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夫人含泪守遗言：先别告诉蒋介石，让他安静地走吧！

1965年3月3号半夜，台北石牌荣民医院，特护病房里就一盏昏黄的壁灯，陈诚瘦得两边颧骨都凸出来了，鼻子里还插着管子，他还是让护士把氧气面罩给挪开一点，眼睛就那么盯着天花板，好像在看一条根本不存在的裂缝，突然就对他大儿子陈履安说，拿纸笔来，我自己写，那支钢笔在他手里抖得厉害，就像风里头的干树枝，结果就写下一个“诚”字，手再也抬不起来了，他叹了口气，干脆用嘴说，声音小得跟床单摩擦似的，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第一，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第二，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第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就这三句话，六十六个字，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说完他头偏过去，看着坐在黑影里的老婆谭祥，又补了句，“先别告诉总裁，让他安静地走吧”。

谭祥把那张薄薄的纸叠成四折，塞进睡衣的内口袋里，感觉就像揣了块冰，她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三条遗言里头，压根没提“反攻”，也没提“反共”，在那时候的台北，这就跟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家的招牌给拆了没两样，门外走廊上传来乱糟糟的脚步声，一个“党部”的机要秘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小声说，“夫人，能不能请副座再补八个字，‘反攻必胜，建国必成’”，谭祥抬起眼，眼泪都在法令纹里积成了一条细线，就回了一句，“他刚睡着”。

陈诚其实根本没睡着，凌晨两点多，他让护士把床头摇高一点，透过窗帘的缝往外看，看对面屋檐底下那些霓虹灯的影子，一下子就想起了1930年中原大战的柳河车站，那天他也受了伤，蒋介石推门进来，开口第一句不是问战况怎么样，而是问，“辞修，你疼不疼”，就那么一下子的知遇之恩，后面三十五年都是刀口上过日子，他甚至把自己浙江青田的口音都改得带了点宁波腔，就是为了让总裁在开会的时候能少看一次翻译稿，可到了台湾，两个人中间隔了一条叫“接班”的深沟，吵得最厉害那回，他把茶杯直接砸在“总统府”的地毯上，那绒面都烧出个黑点，蒋经国就站在屏风后面，一声都不敢吭。

3月4号一早，医生就说“就这一两天了”，谭祥把遗言的副本送到了七海官邸，蒋介石看完，半天没说话，就问了一句，“他本人还说了什么”，谭祥回答，“让总裁安心”，蒋介石转过身去，看着窗户外头的木棉树，树枝上红色的花正在往下掉，像一小撮一小撮的火苗被雨给浇灭了，他摆了摆手，“原件照发，谁要改，就说我说的——不必”。

那天下午，陈诚醒过来，突然说要喝温过的绍兴酒，护士直摇头，谭祥却偷偷从带来的保温壶里倒了小半盅，拿棉签蘸了点，在他干裂的嘴唇上滚了一圈，陈诚咂了咂嘴，好像在回味1947年南京中央饭店那坛女儿红，那时候他刚被任命成东北行辕主任，满桌子都是“一举荡平北满”的敬酒话，现在酒还没凉透，人已经不行了，他抬起手摸了摸谭祥的发髻，轻声说，“头发乱了”，谭祥把脸贴在他手心里，眼泪顺着脸上的褶子流到他指头缝里，凉飕飕的，就像台北大屯山夜里的露水。

3月5号上午11点35分，心电监护仪上拉成了一条直线，谭祥把遗言原稿压在他枕头底下，还有那张只写了一个“诚”字的纸片也一起，护士过来要拔氧气管，她伸手拦了一下，“再等等”，过了两分钟，蒋介石带着蒋经国赶到了，鞋跟踩在走廊的水磨石地上，声音脆得像1937年在南京阅兵一样，蒋介石站在床尾，没去看那份遗言，就问，“他走前痛苦吗”，医生回答，“肝痛极烈，未再注射吗啡”，蒋介石点了点头，伸出手帮陈诚把敞开的病号服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那一颗，就像在给自己的部下整理军装。

出殡那天，台北突然下起了大雨，灵车开过中山北路，街两边站满了戴斗笠的退伍老兵，有人把假肢靠在樟树底下，举起手敬礼，雨水顺着衣服上的铜扣往下流，蒋介石亲手写的“党国精华”那块挽匾被雨淋湿了，墨汁都晕开成了一团黑云，可没一个人敢拿伞去遮一下，谭祥穿着素色的旗袍，捧着遗像站在第一排，照片里的陈诚还是穿着那身旧军装，领子都洗得发白了，她想起刚结婚那会儿他总说的一句话，“军人最好的归宿是马革裹尸”，可到最后，他连火葬这个愿望都没实现，棺材用的是台湾的红桧木，重得要八个壮汉才抬得动。

好多年以后，谭祥在她的回忆录里写，“他最后那口气，像把刀，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留在历史，一半留给我”，而那张只写了一个“诚”字的纸条，被蒋介石要了过去，锁进了七海官邸的保险柜，钥匙跟着他一起埋进了慈湖，历史这东西没有如果，只有雨声里头越走越远的灵车，和那句再也没人提起的“先别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