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道，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竟然是国民党特务

有种说法，最顶级的猎手，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態出现的。

对女特工朱枫来说，她生命里那个最致命的猎手，喊了她二十年的“姆妈”。

1949年11月，船靠上台湾基隆港的时候，朱枫心里是热的。

她不是来执行什么九死一生的任务，她是来台湾看女儿，帮着带刚出生的外孙。

一下船，就看见继女阿菊抱着孩子在码头上张望，那一声“姆妈”，喊得她心里又酸又软。

母女俩抱着哭成一团，旁边的人看着都感动，多好的一家人。

朱枫自己都信了。

她以为台北女儿的家，是她在这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最安全、最温暖的避风港。

她到死都不知道，这个港湾，从头到尾就是为她准备的坟墓。

那个她疼了二十年的女儿，就是亲手为她掘墓的人。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时间往前倒推到1920年代，朱枫还是个年轻富有的寡妇。

丈夫走了，留下一堆家产和几个孩子。

阿菊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才七岁，怯生生的，不是她亲生的。

朱枫看这孩子可怜，把她当亲闺女一样疼，教她读书，教她做人，把最好的都给了她。

这份爱，真挚得不掺半点假。

也正是这份爱，成了国民党保密局手里最好用的一张牌。

后来的资料揭开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可能：这个叫阿菊的女娃，很可能早就被特务机构盯上，被当成一颗“闲棋”，悄没声地安插进了朱枫这个进步人士的家庭里。

二十年，足够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也足够一个特务伪装成最贴心的女儿。

朱枫在家和朋友聊什么，看什么书，接触什么人，阿菊那双看似天真的眼睛，全都记了下来。

这些点点滴滴的情报，就像涓涓细流，汇入了保密局的档案库，为朱枫这个人画出了一幅精准无比的画像。

到了1946年，戏肉来了。

阿菊嫁给了一个叫王昌诚的男人，跟着他去了台湾。

这个王昌诚，身份不简单，在国民党警务处的电讯管理所上班。

说白了，就是搞无线电侦测和监听的。

这场婚姻是巧合还是安排，现在谁也说不清。

但结果就是，一张针对朱枫的天罗地网，在台湾悄然张开，就等她自己钻进来。

1949年，大陆这边战局已定，就差台湾了。

可金门一仗打得不顺，让所有人都明白，没有准确的情报，想跨过那道海峡，得拿多少人命去填。

这时候，我方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的最高级别人物，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里攥着整个台湾的防御部署图。

这玩意儿要是能拿出来，那可是顶得上千军万马。

可怎么拿？

台湾当时跟铁桶一样，到处是特务，原有的情报网早就被撕得稀巴烂。

组织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必须派一个信得过、有经验，而且能用合理身份进台湾的人。

选来选去，朱枫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她社会关系复杂，见过大世面，又是老革命。

最关键的，她在台湾有个“女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阿菊的“家书”从台北寄到了香港。

信里说自己刚生了孩子，一个人带不过来，求“姆妈”赶紧来台帮忙。

信里还夹着一张办好的“入境证”。

这个理由，简直是天衣无缝。

探亲，照顾女儿，人之常情，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

组织上觉得，这是最理想的掩护。

朱枫自己也觉得，能在执行任务的同时看看女儿外孙，是再好不过的事。

她们都没想到，这封催着她上路的家书，其实是一封催命符。

到了台北，朱枫住进了女儿女婿家。

日子过得跟普通的外婆没什么两样，白天在家带孩子，做做家务，跟左邻右舍聊聊天，没人会怀疑这个慈祥和蔼的太太。

可一到没人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以“陈太太”的名义，假装做丝绸生意。

每周六，她会找借口出门，去吴石将军的住处。

从吴石那里拿到的，是微缩胶卷，里面是《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种能决定战争走向的核心机密。

周日，她再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整个过程，她自认为小心翼翼，滴水不漏。

她哪里想得到，最严密的监控，不是来自街上游荡的便衣，而是来自自家客厅里，那个抱着孩子对她笑的女儿。

阿菊根本用不着跟踪。

朱枫每周什么时间固定出门，回来时脸上的神情是轻松还是紧张，编的那些“见客户”的理由是不是前后矛盾…

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没什么的细节，在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眼里，全是破绽。

她只需要把这些观察到的“异常”，告诉她那个搞无线电监听的丈夫。

好了，一张大网就以这个家为中心，死死地罩住了“陈太太”和她背后的吴石。

朱枫对女儿的信任有多深，这张网就有多牢固。

1950年1月，天塌了。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没过多久就叛变了。

他把我方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从上到下卖了个干干净净。

朱枫的身份，瞬间暴露。

抓捕朱枫的命令，通过电讯系统，很快就传到了王昌诚的部门。

作为妻子的阿菊，几乎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这个时候，她面临着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选择。

一边，是抚养了自己二十年、视如己出的继母；另一边，是她作为特务必须完成的终极任务。

她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后者。

在朱枫生命最后的时刻，阿菊表现出的冷静，让人心寒。

她没有一句提醒，没有一个暗示的眼神，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继母一步步走向深渊。

也许在她看来，一个已经暴露的棋子，没有任何价值了。

吴石将军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冒着天大的风险，动用自己的权力，给朱枫安排了一架军机，想让她飞到舟山，再从那里找船回大陆。

可这条逃生之路，恐怕也在对方的算计之中。

朱枫在舟山被困了整整14天，天天去码头等船，却始终没有结果。

1950年2月18日，特务冲进了她藏身的医院，逮捕了她。

一切都结束了。

被捕之后，朱枫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酷刑。

但这个外表温婉的江南女子，骨子里却比钢铁还硬。

她一个字都没说。

为了不泄露机密，她甚至把金手镯、金锁片咬碎了，和着水吞下去，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审讯她的国民党特务，都在档案里写下评价：“党性坚强，意志如铁”。

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吴石等人并排站在一起。

面对枪口，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七声枪响，她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45岁。

她用生命守护了信仰，却到死也没看清那份她守护了一辈子的母女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朱枫牺牲后，阿菊去军法局申请过，说想领回继母的骨灰，但最后没去。

她丈夫王昌诚因为“知情不报”的嫌疑被审查了几个月，这下子，她和朱枫的关系算是彻底撇清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有学者找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阿菊，拿出了一张朱枫抱着小时候的她的老照片。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老人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但也就那么一瞬间，她立刻板起脸，决绝地说道：“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

那句冷冰冰的话，像一堵墙，隔开了所有的过去。

她曾对人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她不该来，来了，就都毁了。”

这句话里的“毁了”，究竟是毁了朱枫的命，还是毁了她自己那或许有过一丝真实温情的人生？

没人知道答案。

参考资料：
《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北京日报，2011年01月11日。
秦风，《岁月台湾》，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