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发明者的人选颇有争议。那么,红军神出鬼没的致胜法宝——游击战术究竟是谁发明创造的呢?
准确地说,游击战并非朱德发明的,也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游击战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战术,历朝历代的战场上都有过成功运用的范例。游击战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末汉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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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越则是被现代历史学家公认的游击战争的鼻祖,他在楚汉之争中,常常率领军队频繁袭扰楚军后勤辎重部队,断敌粮草,致使项羽主力首尾难顾疲于奔命。
之所以强调彭越只是现代历史学家公认的游击战争的鼻祖,是因为在中华民国之前,还没有游击战的说法。有人可能会以古代军职中有游击将军一职来辩解,但这里的游击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游击,完全是两码事。
在中国近代以前,游击战一般被称为流寇土匪战术,是不被崇尚传统攻防战术的正规军队所认同的。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杀人越货扰乱乡里的土匪在面对国家正规军队的围剿时,由于兵力单薄难以正面抗衡,便只能以游击战术来应对。说白了就是集中匪寇出其不意进行偷袭骚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令围剿军队防不胜防而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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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国家中央军队自居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面对红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时,既无可奈何又非常鄙视,所以将红军污蔑为匪,将游击战术贬称为红军的流寇习气。
那么,红军的游击战术真的同土匪的流寇战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而且两者之间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流寇战术是土匪在强敌围剿下以保命、退敌为目的,不得不为之进行的一种被动作战方法。土匪运用流寇战术没有战胜歼灭正规军队的奢求,也不是主动筹谋的战术。而红军的游击战术则是把现代战争理念、军事技术和欲达到的战争目的融合于流寇战术之中,将之完善为符合现代战争的一种先进而正规的战略战术。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命和退敌,而是为了打败和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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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红军的游击战术究竟是谁发明的呢?其实用“发明”两个字来形容本身就有些不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规范和完善”。
关于红军游击战术的完善者,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毛泽东主席,一是朱德总司令。究其实,两种观点都没有错,红军的游击战术,本身就是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岁月里,由朱德指挥实践、毛泽东完善理论中得出的一种现代先进战术。
上井冈山之前,被人认为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当然还不怎么懂兵法,更别说游击战术了。而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擅长于正规战斗指挥的朱德其实也不懂游击战术。这一点不是胡说八道,从上井冈山之前两人指挥的一系列战斗就可以看出,均没有游击战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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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条件艰苦,常常处于敌人重兵围剿的险境,但好在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毛泽东、朱德先后率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上山后,在几次敌人围剿的危急关头,一个绰号为“朱聋子”的原农民自卫军的小头目,每一次都能献上灵活机动的计策,使红军成功躲过军阀的围剿,并避实击虚打败了敌人。这一最初的游击战术迅速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视。
红四军成立后,朱德负责战斗的实际指挥,而毛泽东则从战略上、战术理论上予以把控全局。两人相辅相成,完美配合,缔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中央苏区的战争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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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毛泽东均认为朱聋子的办法管用,朱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做过滇军旅长,此时半生戎马已历经无数战火的考验,战争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色,非朱聋子可比。所以在井冈山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将朱聋子的战术加以补充和完善,在实际运用中更加得心应手。
而毛泽东根据朱聋子以及朱德在游击战术实际运用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将其加以规范和升华,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使之成为红军游击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
从此以后,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在各大根据地得以广泛推广运用,在战场上大发神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屡试不爽,一次又一次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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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战术。人民军队正是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军队。
所以,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并非哪一个人发明创造的,而是毛泽东、朱德等人共同丰富、规范和完善的一种适合中国现代革命的先进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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