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双双下岗后丈夫和我离了婚，临走时在米缸里留下一张存折

90年，双双下岗后丈夫和我离了婚，临走时在米缸里留下一张存折

那本藏在米缸底的存折，我一直没有动。它像一块冰，沉在岁月的最深处，也冻住了我对李建国最后的一点念想。

有时候，我会想，从1990年那个秋天到今天，三十多年的光阴，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走过来的？大概不是恨，也不是爱，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我林秀英自己的，不肯倒下去的劲儿。

那一年，我和他双双下岗，厂里的红砖墙和高烟囱，一夜之间就成了我们回不去的过往。然后，他跟我离了婚，像甩掉一件不合身的旧大衣。我的人生，就在那个秋天，被拦腰斩断。

故事，要从那个一切还未崩坏，却已满是裂痕的夏天说起。

第1章 铁饭碗碎了

1990年的夏天，热得格外漫长。纺织厂车间里，巨大的轰鸣声像是要把人的魂都给吞进去。空气中飘着棉絮和机油混合的味道，闷得人喘不过气。我和李建国，就是在这片嘈杂里认识、相爱，然后结婚生子，过了十五年。我们都以为，这轰鸣声会响一辈子，就像我们俩的日子，平淡，却也安稳。

可那年夏天，厂里的风向变了。一些听起来很遥远的词，比如“改革”、“减员增效”，开始像苍蝇一样，在车间里嗡嗡地飞。起初大家都不信，铁饭awan，怎么可能说碎就碎？可渐渐地，一些老师傅开始唉声叹气，一些平日里最爱说笑的姐妹，也变得沉默寡言。那股不安，就像车间里无处不在的棉絮，悄无声息地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李建国在机修车间，是个技术好手，平时沉默寡得像块铁。可那段时间，他回来越发沉默了，连那块铁都好像生了锈。晚饭桌上，我照常给他盛满一碗饭，夹上他最爱吃的红烧肉，他只是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半天不说一句话。我们十五岁的儿子李航，正值青春期，对家里的低气压敏感又烦躁，扒两口饭就躲进自己房间里，把门摔得震天响。

“建国，你听说了吗？三车间的王姐，今天办手续了。”我试探着开口，想打破这死一样的寂静。

他“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碗里，仿佛那几粒米饭里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你说……这风会不会刮到咱们头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疲惫和烦躁。“整天瞎想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轮不到咱们。”他说完，又低下头，狠狠地扒了一大口饭。

我没再说话。我知道他的脾气，他是个把天大的事都自己扛着，把压力嚼碎了往肚子里咽的男人。他越是说没事，我心里就越是发慌。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夜里常常睁着眼睛，听着身边他沉重又不踏实的呼吸声，想到我们这个家，想到儿子李航的学费，想到年迈的父母，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着，透不过气。

为了省钱，我把家里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以前隔三差五还能见到的荤腥，现在一个星期也难得吃上一回。李建国没说什么，但李航不干了。有天晚饭，他看着桌上的一盘炒豆芽和一碗青菜汤，筷子“啪”地一声摔在桌上。

“又是这个？妈，我正在长身体，天天吃草怎么行？”

“小航，别不懂事！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我压着火气。

“我怎么不知道？不就是厂里要裁人吗？爸，你不是技术骨干吗？怕什么？”他把矛头转向了李建国。

李建国猛地一拍桌子，吼道：“吃你的饭！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

那一声怒吼，把李航吼愣了，也把我的心吼得一哆嗦。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很少这样失态。李航红着眼圈，瞪着他爸，然后抓起书包就冲出了家门。我追出去，只看到他消失在楼道的黑暗里。

那天晚上，李建国在阳台上抽了一夜的烟。我默默地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可他和儿子，谁都没有回来吃。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饭桌前，看着那盘没怎么动的炒豆芽，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感觉我们的家，就像一艘在暴风雨里飘摇的小船，随时都可能被一个浪头打翻。

真正的暴风雨，在一个月后，毫无征兆地来了。

那天，厂里的大喇叭通知全体职工开会。我和李建国一前一后地走进那座我们待了十五年的大礼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般的凝重。厂长站在台上，念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每念出一个名字，人群里就发出一阵压抑的抽泣或惊呼。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紧紧地攥着衣角。我不敢去看李建国，但我能感觉到他站在我身边的身体，像一尊石雕一样僵硬。

“林秀英。”

当我的名字被念出来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周围的姐妹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浑身湿冷，却又麻木得感觉不到。

我浑浑噩噩地站着，直到听到下一个名字。

“李建国。”

我猛地转过头，看向他。他的脸在礼堂昏暗的光线下，白得像一张纸。他没有看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台上的厂长，眼神里有震惊，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彻底击垮的茫然。

我们俩，双双下岗了。我们这个家的两根顶梁柱，在同一天，被齐齐地折断了。

从礼堂回家的路，不过短短十分钟，却感觉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只有两道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影子，沉默地跟在身后。街坊邻居们看到我们，都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那种眼神，像针一样，扎得我生疼。

回到家，李建国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我像个游魂一样，走进厨房，想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连拿起锅铲的力气都没有。我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到地上，终于忍不住，把脸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那哭声，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绝望。

我们的铁饭碗，就这么碎了。碎掉的，不只是工作，还有我们对生活所有的信心和尊严。

第2章 无声的墙

下岗后的日子，像是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波澜，却能把人慢慢溺毙。

家里的空间仿佛一下子变小了，小到我和李建国两个人待在里面，都觉得拥挤和窒息。他不再是那个每天穿着蓝色工装、身上带着机油味回家的丈夫，我也不再是那个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我们都成了一无是处的“闲人”，每天面对面坐着，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那段日子，他迷上了抽烟，一天两包都不够。家里那间十几平米的客厅，总是烟雾缭绕，呛得人眼睛疼。我说了他几次，让他少抽点，对身体不好，也费钱。他只是烦躁地摆摆手：“知道了，知道了。”可手里的烟，却一根接一根，从未停过。

我开始出去找活干。那个年代，一个四十岁的下岗女工，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呢？我去过餐厅洗盘子，洗到双手泡得发白起皱；我去过工地给人做饭，被油烟熏得眼泪直流；我还去给人做过保姆，受尽了白眼和苛责。可不管多苦多累，我都没吭过一声。我觉得，只要我还在动，这个家就还有希望。

每次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看到的都是李建国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或是对着窗外发呆，满地的烟头是他一天活动的唯一见证。我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几十块钱放在桌上，跟他说：“建国，这是我今天挣的，够咱们家一个星期的菜钱了。”

他会看一眼那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钞票，眼神复杂，然后闷闷地说一句：“辛苦了。”再无下文。

我多希望他能跟我说说话，哪怕是抱怨几句，或者跟我商量一下以后怎么办。可是没有。我们之间，仿佛砌起了一堵无声的墙，谁也走不进对方的心里。他有他的骄傲和失落，我也有我的委屈和疲惫。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那堵墙，生怕它一倒，连这个家最后的空壳子都保不住了。

家里的气氛，儿子李航是感受最深的。他变得越来越不爱回家，宁可在学校跟同学多待一会儿，也不想回到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他的成绩一落千丈，老师为此叫我去了一趟学校。

班主任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很客气地跟我说：“李航妈妈，我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但是孩子正是关键时期，不能放松啊。他最近上课总是走神，作业也经常不交，这样下去，考高中都危险。”

我低着头，不停地道歉：“老师，对不起，是我们的问题。我回去一定好好跟他说。”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李航说，更不知道该怎么跟李建国说。这个家，已经经不起任何风波了。

那天晚上，我特意用刚挣来的钱，买了块肉，炖了一锅土豆。我想，一家人好好吃顿饭，把话说开。饭桌上，我给李航夹了一块最大的肉，温和地说：“小航，今天你们老师找我了。”

李航的脸立刻沉了下来，筷子也放下了。

“他说你最近学习不专心，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跟妈说说？”

“我能有什么心事？还不是因为你们！”他突然就爆发了，声音又尖又响，“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我爸妈下岗了！他们都在背后笑话我！我爸整天在家跟个活死人一样，你呢？天天出去干那些丢人的活！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他的话像一把把尖刀，狠狠地插在我的心上。我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是为了谁！”一直沉默的李建国突然站了起来，指着李航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孝子！滚！你给我滚出去！”

“滚就滚！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李航也吼了回去，他抓起门边的外套，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门被重重地摔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我和李建国，还有一桌子慢慢变凉的饭菜。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我哭我的委屈，哭儿子的不懂事，也哭这个家摇摇欲坠的未来。

李建国没有安慰我。他走回沙发，点燃一根烟，猛吸了一口。烟雾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到他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秀英，别哭了。是我没用，是我这个男人没用。”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角落，突然就凉了下去。我意识到，压垮他的，不只是下岗，更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责任感的全面崩塌。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用沉默和香烟，惩罚着自己，也折磨着我们。

那堵墙，在我们之间，变得更高，更厚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

第3章 最后一根稻草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氛围里，一天天挨过。我和李建国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整天，我们都说不了三句话。他依旧把自己关在那个由香烟和沉默构筑的世界里，而我，则像一只陀螺，为了生计不停地旋转，从一个零工，到另一个零工。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哥林国强的到来。

我哥在一家效益还不错的单位当个小领导，日子比我们好过得多。他一直担心我，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问问情况。那天，他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没打招呼就来了。

当时李建国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看到我哥进来，他只是勉强地扯了扯嘴角，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又恢复了那副活死人般的模样。

我哥把东西放下，有米，有油，还有给李航买的零食。他看着满屋子的烟味，皱了皱眉，把我拉到厨房。

“秀英，你们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建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哥压低了声音，但语气里的担忧和责备却很明显。

我苦笑着摇摇头：“哥，别提了。他心里苦，过不去这个坎。”

“过不去也得过啊！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就这么垮了吧？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我哥心疼地看着我，“小航呢？那孩子没受影响吧？”

提到李航，我的心又是一沉。我把前几天在学校和家里的事，一五一十地跟我哥说了。我哥听完，气得直拍大腿。

“糊涂！你们俩都糊涂！这个时候，更应该振作起来给孩子做个榜样啊！”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里是五百块钱，你先拿着应急。别苦了自己，也别苦了孩子。”

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像是捏着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手心发疼。我推辞着：“哥，这怎么行？你家里也不宽裕……”

“跟我还客气什么？拿着！”我哥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有困难就跟哥说，别一个人硬扛着。”

我们的对话，并没有逃过客厅里那双耳朵。就在我哥把信封硬塞进我口袋里的时候，李建国突然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卧室，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哥尴尬地愣在原地。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李建国的自尊心，比天还大。我哥的接济，在他看来，无异于一种羞辱。

那天我哥没坐多久就走了。他走后，我把那五百块钱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想等李建国出来的时候跟他解释一下。可他一直没出来。晚饭我做好了，去敲门，他也不应。

那一夜，我们分房睡了。这是我们结婚十五年来，第一次。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辗转反侧，心里七上八下。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被我哥那五百块钱，彻底砸碎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饭桌前。桌上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他的面前，是一碗没动的粥，已经凉了。

我走过去，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抬起头，一夜之间，他好像老了十岁。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下巴上是青灰色的胡茬。他看着我，眼神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秀英，我们离婚吧。”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我以为我听错了，我扶着桌子，勉强站稳，颤抖着问：“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丝毫波澜，“这样下去，对谁都是折磨。对你，对我，对小航，都是。”

“折磨？李建国，我们是夫妻！夫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家里只是遇到了点困难，你怎么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眼泪涌了上来。

“困难？”他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这不是困难，这是绝路。我没用了，林秀英，我养活不了你们娘俩了。我不想再看到你每天累得半死回来，还要看我这张丧气的脸。我也不想再看到你哥拿着钱来可怜我。”

他的话，句句诛心。我这才明白，他不是不爱了，他是觉得自己不配了。他的骄傲，他的自尊，在现实面前被碾得粉碎，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来逃避。

“我不离！我死也不同意！”我哭着喊道。

他没有再跟我争辩，只是把桌上的那张纸推到我面前。“我已经想好了。房子留给你们娘俩，厂里分的这套房子，本来就有你一半。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小航跟你，我每个月……会想办法给他寄抚养费的。”

我看着那张纸上用他熟悉的字迹写下的“离婚协议书”五个字，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十五年的夫妻情分，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就浓缩成了这薄薄的一张纸。

“李建国，你看着我，”我抓住他的胳膊，强迫他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了？下岗只是个借口，对不对？”

我宁愿相信是背叛，也不愿相信是生活的窘迫，就这么轻易地击垮了我们的婚姻。

他被我的话刺痛了，猛地甩开我的手，眼睛也红了。“林秀英！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李建国这辈子，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娘俩！”

说完，他抓起笔，在那张协议书上，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写得力透纸背，像是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然后，他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卧室，再也没有出来。

我瘫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知道，一切都完了。我哥那五百块钱，成了压死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4章 米缸里的存折

签下离婚协议后的那几天，家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李建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我则像个行尸走肉，机械地做着家务，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都在等，等一个最终的宣判。

儿子李航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传声筒。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不再吵闹，只是每天默默地吃饭，上学，然后把自己关进房间。有时候，我能听到他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哭声，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这个家散了，伤得最深的，终究是孩子。

那段日子，我常常在夜里惊醒，然后呆呆地坐着，回忆我和李建国的过往。我想起我们刚进厂时，他还是个青涩的小伙子，我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我们是在厂里组织的联欢会上一见钟情的。他不会说话，就闷头给我削苹果，一个苹果皮，能从头到尾不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人，老实，靠得住。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几桌，请了些关系好的同事。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我穿着一件红色的新布衫，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婚后，我们住进了厂里分的这间小小的筒子楼，一住就是十五年。在这里，我们迎来了儿子李航的出生，也在这里，我们经历了生活中的所有酸甜苦辣。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生了重病，高烧不退。他背着我，在及膝深的大雪里，一步一步走到十几里外的县医院。我趴在他宽阔的背上，感觉那么温暖，那么安全。我以为，这个背，可以让我靠一辈子。

我还记得，李航小时候调皮，爬树摔断了胳膊。李建国心疼得整夜整夜不睡觉，守在儿子床边。他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地学着给儿子喂饭、擦身。那时候的他，是多么有担当，多么温柔的一个父亲和丈夫。

可现在，这个曾经为我踏雪、为儿子熬夜的男人，却要抛下我们，独自离开了。

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越是回忆，心就越痛。我不明白，为什么十五年的情分，抵不过一次下岗的打击？是我们爱得不够深，还是生活真的太过残酷？

终于，到了去民政局办手续的那一天。

我们俩一路无话，像两个即将上刑场的犯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了我们几个问题，问我们是不是自愿离婚，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有没有协商好。

李建国都替我回答了，声音嘶哑，却很坚定。轮到我签字的时候，我握着笔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我抬头看了一眼李建国，他没有看我，只是把脸转向了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几片枯黄的叶子，在秋风里打着旋，飘落下来。

我的心，也跟着那落叶，一起沉了下去。我闭上眼睛，一狠心，签下了我的名字。

走出民政局，我们手里各多了一个墨绿色的本子。天，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冷冷的，打在脸上。

“我……走了。”他低声说。

“去哪儿？”我下意识地问。

“不知道，去南方看看吧，听说那边机会多。”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塞给我，“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你拿着，给小航买点吃的。”

我没有接。

他把钱又塞回口袋，苦笑了一下。“那我走了。你……保重。”

他转身，没有再回头，很快就消失在了细密的雨幕中。我站在原地，任凭冰冷的雨水打湿我的头发和衣服，却感觉不到一丝寒冷。因为我的心，已经彻底冻僵了。

他走得很彻底。只带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个小小的帆布包。家里所有的一切，都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只是，那个属于他的位置，永远地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强迫自己忙碌起来。我告诉自己，为了儿子，我不能倒下。我找了两份工，白天在一家小饭馆帮厨，晚上去给人家打扫办公室。每天累得像条狗，回到家倒头就睡，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伤心事了。

李航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他不再跟我顶嘴，放学回家会主动写作业，甚至还会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破碎的家。

大概是一个星期后，家里的米快吃完了。我拿着米勺，去厨房的米缸里舀米。那口半人高的陶瓷米缸，是当年我们结婚时，我妈送给我的嫁妆。她说，米缸满了，日子就饿不着。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不管多难，我都会让家里的米缸是满的。

我把米勺伸进米缸深处，感觉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我以为是米结了块，就用手去扒拉。可指尖传来的，却是一种光滑而坚硬的触感。

我心里一动，把手伸进去，摸索了半天，终于把那个东西掏了出来。

那是一本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存折。

我愣住了。我们家所有的钱，都由我管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本存折。我颤抖着手，打开塑料袋，翻开了那本崭新的存折。

户主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林秀英。

开户日期，是李建国离开的第二天。

而当我看到存折上的数字时，我的呼吸瞬间停止了。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叁仟元整。

三千块！在1990年，那是一笔巨款！是我们俩在厂里十几年，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全部家当！我一直以为，这笔钱，在下岗后这段时间的开销里，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一分没动，还用我的名字，重新存了起来。

他是什么时候，背着我办了这张存折？又是什么时候，悄悄地把它藏在了米缸的最底下？

我拿着那本薄薄的存折，手却重得像有千斤。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离婚协议上，写下自己净身出户；为什么在离开时，身上只带着几十块钱。他不是抛弃了这个家，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家托付给了我。他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自己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

这个男人，他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却又用最笨拙的方式，留下了他最后的温柔和责任。

我再也控制不住，蹲在米缸前，抱着那本存折，失声痛哭。这一次的眼泪，不再是绝望和怨恨，而是五味杂陈，是心痛，是酸楚，也是一丝说不清的，被深深刺痛的感动。

第5章 哥哥的劝说

我拿着那本存折，在厨房的地上坐了很久，直到双腿都麻了，才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儿子李航还没有回来。我心里乱成一团麻，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三千块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慌。

我把存折重新用塑料袋包好，放回米缸，然后开始做饭。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锅里，盐放多了，菜也炒糊了。李航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担忧地问：“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摇摇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妈就是今天太累了。”

那一晚，我一夜没睡。我看着天花板，想着李建国。他把钱都留给了我们，那他自己呢？他一个人在外面，身无分文，要怎么过？他要去遥远的南方，路费从哪里来？到了那边，吃什么，住哪里？

我的心里充满了担忧和自责。我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他的异常，为什么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理解和安慰。如果我能多关心他一点，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现在想这些，都已经晚了。

第二天，我揣着那本存折，去了我哥林国强家。我需要找个人倾诉，需要有个人帮我拿个主意。

我哥和我嫂子正在吃早饭，看到我眼圈发黑、脸色憔悴地闯进来，都吓了一跳。

“秀英，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哥连忙站起来。

我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存折，放在了桌上。

我哥疑惑地拿起来，打开一看，也愣住了。“三千块？哪来的？”

我把发现存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嫂子听完，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杯热水，拍着我的背安慰道：“秀英，别哭了。建国他……他心里还是有你们的。他这么做，也是有他的苦衷。”

我哥则显得很激动，他把存折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苦衷？这是什么狗屁苦衷！一个大男人，有困难不想着跟老婆孩子一起扛，玩离家出走，玩净身出户，他以为自己演电视剧呢？这是不负责任！”

“国强，你少说两句！”我嫂子瞪了他一眼。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我哥气不打一处来，“他把钱留下，人走了，好像自己多伟大一样。可他想过没有，秀英一个人，带着个半大的孩子，以后日子怎么过？光有钱就行了吗？孩子能没有爹吗？”

我哥的话，虽然糙，但却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是啊，我缺的不是这三千块钱，我缺的是一个完整的家，是一个能在我累了的时候让我靠一下的肩膀，是儿子需要父亲时那个坚实的身影。

“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哽咽着问。

“还能怎么办？”我哥想了想，说，“两个办法。第一，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他不是说去南方吗？给他以前的那些工友、朋友打电话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把他找回来，好好谈谈，日子再难也得一家人一起过！”

我摇了摇头，苦涩地说：“没用的，哥。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就不会走得这么干脆了。”

“那就第二个办法，”我哥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他指了指桌上的存折，“既然他把钱留下了，就是想让你们娘俩好好过日子。秀英，你也别犯傻，别想着把钱给他送回去。你就拿着这笔钱，给自己和孩子做个打算。”

“做打算？”我茫然地看着他。

“对！你不能一辈子就这么给人打零工吧？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你得有个自己的营生。”我哥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琢磨着，你以前在厂里食堂帮过厨，你做的那个小馄饨，味道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在咱们家附近，支个摊子，卖早点，卖馄饨。本钱不大，也算是个手艺活，起码比你现在东奔西跑强。”

卖馄饨？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做生意。我一个习惯了在工厂里按部就班上班的女人，让我去抛头露面地做买卖，我……我行吗？

“哥，我……我怕我做不好。”我有些胆怯。

“有什么做不好的？事在人为！”我哥把胸脯拍得邦邦响，“你别怕，前期要置办东西，找地方，哥都帮你。你嫂子也能帮你搭把手。关键是你自己，得先从心里站起来！不能让李建国看扁了，更不能让街坊邻居看笑话！你要让他们看看，没了男人，你林秀英，照样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哥的一番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心上。是啊，我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李建国已经走了，我再怎么哭，怎么怨，他都回不来了。我还有儿子，我得为儿子撑起一片天。

我看着桌上的那本存折，它不再是烫手的烙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一丝微弱的希望。

我嫂子握住我的手，温柔地说：“秀英，你哥说得对。女人啊，什么时候都得靠自己。这笔钱，你就当是建国给你和孩子的补偿，也是你们娘俩重新开始的资本。拿着它，好好过日子，把小航培养成人，比什么都强。”

我点了点头，擦干了眼泪。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开始慢慢变得清晰和坚定起来。

离开我哥家的时候，我的脚步，比来时沉稳了许多。我把存折紧紧地攥在手里，心里暗暗发誓：李建国，你等着瞧。没有你，我和儿子，一样能过得好。

第6章 第一碗馄饨

下定决心要支个馄饨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头万绪。那段时间，我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我没有动用李建国留下的那三千块钱。那本存折，被我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压在了箱底。那是我和儿子最后的退路，也是我心里的一道坎。我想向李建国证明，也想向自己证明，不靠他留下的钱，我林秀英一样能站起来。

我拿出了自己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仅有的一百多块私房钱，作为启动资金。我哥帮我联系了一个木匠师傅，用最便宜的木料，给我打了一辆带轮子的小推车。车子很简陋，但刷上红色的油漆后，看着也挺像那么回事。我又去旧货市场，淘来了锅碗瓢盆和几张小板凳。

一切准备就绪，最关键的就是馄饨的味道。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反复试验。和面、调馅、包馄饨、熬汤底，每一个环节，我都力求做到最好。面皮要擀得薄如蝉翼，肉馅要肥瘦相间，汤底要用猪骨和鸡架小火慢熬。我常常为了一个味道，忙到深夜。

儿子李航看我这么辛苦，也懂事了许多。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到厨房来帮我。他学着择菜，学着洗碗，有时候还会笨拙地学着包馄饨。虽然他包出来的馄饨奇形怪状，但我心里却是暖的。

有一次，我熬汤熬到睡着了，差点把锅烧干。是李航及时发现，关了火，才没酿成大祸。他没有责备我，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妈，你太累了，去睡会儿吧，我看着。”

看着儿子日渐成熟的侧脸，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正在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凝聚起来。

终于，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初冬清晨，我的“林记馄饨”小摊，在巷子口正式开张了。

天还没亮，我就推着小车出了门。寒风刺骨，我冻得直哆嗦，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生怕一整天都开不了张。我把炉子生上火，锅里的高汤冒着热气，驱散了些许寒意。

第一个客人，是早起扫街的王大爷。他看着我的小摊，好奇地问：“秀英啊，你这是……开始做买卖了？”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是啊王大爷，卖点小馄饨，混口饭吃。您要不要来一碗尝尝？”

“行啊，那就来一碗！”

我赶紧手脚麻利地给他下了一碗馄饨。雪白的馄饨在滚水里翻腾，像一群小小的元宝。捞出来，浇上滚烫的骨头汤，撒上葱花、紫菜和虾皮，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就端到了王大爷面前。

他尝了一口，眼睛一亮：“嘿！你这馄饨，皮薄馅大，汤也鲜！好吃！”

听到他的夸奖，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有了第一个客人，陆陆续续地，一些早起上班的工人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也围了过来。我的小摊前，渐渐有了人气。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收钱、下馄饨、调味，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虽然累，但看着客人们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听着他们一句句“味道真不错”的夸赞，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那天收摊回家，我数着口袋里那些被汗水浸湿的零钱，一块的，五毛的，一毛的，总共卖了二十多块钱。除去成本，净赚了将近十块。

我捏着那来之不易的十块钱，手都在发抖。这点钱，跟我以前在厂里一个月的工资比，不算什么。但这是我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挣来的第一笔钱。它代表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我的希望和尊严。

晚上，我用卖馄饨挣的钱，给李航买了他念叨了很久的一本《参考书》，还割了一小块肉。饭桌上，李航一边吃着红烧肉，一边翻着新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妈，我们班同学都说，你做的馄饨是咱们这一片最好吃的。”他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笑着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妈天天挣钱，给你买好吃的。”

“妈，”他突然放下筷子，很认真地看着我，“你辛苦了。”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让我瞬间红了眼眶。所有的劳累和委屈，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我的馄饨摊，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回头客越来越多，很多人宁愿多走几步路，也要来我这里吃一碗热乎乎的馄饨。我每天起早贪黑，虽然辛苦，但日子却过得无比踏实。我和李航的生活，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一个下雪的午后，我的摊子前，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是我以前在纺织厂的同事，张姐。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秀英，真的是你啊！”她一脸惊喜，“我听人说你在巷子口卖馄饨，还不信呢。没想到你真把买卖做起来了，还做得这么好！”

我笑着给她盛了一碗馄饨：“快坐下暖和暖和。什么做买卖，就是糊口饭吃。”

我们俩聊起了家常。张姐告诉我，厂里很多人下岗后，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她还告诉我一个消息，她说她前几天在火车站，好像看到了李建国。

我的心猛地一揪，手里的勺子都差点掉了。“你……你看清楚了？”

“我也不敢肯定。”张姐说，“那人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胡子拉碴的，又黑又瘦，背着个大包裹，正在排队买去南方的慢车票。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好像听到了，回头看了一眼，但没理我，就挤进人堆里不见了。我看着那背影，越看越像他。”

听着张姐的描述，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了李建国那落魄、孤单的背影。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疼得厉害。

他终究还是走了。带着他那可怜的自尊，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那一刻，我对他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第7章 岁月的风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它不会让伤口消失，但会让伤口结痂，让你在抚摸那道疤痕时，不再感到彻骨的疼痛。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我的“林记馄饨”小摊，已经从巷子口的一个流动摊贩，变成了一家临街的小店面。店不大，只能摆下四五张桌子，但每天都是座无虚席。我不再需要起那么早，贪那么黑，还雇了一个手脚麻利的小姑娘帮忙。日子虽然依旧忙碌，但比起最初，已经安稳了太多。

这五年里，我用卖馄饨攒下的钱，把我们那间小小的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添置了新的家具。我还供儿子李航读完了高中，他很争气，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他去上大学那天，我把他送到火车站，看着他背着行囊，意气风发地踏上站台，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这个我一手拉扯大的孩子，终于长成了男子汉，有了自己的未来。

我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李建国。这五年，他音讯全无，像是在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我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在南方站稳脚跟，有没有……再成家。

我哥劝过我好几次，让我别再一个人硬撑着，趁着年纪还不算太大，找个合适的人搭伙过日子。邻里街坊也有热心人给我介绍过对象，有的是丧偶的干部，有的是离异的生意人，条件都比李建国好。

可我一一都回绝了。我不是在等他，我知道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只是觉得，我的心，好像已经在1990年那个秋天，跟着他一起死了。剩下的这点力气，只想用来好好生活，好好看着儿子成才，再也经不起任何感情上的折腾了。

关于李建国的消息，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从一个老乡的口中听到的。

那位老乡也是早年去南方闯荡的，最近才回来。他来我店里吃馄饨，认出了我。闲聊中，他无意中提起了李建国。

“秀英姐，你还记得李建国吗？就是以前机修车间的那个。”

我的心咯噔一下，故作平静地问：“记得，怎么了？”

“唉，别提了，那家伙，命苦啊。”老乡叹了口气，说，“他刚到南方那会儿，什么苦都吃过。在工地上搬过砖，在码头上扛过包，后来好不容易进了个小厂子，结果没干两年，机器出了事故，一条腿给砸断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碗差点摔在地上。

“腿……腿断了？那后来呢？”我急切地追问。

“后来厂子赔了点钱，就把他打发了。他一个残疾人，也找不到什么好活，就靠着那点赔偿款，在城中村租了个小房子，帮人修修自行车、打打气过日子。我前年回去的时候见过他一次，人瘦得脱了相，头发都白了一大半，看着比我还老。身边也没个人照顾，孤零零的，可怜得很。”

老乡后面的话，我几乎都没听进去。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几句话：“腿断了”、“头发都白了”、“孤零零的”。

我强撑着给老乡结了账，送走了他。然后，我关上店门，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他现在的生活。我想过他可能发了财，衣锦还乡；也想过他可能早已另娶他人，儿女绕膝。我唯独没有想到，他会过得这么惨。

那个曾经那么骄傲，那么要强的男人，那个宁愿跟我离婚，也不愿接受我哥五百块钱接济的男人，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异乡，拖着一条残腿，是怎么熬过来的？在他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有没有后悔过当初离开的决定？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怨，所有的恨，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和悲凉。我们都曾是生活的失败者，只是他选择了一条比我更惨烈、更孤独的路。我们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走向了各自的命运。

那天晚上，我给李航打了电话。我把李建国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许久，李航才用一种沙哑的声音说：“妈，我知道了。等我放寒假，我……我想去看看他。”

“好。”我哽咽着答应。

挂了电话，我走到卧室，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箱子。我拿出那个用红布包裹的存折，轻轻地抚摸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存折的纸张已经微微泛黄。上面的那个数字“叁仟元整”，依旧那么清晰。

这笔钱，我终究还是一分未动。

第8章 不动的存折

李航放寒假回来，比在学校时又高了，也更沉稳了。我们母子俩坐在一起，商量着去南方看李建国的事。

“妈，你跟我一起去吧。”李航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恳求。

我犹豫了。去见他？以什么身份呢？前妻？还是一个可怜他的故人？我们之间，隔着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相见，除了尴尬和心酸，还能剩下什么？

“我就不去了。”我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小航，你长大了，有些事，应该自己去面对。你替我……替我多看看他，问问他身体怎么样，缺不缺什么。”

我从箱底拿出了那本存折，连同我又重新存进去的两千块钱，一共五千块，一起交给了李航。

“把这个带给他。”我说，“告诉他，这不是我给他的，这是你这个做儿子的，孝敬他的。”

我怕他不要，所以撒了个谎。我知道，以他的脾气，如果是我的钱，他宁可饿死，也绝不会收。但如果是儿子的心意，或许他会接受。

李航拿着那本厚厚的存折，眼圈红了。“妈，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傻孩子，只要你过得好，妈就不辛苦。”

李航走了。去往南方的火车，开得很慢。我的心，也跟着那列火车，一路颠簸，一路牵挂。

一个星期后，李航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看到他瘦了，也黑了，眼神里却多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成年人的复杂和沉静。

我们坐在灯下，他跟我讲起了这次南方的行程。

他按照老乡给的地址，在那个脏乱的城中村里，找到了李建国的修车摊。那只是一个在墙角搭起的简陋棚子，李建国就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低着头，费力地给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轮胎补胎。他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背也驼了，一条裤腿空荡荡的，看着让人心酸。

李航站在他面前，叫了一声“爸”。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看到李航的那一瞬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震惊，然后是慌乱，最后是不知所措。他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父子俩十年未见，重逢的场面，没有抱头痛哭，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

李航说，他在那里待了三天。他帮着父亲修车，给他收拾那个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出租屋，带他去小饭馆吃了顿好的。李建国的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只是看着李航，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欣慰。

“他问起你了。”李航低声说，“他问你……过得好不好。”

我的心颤了一下。“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很好。我说你开了个馄饨店，生意很好，把我供上了大学。我说你很能干，很坚强。”

我低下头，不想让他看到我泛红的眼眶。

“那……钱呢？他收下了吗？”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

李航摇了摇头。

“他说，这钱，他不能要。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我们娘俩，没脸花这个钱。他让我把存折带回来，还给你。”李航从包里，拿出了那本原封不动的存折。

“他还说，”李航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他说，让我好好孝顺你。他说，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我的眼泪，终究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李航告诉我，在他临走的时候，李建国拄着拐，把他送到了巷子口。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李航手里。

李航打开手帕，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零碎的钞票，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毛票，加起来，一共是五十三块六毛钱。

“他对我说，‘爸没本事，身上就这么多了，你拿着，在路上买点吃的’。”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上，泣不成声。

那个男人，他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却还在用他仅有的方式，努力地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他的爱，笨拙，沉默，甚至带着一些可笑的执拗，却也沉重得让人心疼。

从那以后，李航每年寒暑假，都会去看他。给他带去我亲手做的腊肉和香肠，给他买新衣服，陪他说说话。而李建国，也每次都会在李航临走时，把他修车挣来的零钱，塞给李航。

我们和李建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我们谁也不提过去，谁也不提复婚。我们就像两条曾经交汇，如今却已分开的河流，远远地望着对方，各自在自己的河道里，平静地流淌。

那本存折，依旧被我放在箱底。它不再是一块冰，也不再是一道伤疤。它像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也见证了一个普通男人，在尊严和现实的夹缝中，所做出的无奈而悲壮的选择。

如今，我的馄饨店已经交给了李航打理，他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我身边。他说，他想守着我，守着这个家。

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搬个椅子，坐在店门口，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空气中飘着骨头汤的香气。我知道，生活或许永远不会完美，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只要米缸里有米，锅里有汤，身边有亲人，那日子，就总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