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绝唱古今的一首诗，写尽家国情怀，人生至少读一次

江西庐陵，文家世代耕读传家的灯火，照亮了少年文天祥的心灵。

祖父梦中见祥云坠地而生孙儿，故取名 "云孙"，寄托着家族对这个孩子的殷切期望。

母亲曾氏常指着学宫中欧阳修、胡铨等先贤的牌位，轻声讲述他们 "忠" 字谥号背后的故事。

文天祥郑重立下誓言："若不能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便算不得真正的男子汉。"

宝祐四年的临安城，春闱放榜的红绸在风中猎猎作响，文天祥以状元之名荣登榜首。

三天前集英殿上，他以万言《御试策》直刺时弊，言辞之犀利让主考官王应麟都暗自称忠心肝胆好似铁石，因此被宋理宗御笔朱批，擢为第一。

理宗对这个丰神俊朗的年轻人颇为赞赏，文云孙此后也正式改名为文天祥，改字为宋瑞。

在大军压境，南国局势危急之时，这位新科状元心中激荡的不是登科后的喜悦，而是 "致君尧舜上" 的壮志豪情。

蒙古铁骑的阴影笼罩江南时，临安城内依旧歌舞升平。1258 年，元军南下的消息传来，宦官董宋臣竟提议迁都四明以避兵锋。

朝堂之上，文武百官或窃窃私语，或低头不语，唯有时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的文天祥拍案上书，痛陈迁都之弊，书中历数董宋臣罪状，请求 "斩此奸佞以谢天下"。

奏章递上如石沉大海，倒是董宋臣的权势愈发嚣张。年轻的文天祥第一次看清了这个王朝的沉疴 —— 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内部早已腐朽。

他挂冠而去时，同僚劝他 "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却淡然回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若不能直言，何以为官？"

此后数年，他经历了 "辞官 - 起复 - 弹劾 - 再辞官" 的循环：任瑞州知州时因整顿吏治得罪豪强被罢；任尚书左司郎官时又因反对权臣丁大全弄权遭排挤。

每一次离去都伴随着更深的失望，每一次归来又带着不灭的希望，在这反复的挣扎中，他的鬓角悄然染霜，眼神却愈发坚定。

1275 年的赣州，旱蝗交加的土地上，文天祥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身后是刚刚招募的三万义军。

这支被时人讥讽为 "乌合之众" 的队伍，大多是农民和乡勇，连像样的盔甲都凑不齐。朋友劝他："元军如狼似虎，你这是以卵击石。"

文天祥抚摸着腰间佩剑，平静却坚定地回答："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危难之际，竟无一人一骑入关勤王，我深以为耻！此行纵使九死一生，也要让天下人知宋室尚有忠臣！"

他变卖了家中所有田产，甚至包括祖父传下的老宅，所得全部充作军饷。母亲带着女眷们为士兵缝制冬衣，白发苍苍的老人说："吾儿以身许国，吾何惜这点私产？"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就这样走向血火交织的战场。

临安城破前夜，他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却接到了去元营议和的命令。谈判桌上，面对元将伯颜的威逼利诱，他义正辞严，险遭大难。

文天祥的抗争，各地守军或降或逃，抗元的烽火在元军的强势进攻下日渐微弱。文天祥却始终没有放弃，他辗转于江西、广东等地，与元军大小数十战，多次身陷险境。

1278年，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他曾吞药自杀未遂，又在押解途中绝食八日，却仍未如愿。

元军将他押至零丁洋，目的很明确：利用他的声望劝降仍在抵抗的南宋残余势力。

祥兴二年的零丁洋，碧波浩渺，海天一色。文天祥站在元军战船的甲板上，望着远处崖山方向的火光，那是南宋最后的抵抗。

此时的文天祥是真正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元将再次逼迫他写信招降宋将，文天祥接过纸笔，却挥毫写下了那首光耀千古的《过零丁洋》。

《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开篇字字皆为过往，从科举入仕到起兵勤王，抗元救国，二十年宦海沉浮如在眼前。

“干戈寥落”四字，既写希望的稀疏，也写抵抗力量的式微，字里行间满是无力和悲凉。

四年抗元岁月，多少将士血洒疆场，换来的却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结局。

这两句是诗中的神来之笔。国家如风中柳絮，四分五裂，再无挽回的余地；个人似雨中浮萍，随波逐流，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国是“风飘絮”，己是“雨打萍”，从状元郎到抗元将领，从领兵征战到身陷囹圄，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完美交融，没有丝毫割裂，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最痛的比喻之一。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两句的妙处在于“地名即心境”。

“惶恐滩”，是文天祥当年率军撤退时经过的险滩。那时他率残部突围，身后是追兵，眼前是激流，心里多为脚下的国担惊受怕，多是担心抗元大业功亏一篑的焦虑。

“零丁洋”就是他此刻身处的海域，更道出了他当下的心境。

孤船、铁链、四周的元军战舰，身边无同袍，家国已无望，孤身一人面对敌人的威逼，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与决绝，都藏在“叹零丁”三个字里。

两个地名，十四个字，写尽了从“尽力而为”到“从容赴死”的心路历程。

当诗情走到尽头，他笔锋一转，掷地有声地写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死亡是每个人的终极归宿，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么生命的价值便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

文天祥以一种豁达的姿态直面这一事实，打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世俗认知。

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生命的价值便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

肉体可以消亡，但精神能够永恒。自己那颗赤诚的、坚定的、不屈的爱国之心，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终将如日月般照耀史册。

这不是悲叹，而是宣言；不是绝望，而是永生。

元将读罢，久久沉默，最终将诗稿珍而重之地收入怀中，再也不提招降之事。

元大都的监狱潮湿阴暗，文天祥始终不屈服。

忽必烈亲自劝降，许诺高位，他淡然拒绝；女儿柳娘的劝降信传来，他回信写道 "汝等勿念吾，吾义不可屈"；连狱卒都忍不住劝他："何苦如此固执？" 他只是笑着摇摇头。

在他看来，人不能只为活着而活着，失去了“仁”与“义”，即便活着，也与禽兽无异。

至元十九年，刑场上的文天祥整理好破旧的衣衫，向南方故国的方向深深跪拜后从容赴死。

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他的千古名句，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透时空的力量。

那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不曾熄灭的精神火炬；是中华文明史上，永远熠熠生辉的忠义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