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觉醒与母亲的和解

来源：中国妇女报

■ 心堪

童年夏夜，我总枕着母亲的手臂读《寄小读者》，当指头划过“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便会把脸埋进母亲温热的颈窝，那时以为母女情就该是这般浸润着蜜的模样，母亲是永远张开的庇护伞，女儿是永远依赖的幼雏。直到30多岁，在北京出租屋的台灯下翻开《大浴女》，尹小跳摔门而出时的嘶吼、章妩深夜独坐沙发的落寞，突然撞碎了我记忆里的“完美母女画像”，那些和母亲为职业选择争执、为生活观念冷战的瞬间，像潮水般涌来。这两本相隔74年的著作，恰似两面镜子，一面照见童年对母女情的美好想象，一面映出现实里母女关系的复杂琐碎，也串联起中国女性文学中“母女叙事”的变迁轨迹。

《寄小读者》中“理想化的母女情”：庇护与依赖

冰心写母女情，从不用浓墨重彩， 她的思念从不靠“病榻梦母”的想象支撑，而是藏在《寄小读者·通讯五》的直白里：“小朋友！我想起我的母亲，不觉凭在甬道的窗边，临风偷洒了几点酸泪。”一句“我舍不得母亲，舍不得一切亲爱的人”，没有刻意渲染的悲伤，却把对母亲的依恋说得格外真切。

就连对母亲的牵挂，也藏在旅途的细碎心绪中。《通讯七》里，船近神户的黄昏，舟中寂静无潮声，她忽然心念一动：“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话到此处却戛然而止，只留下一句“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写了”这份欲言又止的惦念，比任何“问饭添衣”的具象叮嘱，更显跨洋思念的绵长。

冰心笔下的母女情是理想化的，她的书写里没有矛盾与摩擦，母亲是“温柔无私的守护者”，女儿则是“心怀感恩的依赖者”。就像我小时候读罢，总缠着母亲要“荷叶与红莲”般的承诺，那时的我坚信，母亲的世界里只有我，我的人生里也永远需要母亲的庇护，冰心用最柔软的文字，为一代人勾画了关于母女情的童话。

如果我们稍加透视冰心写作的时代，便可对她笔下的母女情产生更深的理解。《寄小读者》诞生于民国时期，彼时女性虽已开始寻求解放，但男尊女卑的社会框架仍未被打破。在这样的背景下，冰心笔下的母爱，既是女性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女性互助的生存智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母亲成为女儿最可靠的港湾，女儿则以感恩与顺从回应母亲的付出。这种关系里，母亲被赋予“温柔、牺牲、伟大”的标签，她们需压抑自我需求，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女儿则被要求“听话、孝顺、依赖”，不能有超越传统的想法。就像我外婆回忆起她的母亲，总说“太外婆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我也从没敢跟她顶过一句嘴”，这正是冰心时代母女关系的真实写照：温暖之下，藏着女性自我意识一定程度的压抑。

冰心的母女关系写作对于女性写作而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冰心之前，中国文学里的“亲情”多围绕父子展开，母女关系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沦为爱情、家国叙事的陪衬。而《寄小读者》第一次将“母女情”推到舞台中央，用数十篇通讯散文，细腻描摹女儿对母亲的思念、母亲对女儿的牵挂，让“女性之间的情感”成为独立的文学主题。她打破了“女性之间只有嫉妒与争斗”的刻板印象，证明女性之间也能有如此纯粹、温暖的支撑。从此，“母女情”成为女性文学的重要议题，后世作家写母女，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都绕不开冰心搭建的这一起点，她就像为女性文学点亮了一盏灯，让“母女情”从黑暗走向光明。

《大浴女》里“真实的母女情”：冲突与和解

如果说冰心的笔是“春日细雨”，那铁凝的笔就是“冬日寒刃”，她毫不留情地剖开母女关系的“伤疤”，写出那些藏在温暖表象下的矛盾与刺痛。尹小跳恨章妩的“自私”，为了与唐医生的爱情，忽略女儿的感受，甚至间接导致小荃的死亡；章妩怨尹小跳的“不理解”、她也是个渴望爱情的女人，不是天生就该为女儿牺牲一切。她们会为一件小事争吵到面红耳赤，会冷战数月互不说话，会用最伤人的话刺痛彼此的心。但铁凝没有只写“恨”，她也写“和解”：多年后，尹小跳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轻声说“妈，我不怪你了”，那一刻，所有的怨恨都化作了对彼此的心疼。这种“既爱又恨、既怨又疼”的复杂情感，才是母女关系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完美的母亲，也没有永远听话的女儿，只有两个独立的个体，在岁月里互相伤害，又互相靠近。

《大浴女》诞生于改革开放后，此时女性的自我意识已觉醒，她们不再满足于母亲或女儿的单一身份，开始追求个人价值与情感需求。尹小跳不再是“听话的女儿”，她敢于反抗母亲的安排，坚持自己的职业选择与爱情观；章妩也不再是“完美的母亲”，她敢于承认自己的欲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这种觉醒，让母女关系从单向的依附变成双向的碰撞。

就像我22岁那年，为了留在大城市工作与母亲爆发激烈争吵，当我说出“我不想按你的想法活”时，本以为会迎来更激烈的指责，母亲却沉默良久后说“妈妈尊重你的选择”。这正是《大浴女》所展现的现代母女关系：女儿敢于觉醒，母亲学会放手，冲突过后，是更平等的理解。

如果说冰心的《寄小读者》是“女儿对母亲的依赖与感恩”，那铁凝的《大浴女》就是“女儿与母亲的平等对话”，它标志着女性文学中“母女叙事”的变迁，从理想化走向真实化，从单向度走向多维度。冰心笔下的母女，是“一体两面”，女儿离不开母亲；而铁凝笔下的母女，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她们有各自的需求与痛苦，却又紧密相连。这种变迁，意味着女性文学里的母女情更具深度与广度，它不只是温情的赞歌，而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

从《寄小读者》到《大浴女》，中国女性文学中的母女情，走过了多半个世纪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重读这两本书，我也终于明白，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不再是“荷叶与红莲”，而是并肩同行的伙伴。这或许就是女性文学留给我们的“母女之道”：母女情不是一成不变的童话，而是两个女性在时光里互相陪伴、共同成长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