伟一天天长大，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那些年，是我们家最幸福，也是我最意气风发的日子。我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我没想到，变革的浪潮来得那么快。

九十年代末，厂子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我们这种老国企，显得笨重而迟缓。订单越来越少，工资开始拖欠，人心也渐渐散了。很多有门路的同事，都陆陆续续地跳槽、下海了。李姐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批下岗的。她走的那天，我们好多姐妹都去送她，大家抱着哭成一团，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我留了下来。不是我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因为我胆小，我害怕改变。我习惯了厂里的生活，习惯了每天按部就班。而且，老张还在，我们俩总得有一个人守着这份“铁饭碗”。

再后来，厂子经过几次改制、重组，最后被一家私企收购了。我们这些老员工，要么拿一笔遣散费自谋生路，要么就以内退的方式，等着到年龄拿一份微薄的养老金。我和老张商量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内退。因为我们算了算，如果拿了遣散费，我们这点年纪，又没什么别的技能，出去能干什么呢？还不如守着这份虽然不多、但旱涝保收的退休金，来得安稳。

办理内退手续那天，我把所有的工牌、文件都交了上去。走出那个我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厂区大门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栋熟悉的办公楼，心里空落落的。我的青春，我的汗水，我所有的骄傲和梦想，都留在了这里。

而最后，这一切，都转化成了我那本存折上，每月两千块的数字。

我拿着那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在身上比了比。衬衫已经微微泛黄，尺寸也小了，我再也穿不下了。可当年穿着它时的那份骄傲和喜悦，却仿佛就在昨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对那两千块钱耿耿于怀，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数额少，更是因为它与我曾经的付出和骄傲，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我曾以为，我为工厂奉献了整个青春，理应得到更体面的回报。可时代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渺小如尘埃。我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改变现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

我把衬衫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木箱里。合上箱盖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的某个结，也悄悄地解开了。那两千块钱，或许是对我过去辛劳的一种交代，但它绝不能定义我的现在和未来。我的价值，不应该只由这一个数字来衡量。

第5章 一碗冰糖雪梨水

心态变了，看事情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了。我不再纠结于那三千块钱的旅游费，反而开始庆幸，自己和老张身体还硬朗，能陪着孙子出去走走，看看他开心的笑脸，这本身就是一种福气。

但是，我和儿媳林珊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隔阂，并没有因此消失。它就像空气里的尘埃，平时看不见，但在阳光下，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那天，林珊给我打电话，说乐乐有点咳嗽，让我过去帮忙照顾两天，她和张伟要出差。我二话不说，当天就坐车赶了过去。

到了儿子家，我发现乐乐的咳嗽并不严重，只是偶尔咳两声。林珊却很紧张，家里买了一堆据说能增强免疫力的进口营养品，还有一个价格不菲的雾化器。

“妈，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支气管炎。您记得每天早晚给他做一次雾化，还有这个营养液，一天两次，一次五毫升。”林珊一边收拾行李，一边事无巨细地交代着。

我看着那些包装精美的瓶瓶罐罐，上面的外文我一个字也看不懂，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在我们那个年代，孩子咳嗽，熬一碗冰糖雪梨水喝下去，也就好了。现在养孩子，怎么就这么金贵了呢？

但我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头记下。我知道，这是代沟，是育儿观念的不同，争论没有意义。

林珊和张伟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乐乐。我按照林珊的嘱咐，每天给乐乐做雾化，喂他喝营养液。可乐乐的咳嗽，却不见好，反而有加重的趋势，晚上睡觉都咳得厉害。

我心里着急，想带他去医院看看，又怕林珊回来怪我小题大做。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用我的“土办法”试试。

我下楼去超市，买了两个大雪梨，一包冰糖。回到家，我把雪梨去皮去核，切成小块，和冰糖一起放在碗里，隔水蒸了一个小时。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清甜的香气。

我把温热的雪梨汤端给乐乐：“乐乐，来，喝点这个，奶奶做的，甜甜的，喝了就不咳嗽了。”

乐乐很乖，小口小口地喝了半碗。

当天晚上，他的咳嗽果然轻了许多，一夜都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我继续给他蒸梨水喝。到了第三天，林珊和张伟出差回来，乐乐的咳嗽已经基本好了，只是偶尔还会咳一声。

林珊一进门，就紧张地问：“妈，乐乐怎么样？咳嗽好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基本不咳了。”我笑着说，心里还有点小得意，想等她夸我几句。

林珊放下行李，立刻去检查那些药和营养品，她看了一眼营养液的瓶子，皱起了眉头：“妈，这营养液怎么好像没怎么少啊？您没按时给乐乐喝吗？”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质问，我心里的那点得意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我……我给他喝了，就是……就是他不太爱喝。”我有些心虚，不敢说自己给他喝了梨水。

“妈，这个很贵的，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对气管好。您得盯着他喝啊。”林珊的语气有些埋怨。

我没吭声，转身去厨房，把锅里温着的冰糖雪梨端了出来：“珊珊，你跟张伟也累了吧，喝点梨水润润喉咙。我给乐乐蒸的，他喝了两天，咳嗽就好多了。”

林珊看着那碗黄澄澄的梨水，愣了一下，随即脸色就变了。她没有接，反而声音一下子冷了下来：“妈，您给乐乐喝这个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孩子生病，不能乱吃东西！梨是凉性的，他本来就咳嗽，您还给他吃这个，万一加重了怎么办？”

我被她这番话说得懵了，手足无措地端着那碗梨水，站在原地。

“我……我看他喝了挺好的啊，都不怎么咳了。”我小声地辩解。

“那是他自己抵抗力好，快好了！您以后别再给他弄这些东西了，我们讲究科学喂养，不是您那个年代了。”林珊的语气很坚决，甚至有些不客气。

我的心，像是被那碗梨水烫了一下，又迅速地凉了下去。我的一片好心，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指责。我觉得委屈，更觉得难堪。在她眼里，我那些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不过是愚昧和落后的“土办法”。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年龄，更是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

那天晚上，我没在儿子家住，执意要回自己家。张伟看出了气氛不对，想留我，被我拒绝了。

坐在回家的末班车上，窗外的霓虹灯一盏盏地向后掠去，像一道道流光溢彩的伤口。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心里空荡荡的。

这一次，没有激烈的争吵，甚至没有提高音量。但林珊那个冰冷的眼神，那句“不是您那个年代了”，却像一把无形的刀，在我心里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他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努力地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想要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可结果，却总是弄巧成拙，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也许，保持距离，才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

第6章 保洁阿姨的“铁饭碗”

从儿子家回来后，我好几天都闷闷不乐。老张看我情绪不对，变着法地逗我开心，可我心里那个疙瘩，怎么也解不开。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没用了，连带个孙子都带不好。

就在我最低落的时候，我又接到了李姐的电话。她老伴儿的情况稳定下来，出院回家做康复了。为了感谢我，她非要请我吃顿饭。我本想拒绝，但听她语气里的那份坚持，又不忍心，只好答应了。

我们约在小区附近的一家小面馆。李姐看起来比在医院时精神了一些，但眉宇间的愁苦依然没有散去。

我们一人点了一碗牛肉面，李姐还特意多加了一份牛肉，说要给我补补。

“秀兰，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李姐感激地说。

“说这些干嘛，咱们谁跟谁。”我摆摆手。

吃饭的时候，我们又聊起了各自的生活。我忍不住，把在儿子家的那点委屈，跟她倒了豆子。我说起林珊的“科学喂养”，说起那碗被嫌弃的冰糖雪梨水，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李姐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唉，都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想的不一样了。不过，秀兰，你比我强多了。你起码还能去儿子家帮帮忙，他们还愿意让你去。我那个儿子，自从结了婚，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面。我就是想去看看孙子，人家儿媳妇都嫌我身上脏，怕带了细菌给孩子。”

李姐的话，让我心里一惊。我从没想过，还有比我更难堪的处境。

“你儿子他们……也住在这个城市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住这儿，在省城呢。条件比你家张伟还好，住的是大别墅。”李姐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骄傲，反而充满了落寞，“可那有啥用呢？人家有钱，请了保姆，根本用不着我这个老婆子。我去了，人家还嫌我碍手碍脚，说话做事都土里土气的，给他们丢人。”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她。

“不说这些了，越说越来气。”李姐摆了摆手，话锋一转，“秀兰，我跟你说个事儿。前两天，我去找活儿干，去了你儿子他们那个小区。”

“我们家那个小区？”我有些意外。

“是啊，叫什么‘金色江畔’，对吧？那可是咱们这儿最高档的小区了。我去找那里的保洁公司，想看看有没有活儿。人家经理问了我半天，最后问我有没有社保，有没有退休金。我说没有。人家当场就不要我了。”

“为什么？做保洁还要这些？”我十分不解。

“人家说了，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又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不敢用。万一在小区里干活，磕了碰了，或者突发个什么疾病，他们公司就要承担全部责任。风险太大了。”李姐一脸的无奈，“后来我跟一个在那儿干活的保洁大姐聊天，才知道，人家公司现在招人，都优先招有退休金的。哪怕退休金不高，一个月一两千块钱，都行。”

我愣住了，夹着面条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李姐没注意到我的异样，继续说道：“那个大姐就跟你情况差不多，也是厂里退下来的，退休金一千八。她说，她来这儿干活，纯粹是为了找点事做，活动活动筋骨，顺便再挣点零花钱。人家公司就特别欢迎她这样的。因为她自己有医疗保险，万一生了病，她可以走自己的医保报销，公司就没那么多后顾之忧了。而且，有退休金的人，心态不一样，不会为了几百块钱斤斤计较，干活也踏实。”

李姐喝了口面汤，感慨道：“你说说，这世道是不是变了？以前咱们是工人，人家是农民。现在，咱们退休了，拿着退休金，反倒成了人家用人单位眼里的‘香饽饽’了。我当时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转念一想，人家说得也在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又流露出那种我熟悉的、混杂着羡慕和感慨的神情：“秀兰，你听姐一句劝。你那两千块钱，就是你的底气，是你的‘铁饭碗’！有了它，你想去儿子家就去，不想去就在家歇着。你想出去找点活儿干，有的是地方抢着要你。你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至于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她们年轻人有她们的想法，咱们过咱们的日子。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舒坦了，比什么都强！”

李姐的这番话，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一直把这两千块钱看作是我的负担和耻辱，却从未想过，它在另一个层面上，竟然赋予了我选择的自由和底气。

它就像一张无形的社会安全网，虽然不大，但足以在我跌倒的时候，将我稳稳地接住。有了它，我就不是一个需要完全依附于子女的、一无所有的老人。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我自己的收入，我自己的保障。

那一刻，我心里那个因为冰糖雪梨而结下的疙瘩，彻底烟消云散了。我不再感到委屈，也不再感到自卑。林珊有她的“科学喂养”，我也有我的“退休保障”。我们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拥有不同的人生而已。谁也不比谁更高贵，谁也不比谁更卑微。

那碗牛肉面，我吃得酣畅淋漓，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走出面馆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看着身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如此真实，又如此可爱。

第7章 一件新毛衣的价值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了重启键。我不再每天唉声叹气，也不再盯着那本压在箱底的存折自怨自艾。我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老年大学报了个名，学织毛衣。年轻时我就喜欢做点针线活，只是后来为了生活奔波，这门手艺就荒废了。现在重新拾起来，不仅能打发时间，还能让我找到久违的成就感。

我给老张织了一件深灰色的羊毛背心，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天天穿着在小区里溜达，见人就炫耀：“看，我老婆子给我织的，暖和吧？”

我也开始学着“乱花钱”了。有一次路过一家新开的面包店，闻到里面飘出的香味，我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走进去，给自己买了一块十五块钱的提拉米苏蛋糕。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这种“洋玩意儿”。我坐在店里靠窗的位置，用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那绵密香甜的滋味，从舌尖一直甜到了心里。

我把这些变化，用微信分享给张伟。我学会了发朋友圈，晒我新织的围巾，晒我和老张在公园里拍的合影，晒我做的卖相不怎么样的蛋糕。我不再刻意地去关注林珊和亲家母的朋友圈，不再用她们光鲜亮丽的生活来刺痛自己。

让我意外的是，林珊开始主动给我点赞，偶尔还会评论一句：“妈，您这围巾织得真好看！”或者“妈，您和爸气色真好！”

我知道，这只是客套。但我的心态变了，哪怕是客套，我也愿意把它当作一种善意的交流。

乐乐放暑假，张伟打电话来，问我们愿不愿意过去住一段时间。我欣然答应了。

这一次去儿子家，我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自己放在一个“保姆”或者“付出者”的位置上。我就是我，陈秀兰，是来探望儿子和孙子的奶奶。

林珊依旧忙碌，依旧讲究她的“科学喂养”。我不再试图用我的“土办法”去挑战她的权威。她给乐乐吃进口的营养品，我就在一旁看着，笑着说：“我们乐乐真棒，吃了这个，长得更高更壮。”她不让乐乐吃零食，我也坚决不偷偷给他买。

但我会用我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爱。我每天花一下午的时间，用五颜六色的毛线，给乐乐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有小兔子、小老虎、小熊。那些毛线玩偶，虽然没有商场里卖的精致，但每一个都充满了我的心意。

乐乐特别喜欢，每天抱着我织的小兔子睡觉。林珊看到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我从未见过的神情。

有一天晚上，乐乐睡着后，林珊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走到我房间。

“妈，您还没睡呢？”她在我床边坐下。

“没呢，人老了，觉少。”我放下手里的毛线针，笑着说。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气氛稍微有些尴尬。

“妈，”林珊先开了口，她指了指床头柜上那个我新织的小老虎，“您这手艺，真好。比外面买的那些玩具有意思多了。乐乐特别喜欢。”

“他喜欢就好。我闲着也是闲着。”我淡淡地说。

林珊拿起那个小老虎，仔细地端详着，轻声说：“我小时候，我妈也给我织过毛衣。后来……后来她工作忙，就再也没织过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怅惘。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一直在我面前表现得强势、能干、甚至有些冷漠的儿媳妇，其实内心深处，也只是一个渴望温暖和爱的普通女人。她追求的那些昂贵的、科学的东西，或许只是为了填补她内心的某种不安全感。

“妈，之前……之前乐乐咳嗽那次，是我说话太冲了，您别往心里去。”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很认真地道歉。

我愣住了，完全没想到她会主动提起这件事。

我摇了摇头，发自内心地笑了：“都过去了，珊珊。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孩子好。咱们两代人，想法不一样，这很正常。你没错，我也没错。”

那一刻，我看到林珊的眼圈红了。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仿佛在那一瞬间，悄然融化了一角。

后来，我给乐乐织了一件宝蓝色的毛衣，上面有我精心设计的卡通汽车图案。林珊看到后，爱不释手。她说，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手工织的、这么有“温度”的毛衣了。她把毛衣拍了照片，发到她的朋友圈里，配的文字是：“奶奶牌的温暖，千金不换。”

我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正在阳台上晒太阳。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眯着眼睛，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我羞于承认的那两千块钱，确实买不来名牌，也换不来体面的社会地位。但是，它给了我一份安稳的晚年，一份不依赖于人的底气。而这份底气，又让我有了一份平和的心态，去重新审视我的生活，去接纳那些我无法改变的，去珍惜那些我曾经忽略的。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存折上的数字决定的。它藏在你为家人熬的一碗粥里，藏在你为孙子织的一件毛衣里，藏在你面对生活刁难时，依然能从容微笑的皱纹里。

那根曾经扎在我心里的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或许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我学会了如何与它和平共处。它提醒着我的过去，也让我更懂得，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毕竟，在这偌大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人，在羡慕着你以为平平无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