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夏,武汉大学运动场人声鼎沸。主席台上,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握住毛泽东的手,笑得像个孩子。这短短数秒,被摄影师定格成一张极少公开的合影——镜头外的人叫毛远耀,毛主席的堂侄。彼时他四十六岁,已在湖北工作,却仍像往日一样称呼对方“伯父”,场面温暖而不失庄重。
这并非二人第一次相见。倒回到1912年10月,湖南韶山冲翠家堂,一个清贫农家添了男丁,家族辈分排到“远”字,他便被取名远耀。祖父是毛泽东的堂伯父,家里薄田几亩,孩子们早摸锄头晚点灯,日子艰涩。虽识字不多,祖父却常提“泽东那孩儿志气大”,一句话在少年心里埋下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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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春,毛泽东回湘调查农运。韶山祠堂内人头攒动,十五岁的远耀挤在人群最前,听得热血沸腾。当毛泽东提出组儿童团、站岗放哨,他第一个报名。第二天便戴上自制袖标守路口,精神十足。也正是那年,他加入共青团,担任湘乡团支书,第一次感到“做事有人信”。
四年后,毛泽民将远耀接到天津。印刷厂油墨味呛人,他却乐在其中,一边排字一边琢磨怎样让传单更醒目。同年冬夜,党组织吸收他入党。昏黄灯下,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名字,心里清楚,从此担子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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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远耀被派往上海。租界里的弄堂狭窄阴湿,地下交通点频换地点,暗号、密码、油印机成了日常。1935年白色恐怖加剧,多处联络站被敌特破坏,他带着妻儿悄然离沪,返回韶山做小学教师。白天粉笔加课本,夜晚蜡烛配宣纸,偷偷办夜校、联络农会,韶山地下党网络逐渐成形。
卢沟桥炮声响起,形势骤变。1937年秋,经毛泽民转道西安,他抵达延安。窑洞里的第一次饭后闲谈,堂侄还没开口,毛泽东就笑问:“远耀,韶山怎么样?”他答:“乡亲们都盼胜利。”短短一句对话,让身边警卫都感到亲切。随后他被送入抗大,结业后调中央军委做干事,近距离接触到军令政令的起草过程,眼界豁然开阔。
延安岁月里,毛泽东常叮嘱他多学理论、多看书。一次远耀犯了“急脾气”,处理同志分歧时语气生硬,被伯父叫去谈话。毛泽东放慢声调,说的是“党内也要讲统一战线”。这番话像一盆冷水,却也像一颗清醒剂,让他明白团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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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他获准创办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所。经手的纸张从内部通报到《新中华报》,印刷机昼夜轰鸣,油墨伴着狼烟,延安的许多文件就这样飞向各个前线。日本投降后,他随部队转战华中,时而接管工厂,时而筹备军用品,每到一处都要先摸底物资再筹算法子,惯例分毫不差。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衡阳。城内道路残破,机关无处办公。远耀临危受命走马上任,第一步竟是找泥瓦匠修房顶。他穿布鞋挽裤脚,和技术人员抬梁架瓦,外人难辨是厅长还是包工头。随后测桥址、画管网图,把战火余烬里的衡阳硬生生扶起一座工业雏形。
建国后,湖南省工业厅、国家轻工业部办公厅、青岛橡胶厂、湖北省经委都留下他的姓名。职位不高不低,却恰好与擅长的印刷、工业门类对路。他说过一句朴素的话:“能把机器轰起来,比坐豪华办公室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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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催人老。1990年代,他已是鲐背之年,却仍常去韶山。在纪念馆里望着伯父旧居,他会低声嘀咕:“可惜您没看到今天这番样子。”2007年,九十五岁再次回乡,拄杖站在稻田边连连称“好”。
2013年6月20日,武汉协和医院病房里,毛远耀闭上眼,终年一百零一岁。讣告只用了短短一行字:中共党员、离休干部、原湖北省经委顾问。没有豪言壮语,却足以概括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他是毛氏家族迄今寿命最长者,也是新中国工业战线默默无闻的铺路人,在历史长卷里留下低调而坚实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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