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形象的象征与升华

我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是浙中山区的一个补鞋匠，从成功学考量，他没有挣下巨额财富，升官加爵的事更没他的份，但是从人生的宽度、厚度和深度来看，他是一个伟岸的男人，顶天立地的汉子，是我的人生榜样。我的父亲这辈子经历的苦难（家族里发生过一起悲剧，这里省略不谈）是很多人几辈子、几十辈子也不可能经历的，他与苦难斗争的勇气、坚韧，值得我永远铭记。尽管如此，父亲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并非顶天立地的伟岸样貌，而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孱弱男人。父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事实上他选择做补鞋匠，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有一门手艺，收入总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体力活也可以少干一些。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除了补鞋手艺有口皆碑，他还自学过木匠、篾匠，补鞋手艺也是自学的。他后来又学会了焊锡、补锅、修锁、修煤气灯、修雨伞、修行李包等等。他出门时挑的担子，一头是补鞋的，一头是修其他物件的，看起来五花八门，老乡们都笑话他，说他出门“跟唐僧取经似的”。父亲性格外向、乐观，身处苦难中也爱跟人交朋友，在谋生路上他爱讲开心的事给别人听，同时也道听途说了很多民间故事、奇闻异事、神话传说。他走村串巷，一去就是大半年。小时候，我总是掐指计算着他的归期，爱听他讲述在外的见闻，不少见闻后来成了我创作小说的素材。但是到了冬天，父亲便会整日咳嗽，再也挑不动担子外出了。他躺着，却从没见他叹过气，艰苦的生活没有让他消沉，相反，在贫病交加的岁月里，他也有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记得有一次，父亲躺在床上捉到了一只跳蚤，他兴高采烈地叫起来，要我把它关在一个玻璃瓶子里，他想要知道跳蚤到底能饿上多少天——我的记忆是饿了半个月也没有死。还有一次，是夏天，童心未泯的父亲捉了“菜花蛇”放养在家里，目的是要让它们无偿地为我们家捕鼠。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可敬和可爱，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往往洋溢着孩子一般纯真的笑。

但是，在我早期的创作中，没有按照真实的情况写父亲，因为那时我迷恋先锋文学、现代派之类的，没有想过要写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即便小说里涉及父亲也不是真的父亲。父亲形象在早期小说中不是实指，往往是一个象征物，这就好比张楚在歌曲《姐姐》中提到的“爹”并非真实人物。他在采访中解释，该歌曲通过艺术加工将家庭关系艺术化、符号化，借“爹”这一形象隐喻传统观念对年轻人的束缚。我的创作也是如此，我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艺术化的重构，被赋予更深刻的象征意义。我比较擅长将“父亲”漫画式夸张，甚至有一段时间，我笔下的“父亲”带一点儿神经质，疯疯癫癫的。比如《洪水、跳蚤》里的“父亲”在被洪水卷走后一生潦倒，为抗议妻子改嫁，最后死于绝食，绝食的方式竟然是与跳蚤比赛谁更能挨饿——与跳蚤比赛“绝食”这个细节来源于生活，但是用在这篇小说里是一种隐喻性的描述，是为了写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哭泣事件》里的“父亲”因丧失给老将军打麻糍的表现资格而上访，像一头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的倔驴。《城门洞开》里的“父亲”毕其一生都想进城吃“商品粮”，并将三个儿子取名为进城、建城、保城，却在大儿子要和城里姑娘结婚之际，因婚礼当天未接到儿子的确认电话而精神崩溃。这一崩溃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变革下农民进城梦的虚妄与代价。《守墓人》中，一个家族自愿守护古老墓园四百年，到了“父亲”这一代，却发现自以为守护的戚继光之子戚印之墓，结果很可能是吴三桂之墓。这些小说中的“父亲”，是现实问题的文学投射，我借由“父亲”写下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与感受。我以荒诞与隐喻的方式，将近乎残酷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写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不得不说，“父亲”在我的小说中一直是个标志性的存在。早期的小说中，我将现实父亲的形象文学化，伴随着夸张的艺术变形，该时期的“父亲”较多地被塑造成一个窝囊或者固执乃至癫狂的形象。不过后来，我不得不放弃了这类写法，从而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自然地，父亲的形象也跟着发生了一次蜕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先锋文学的创作手法在我写作之初就已经过时了，文学界不再欢迎这个风格的作品，我再努力也没有多少读者了，甚至发表都困难。二是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我有意放弃了小说形式上的花哨，进而转向最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此一来，现实中的父亲与小说中的父亲终于重合了。

这个改变的具体实施，从《金塘河》开始。我最初的想法是有一天将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写成系列散文，但是总感觉以散文的体裁来写不够自由，分量也轻。于是我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写了“金塘河”系列。‌《金塘河》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农民们心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喜悦心情，积极脱贫致富的故事。我塑造了一个不服输的、一心想带领全家人过上美好生活的父亲形象。他在金塘河边围栏建坝、抗洪抢险，又在高山上开荒垦地、挑水抗旱，最后与偷吃庄稼的野兽斗智斗勇，基本取材于童年记忆。在《砍树》中，我根据真实的砍树、背树、卖树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被疾病拖累、内心敏感，但坚韧、隐忍，对家庭责任感强，敢于与疾病、自然环境、社会压迫（禁伐令、村干部腐败）做斗争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父亲”背树时咳血仍咬牙坚持，用拐杵支撑百斤树干，挪也要挪下山‌，最终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这个系列以外，我也不再将父亲形象漫画化、象征化。小说《照亮》中，至少存在三个正能量“父亲”。即患者“我”的父亲，为救治“我”失明的眼睛，十年间奔走医院、监狱、刑场寻找角膜，甚至想自捐角膜。角膜捐赠者的养父，‌重信守诺，为救养子举债，后以理发代偿，“画正字记账”的细节彰显传统乡土社会的契约精神。而叙述者“我”，眼疾手术成功且长大成人后，将受赠角膜的恩情转化为生命教育，“我”为报恩鞠躬尽瘁，并教导儿子“受人之恩当回报社会”。小说中的三位“父亲”均通过自我牺牲，传递正向的价值观。

总之，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塑造过众多的父亲形象，其形象逐渐发生着蜕变。不变的是，我想通过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父亲形象，写出时代的镜像与缩影——因为父亲往往是一个家庭中的顶梁柱，是该家庭中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纽带。让我们珍惜与父亲相处的每一刻钟吧，感恩他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