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 古希腊男性气质

来希腊“ 读点活书 ”

来希腊 “读点活书”栏目响应前辈学者罗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议而设，栏目 设立 以来，共推出三十 九 篇文章，内容涉及古今希腊的考古、历史、文化以及外国驻希腊古典研究机构的运行情况，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们实地体验和考察后撰写的，杜绝了刻板陈旧知识的介绍。栏目的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话题集中，都是学者专业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希腊文明感兴趣，在欣赏地中海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将逛考古公园、看博物馆作为来希腊旅游的主要目的。来希腊“读点活书”栏目将继续邀请专业学者走进历史现场讲解希腊文明的丰富内涵。

专栏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本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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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男性气质

杨凡

一、荷马史诗与英雄主义传统

在西方文明的漫长历程中，英雄主义的男性气质始终占据着文化想象与价值系统的核心位置。传统古典学研究，尤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倾向于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塑造为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人格典范，视为绅士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远古渊源。

古典雕塑家菲迪亚斯创作的赫拉克勒斯

在古典阐释传统中，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常被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是对不朽“声名”（κλέος）的追求。唯有通过伟大的功业，尤其是战场上的牺牲行为，才能换取流传千古的声誉。第二，英雄体现了希腊人的“竞赛”（ἀγών）精神。男性通过公开领域的角逐，无论是战场、竞技还是演说来确立自己的地位。英雄即是这场竞赛中的优胜者，他们不仅身体强健、战技高超，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争取和维护自己的荣誉。第三，英雄被视为人神之间的中介者，大多具有半神血统。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既拥有超人的能力，又必须面对凡人的局限与死亡。也正因如此，英雄成为希腊人理解“命运”（μοῖρα）、人性和神意冲突的焦点。

当代学者开始质疑英雄主义的神圣光环，转而剖析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人性困境与权力关系。英雄行为的动力并非抽象美德，而是对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本，如战利品、土地、荣誉的具体争夺。英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竞争为核心的高度等级化结构。英雄对“声名”的追求，并非纯粹的精神超越，而是确保其在社会记忆与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机制。

英雄主义同样暗含着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英雄主义光环下遮蔽了非人性化暴力与深刻的人性困境。阿基里斯在母亲面前的脆弱、赫克托尔与家人告别时的深情，以及奥德修斯所经历的内在挣扎，无不表明这种男性气质并非天生自然，而是需要通过持续表演、情感压抑与风险承担来维系与巩固。

英雄主义是一整套排他性的价值体系。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无不具备神性血统、显赫家世与丰厚资源；其所展现的“卓越”（ἀρετή）实为精英阶层文化资本与物质优势的体现。英雄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身份的展演，其功能在于巩固该群体在文化领导权上的垄断地位。在这一价值体系下，女性、奴隶、非希腊族群等群体往往成为被剥削、被异化或被浪漫化的他者，其真实经验被英雄主义的神话叙事所掩盖。

二、“城邦的男子汉”精神

在古希腊城邦的兴起过程中，男性气质的定义经历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当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上宣告“城邦就是男子汉们”（πολιτικός ἀνήρ）时，他不仅是在哀悼阵亡将士，更是在定义一种全新的公民理想。政治家的言辞表明了男性与城邦的关系：“你们必须要成为优秀的男子汉，如果软弱，你们将无处容身”。希罗多德记载了那些破城后，在同辈眼中失去尊严的男人，“一个失去城邦的男人”没有资格投票表决，也不能在其他男人面前发表意见。男人不惜以生命去捍卫城邦与自由。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大声呼吁，“向前，希腊的儿子们！解放你们的祖国！”

这种被我们称为“城邦男子汉”的理想型人格，既承袭了荷马时代的勇武精神，又注入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在城邦的广场上、在战士的方阵中、在公民的集会里，一种新型的男性气质正在被精心塑造，它要求公民将个人荣誉融入城邦集体，将英雄气概转化为政治责任。这种新型男性气质通过特定的公共话语被广泛传播。从斯巴达人共餐上的唱诗到雅典的爱国主义辞令。

在斯巴达城邦，这种新型男性气质的建构呈现出高度的军事化特征。提尔泰奥斯的挽歌不仅赞美重装步兵的英勇，更通过“美丽的死亡”这一意象，将个体的牺牲美学化、神圣化。诗人明确宣称，那些在竞技、财富或演说方面表现出色的男性荣誉都不及“在阵列中坚定站立”的战士。这种话语使得斯巴达公民在方阵中消解了个体差异，成为城邦军事行列中不计个体利益的勇敢战士。斯巴达教育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从婴儿的筛选到青年的集体训练，男性身体与灵魂的每一个层面都被塑造得符合城邦的需要。

雅典则用更加细腻的笔触描绘着“城邦男子汉”的肖像。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如同一幅精心构图的画卷，将阵亡将士描绘成民主城邦的完美化身。在他的言辞间，贵族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公民集体的光辉形象。阵亡将士被塑造为“埃瑞克透修斯的后代”，个体的姓名与事迹消融于公民集体的血缘想象之中。雅典人特别擅长通过对比来凸显自身特质，将斯巴达人描绘成需要“残酷训练”才能获得勇气的战士，而雅典公民则凭借“自由生活方式”自然孕育出非凡气概。

与传统的英雄主义价值比较起来，“城邦男子汉”挪用了许多英雄主义的价值理念，将其赋予更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这种价值转型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其一，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向，将英雄的个人荣誉追求转化为对城邦共同利益的奉献；其二，从血缘身份向政治身份的过渡，使得男性气质不再仅仅是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而成为公民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可以获得的政治品质；其三，从史诗想象向制度实践的转变，通过城邦的教育体系、军事组织与公共仪式，将男性气质具体化为可模仿、可表演的行为规范。

然而，男性气质的平等主义表象掩盖了持续存在的阶级差异。在斯巴达，重装步兵之间的“平等”始终以对希洛人的压迫为前提；而在雅典，民主话语下的公民平等并未消除精英阶层在实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城邦男性气质的建构始终以对女性、奴隶和外邦人的系统排斥为基础。伯里克利对雅典妇女的告诫：“妇女最好的声名就是很少被男人提及”。这一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声明不仅划定了性别领域的界限，更反衬出男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垄断地位。城邦话语中的男性气质成为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工具。修昔底德在批判雅典的霸权行径时，曾赤裸裸地揭示了这一点，“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僭主统治”。维持这个不正义帝国的，正是毫不妥协的“城邦男子汉们”。

三、精英与大众：男性气质的竞赛

在古希腊中，男性气质并非一种均质的、无差别的品质，而是深刻镶嵌于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之中的文化建构。城邦的公共话语试图将男性气质塑造为一种民主的、全民共享的精神气质，强调勇敢、节制与公共奉献。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阶级的界限从未真正消弭。

精英试图垄断男性气质的定义权，展示其与血缘、财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即使在民主的雅典，精英阶层依然自视为“最优秀的人”（ἄριστοι），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具有天然的统治资格，更在文化品味与道德修养上高人一等。在古典时期的雅典，精英虽不再公开标榜血缘特权，却转而通过财富的展示与文化的修养来界定自身的优越性。他们参与赛马、战车竞赛，举办贵族酒会，赞助戏剧与合唱队，这些活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其“闲暇”（σχολή）与“高雅”（καλοκἀγαθία）生活方式的体现。伊索克拉底在《论马队》中毫不掩饰地指出，赛马是“最富有者方能从事的运动”，其荣誉甚至超越公共义务的履行。而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鲍桑尼阿斯将精英的变童恋描绘为一种精神之爱，区别于大众粗俗的肉体欲望，进一步将男性气质与精神教养、阶层品味紧密相连。

精英对大众的男性气质常抱持轻蔑与质疑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大众缺乏教养、物质贫乏，其生活方式粗鄙不堪，难以具备真正的“德性”（ἀρετή）。塞奥弗拉斯托斯在《人物志》中以讽刺笔触勾勒出大众的种种“缺陷”——他们或喋喋不休、锱铢必较，或举止粗野、迷信无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将民主制度下的民众描绘为易受煽动、缺乏理性、沉溺于感官享受的群体。精英作家常将大众与女性、奴隶、外邦人并列，暗示其在理性与自制力上的缺失，进而质疑其参与政治的能力与资格。

然而，大众并非被动接受精英所设定的男性气质标准。他们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模仿、竞争甚至批判精英的行为，构建并维护自身的男性尊严。在军事领域，大众以重装步兵、海军划桨手等身份参与城邦的防御与扩张，以实际的战斗表现为自己争取荣誉。民众领袖德摩斯梯尼在演说中常呼吁民众重拾“祖先的勇气”，意在强调军事贡献是男性气质的核心。尽管精英常批评他们易受煽动、缺乏判断，但民众仍以“民主宣言”为武器，主张自己与精英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米南德在《恨世者》中借农民之口道出大众的心声：富人不应因财富而傲慢，而应以德行赢得尊重。这种“消极抵抗”的语言，既是对精英优越感的反击，也是大众自尊的维护。

大众对精英男性气质的模仿与批判并存。一方面，他们羡慕精英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试图通过接受教育、参与公共活动来提升自身地位。智术师的兴起，正是为了满足那些略有资产的平民对知识与修辞的渴望。另一方面，大众也对精英的奢侈、放纵与阴柔气质保持警惕。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中屡屡讽刺那些沉迷赛马、变童恋、华服美饰的精英青年，将其刻画为缺乏阳刚之气的“娘娘腔”。在《骑士》中，他将民众领袖描绘为谄媚之徒，暗示其男性气质值得怀疑。大众通过道德话语反击精英，指责他们逃避公共义务、沉迷私欲，甚至将其与东方专制、阴柔的“蛮族”相联系。

小 结

古希腊为西方文明留下了一份深刻的男性气质遗产。希腊民族那种乐观向上、充满斗志的性格，与他们所推崇的男性气质不可分割——社会责任感、公共精神、竞争意识和荣誉感。这些品质至今仍具有价值。同时必须认识到，古希腊男性气质的建构，是建立在对女性、奴隶、蛮族及外邦人的系统性排斥与否定之上的。这一过程不仅压抑了群体的社会尊严，更伴随着男性自身的内部斗争与自我人格压抑。可以说，男性气质的实现与维系，本质上是“零和竞赛”的模式。当然，在反思男性气质对其他群体的影响时，我们需要警惕其中可能包含的男性中心主义成分，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它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希腊人将英雄的男性气概引导到有价值的社会领域，使其不至于沦为破坏性的力量，反而能够激发社群的内在品质。今天，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既坚韧又包容的现代男性气质。这种包容既反映在男性对于女性气质的接纳与肯定，同时也能在传统的文化中汲取智慧。既肯定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贡献，也珍视他们在私人关系中的情感付出。这要求每位现代男性在竞争与合作、坚毅与温情、公共成就与个人幸福之间找到平衡。让男性力量成为推动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积极动力。

杨凡，古典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关注古希腊的性别史与社会史。

责编：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