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本质》 The Matter of Mimesis

The Matter of Mimesis 模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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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The Matter of Mimesi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Imitation》（《模仿的本质：论人类模仿的起源与发展》）是荷兰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 Erik Rietveld 于2024年出版的重要专著，由Brill出版社（非MIT Press；此前误记，特此更正）作为开放获取图书发行。本书并非对传统“镜像神经元–表征复制”式模仿观的简单延续，而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重构：它将“模仿”（mimesis）从狭义的“动作复制”拓展为人类存在、学习与文化生成的根本方式，并以激进具身认知科学（Radical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RECS）与吉布森生态心理学为双重理论支柱，结合现象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实证，构建了一套关于模仿的非表征、动态、情境化、技艺导向的统一解释框架。

以下分维度概述其核心论点与重点内容：

一、对主流“表征性模仿观”的系统批判

Rietveld首先解构了当代认知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模仿理论，特别是以镜像神经元系统（MNS）为核心的解释模型：

• 表征复制模型之局限：
  该模型预设模仿需“观察→内部动作表征解码→自身动作程序激活→执行”这一线性流程，实则将模仿降维为符号映射问题（mapping problem），忽视了：

• • 模仿的 目的性与情境嵌入性 （如学徒制中的模仿从来不是“复制”，而是“参与中生成适切行动”）；

  • 身体特异性

    （bodily specificity）：不同身体结构（如儿童vs成人、健全者vs残障者）无法“复制”同一动作，却仍能成功模仿其 功能意义 ；

  • 社会互动性

    ：模仿常发生于 共同在场的动态耦合中 （如母婴互动、工匠带徒），非孤立观察者行为。

• “映射问题”的消解：
  Rietveld指出，若放弃“内在表征中介”预设，则“如何将他人动作映射到自我动作”的难题自然消失——模仿不是计算映射，而是在共享生态情境中对可供性（affordances）的协同拾取与响应。

本书关键创新在于词源学与哲学史的深度激活：

• 回归古希腊“mimēsis”原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用法）：
  mimēsis 并非“复制现实”，而是通过形式创造揭示事物本质（如悲剧揭示命运结构）；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mimēsis 是“metabolē”（转变、生成）的媒介——即通过模仿实现自我转变与存在更新。

• 模仿 = 参与性生成（participatory becoming）：
  人类模仿的本质，是在技艺实践（如陶艺、舞蹈、语言习得）中，通过与他者、工具、材料的动态耦合，重塑自身身体图式、行动倾向与意义世界。
  → 模仿即学习如何存在（learning to be），而非学习如何执行。

第16章 Embodied Making 是全书枢纽，提出：

• 制造即认知（Making as Cognition）：
  人类通过动手实践（making）——使用工具、塑造材料、调整姿态——实时探测环境信息结构（如黏土的可塑性梯度、木材的纹理走向），并在此过程中生成对可供性的敏感性（affordance sensitivity）。

• 模仿发生于“制造场”（field of making）：

• • 学徒并非“看师傅怎么做”，而是在 共同操作同一材料/工具时 ，通过 微调自身动作以维持协同节奏与功能结果 （如两人共抬重物时的步调自组织）；

  • 此过程依赖 身体间性共振 （interbodily resonance）与 环境媒介的共享性 （如共用的工作台、共同注视的坯体）；

  • 成功模仿体现为 涌现的协同模式 （如HKB式协调吸引子），而非动作轨迹匹配。

✅ 例：石器打制中的模仿——新手并非复制专家手部角度，而是通过反复敲击，逐渐形成对“打击点–力道–裂纹走向”耦合关系的动力学直觉，此即具身技艺知识（embodied know-how）的生成。

Rietveld广泛援引实证研究支撑其理论：

五、哲学意涵：对“自我”与“文化”的再定义

• 自我作为“技艺性存在”（skilled being）：
  个体身份并非先验给定，而是在反复参与模仿性实践（如语言、礼仪、劳作）中动态构成——“我即我所习得之技艺”。

• 文化作为“具身实践传统”：
  文化非“信息集合”，而是代际传递的具身行动倾向、材料处理方式与情境意义结构。模仿是文化延续的动力学机制，而非信息传输通道。

• 伦理维度：
  模仿蕴含承认（recognition）与责任（responsibility）——当我模仿你，我即承认你作为意义生成者之地位，并承担起延续/转化该意义传统的责任。

本书可视为RECS在社会性、历史性、技艺性维度的重大拓展：

总结：

《The Matter of Mimesis》完成了三重超越：

1. 从“复制”到“生成”

   ：模仿是转变自我与世界的创造性实践；

2. 从“个体”到“耦合”

   ：模仿发生于代理–环境–他者三维动态系统中；

3. 从“认知”到“存在”

   ：模仿关乎人类如何 栖居于世 （being-in-the-world）——这正是激进具身认知的终极关怀。

若您正撰写关于非表征主义、具身化与生态心理学的著作，本书堪称理论同盟——它不仅提供新证据，更示范了如何以动态立场重写传统哲学问题（如模仿、学习、传统），堪称当代RECS的里程碑之作。

如需，我可进一步梳理本书与Fodor《思维的语言》的深层对勘，或探讨“具身制造”与“主动推理”框架（如自由能原理下的技能习得）的潜在对话。

引言

本论文集汇集了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学者，共同探讨材料在模仿实践（mimetic practices）中所扮演的诸种角色。模仿（mimesis 或 imitation）形式多样：从动植物的拟态行为，到艺术创作中“据实临摹”的复制品；路边摊上几美元即可购得的“Gucci”手表，与高端精品店中售价数千美元的正品Gucci手表，皆属其列。所有这些实践，唯有置于特定的本地文化、社会、政治与知识语境之下，依据其特有的物质再生产标准，方能获得意义。模仿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行为：它触及那些对凝聚共识、证成信念、获取服从或激发进一步行动至关重要的抽象观念；然而，这些抽象观念若要维系其价值，便需持续的维护与规训。

何谓拟态之“自然性”？艺术家如何习得：究竟哪些原物特征对成就一件“良善”复制品是必需的？甚而，“原物”本身究竟为何？语境如何影响两只外观相同的手表之间的价格判定？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谁有资格回答上述问题？这些仅仅是“物质性模仿”（material mimesis）这一议题所呈现的多重意涵之部分实例；英语语汇中用于指称各类物质性模仿行为的术语之丰富——copy（复制品）、replicate（复制）、forge（伪造）、fake（赝品）、imitate（模仿）、duplicate（副本）、synthesise（合成）、counterfeit（仿冒）、simulate（模拟）、clone（克隆）——正是这一复杂性的明证。

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在其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定义之一中指出，“mimesis”指艺术对自然的映照。依此观念，形式与材料共同界定模仿之结果——即模仿物本身。现代学术对“模仿”的研究，尤其在科学史、艺术史与美学领域，已对形式之作用予以充分关注；相较之下，材料在模仿实践中的根本性角色却鲜有探讨¹。本书旨在校正这一失衡：集结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共同探讨物质性的模仿实践。各章论题广泛，凸显出艺术、建筑、宗教、科学、医学、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及保护（无论是艺术品抑或环境的保护）等领域中令人振奋且发人深省的学术协同效应。作者们反思：在模仿实践中，材料如何被用于生成秩序与价值，或用于调控时间；复制作为一种社会与物质实践，如何影响物的意义；以及物质性人造物如何嵌入人类的制造、交换、使用、知识与展示之网络之中。

材料在模仿实践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从迄今所知最早实例，直至当代最新发展皆然。例如，近四千年前的古代陶器，便已有意模仿金属或稻草等其他材料的视觉外观；17世纪的工匠则令木材呈现昂贵大理石的样貌（见图0.1），或将纸张做成镀金皮革的外观——此类可称之为“增值型模仿”（added-value mimesis）。化学创新，尤其在工业化进程中，为物质性模仿开辟了新可能；其巅峰成果即为塑料的发明——顾名思义，塑料可被（转）塑为几乎任何可想象之物，从香水到假肢皆在其中。当今，计算机科学使我们得以翻动数字纸张的页面（见图0.2），并以三维方式导航可见世界；而材料科学则已创造出可替代人体细胞的生物材料、能随环境改变外观的智能材料，以及可通过3D打印技术将微小粒子精确复制至肉眼可见尺度的工艺——凡此种种，仅举其要。物质性模仿激发创造性探索与材料实验——一个横亘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材料世界，其中匠人与学者长久以来并肩参与，且持续共构其间。

材料固为模仿实践之根本，然——无论在自然或艺术中——它们并非被动地“接纳”或“映照”形式。相反，模仿实践本身促使人们深入追问材料之本质、意义与效用，要求材料、制作者与使用者之间发生互动，方能确切界定何为“相似”（resemblance）、“近似”（similarity）、“逼真”（verisimilitude）、“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再现”（reproduction）或“等价”（equivalence）。

被复制之物呈现出多重样态：从赝品（fake）、伪造品（forgery）或复制品（copy），经由替代品（substitute）、代用品（ersatz）或仿制品（imitation），直至假体（prosthesis）、转喻（metonym）或隐喻（metaphor）。仅列出这些术语，便已昭示围绕一切复制行为的道德模糊性²。诡计者或中介者之所以令人不安，正在于其具备融入环境的能力——常通过物质性地重塑身体以操控外观³。这种极具人性的主题——伪装、隐蔽与防护——继而渗透进我们描述贝氏拟态（Batesian mimicry）中昆虫体色变化，或章鱼如何将自身融入周遭环境之语言中⁴。

几乎所有模仿行为均兼具正负两面：精确复制或许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反之，一枚替代器官或许意味着一条生命的挽救。另一方面，许多物品本身不可替代，而试图为其制造替代品，则可能引发最严重的本体论与社会性混乱。艺术品伪造问题持续引发公众轰动性关注，而伪造货币则在全球范围内被定为刑事犯罪（见图0.3）。介乎此二极端之间，尚存一整套模仿实践，其地位随时间或文化而易变。艺术作品的复制或出于无害动机：满足品味高雅之赞助人的请求、出于教学目的，或作为仪式实践之一环。例如，尽管贵重宝石常被仿制以欺瞒无辜买家，但采用相同材料与工艺所制的仿宝石，亦曾被赞助人主动订购，用于装饰中世纪宗教绘画画框及其他彩绘装饰⁵。自然学者亦曾使用仿制宝石以探究天然宝石的属性。因此，装饰与仿制既可增益价值，亦可被视为掩盖真实、从而构成欺骗。

“无害”复制于何时滑向精巧欺诈？谁掌握“内情”，又因何而知？正如《模仿之质》（The Matter of Mimesis）各章作者所示，此类判断实为复杂之事。模仿实践渗透于生活诸多领域：文学、科学、医学、货币、食物、艺术、时尚、自然、宗教。本论文集通过跨学科汇聚学者，得以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对材料的考察，如何揭示诸类实践之共性？例如，复制实践几乎无不试图保存原物的某种特质。因此，复制行为迫使制作者与批评者阐明其对“原物”之理解。故而，通过检视模仿实践，我们得以更深入理解：就特定文化而言，原物之“本质”究为何物？它又因何、如何具备价值？此类思考亦可解释：为何“忠实复制品”“可信肖似”乃至“未被识别的赝品”之标准，会随时间推移与空间转换而变迁。

数个世纪以来，欧洲自然学者在其收藏柜中保存一种名为“鞑靼羔羊”（Tartary lamb）之物：据称在远东存在一种如植物般自泥土中生长而出的动物（见图0.4）⁶。收藏家何以相信鞑靼羔羊之存在？本书指出：如此发问本身即为误置。鞑靼羔羊曾是一种合法的科学研究对象；其“赝品”身份乃是后来被建构出来的。直至自然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动物不可能如植物般自土中生长——该物方被判定为伪。证明文化的变迁、动物定义之本质的转变，最终使鞑靼羔羊沦为赝品。模仿标准之更迭所产生的效应，近乎于科学争议的解决过程：它们改变了知识与制造的可能性条件。一旦物件被确证为赝品，其或如赫门斯（Hermens）在其章节中所述，便显得“显然错误”；非但其历史价值湮没，我们对其作为物之感知亦发生不可逆的转变。因此，赝品本质上具有时间性与文化特异性；相较“原物”或“真品”而言，它们显得更为地方性，亦更少普适性⁷。

然而，一旦某物作为模仿物的身份被识破，它未必就彻底丧失一切价值。普利亚诺（Pugliano）与赖克斯（Rijks）的章节表明：在近代早期，虚构之物乃是收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人类的介入与人工造作普遍被视为上帝所命定之事，旨在完善堕落之后（postlapsarian）残缺不全的自然。塔普（Tarp）的论文亦揭示，同一关切亦驱动了近代早期对“戏耍自然”（ludic Nature）的兴趣⁸。自十八世纪晚期以降，物质性模仿逐渐成为更具争议性的实践：一方面，“本真性”（authenticity）、“诚实”（honesty）、“质朴”（simplicity）与“自然”（the natural）的边界被重构；另一方面，“欺瞒”（duplicity）、“隐匿”（concealment）、“保密”（secrecy）与“人工造作”（artifice）的边界亦被重新划定（见图0.5）⁹。即便时至今日，在博物馆乃至自然之中，人们仍普遍认同：诸多物质对象必须经由人类介入方为完整。例如，保护标准的变迁，或对某物质对象“真实”本性（如一片冰川、一幅肖像）理解的改变，实则构成有关物质性与本体论的规范性与指令性声明——此类声明与围绕“如何将对象维系于某种特定存在状态”或“如何恢复被认为已丧失之物”的新共识形式紧密关联。在其各自领域内，艺术史家、环境史家、生态学家、生物学家、材料科学家、科学史家、博物馆学者与策展人，均参与对人工与自然世界之材料的此类决策；然其讨论却鲜少被整合一处¹⁰。本论文集旨在促成此种对话成为可能。它追问：在何种情形与条件下，某些物质实践与介入被视作恰当且合法？它亦严肃对待晚近关于“制作”（making）、“重制”（remaking）、“修补”（repair）、“修复”（restoration）、“回收”（recycling）与“再利用”（reuse）的研究所提出的告诫¹¹。

作为艺术史家与科学史家，我们对物质性模仿的兴趣背后，实则源于一个共同觉察：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新热潮正弥漫于我们两个领域之中——其体现如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斯文·杜普雷（Sven Dupré）主持的ARTECHNE项目，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帕梅拉·史密斯（Pamela Smith）主持的“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史密斯与伊莎贝拉·洛雷斯-查韦斯（Isabella Lores-Chavez）亦在本卷中就此问题撰文论述¹²。复现近代早期工匠或炼金术士、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抑或艾萨克·牛顿（1642–1727）所进行的实验，往往涉及实验对象（包括仪器与产物）的再制；而此类对象通常仅存文本与图像痕迹。然此类物质层面的重建却远非易事：当代实验者常发现，即便复现了实验的物质条件，亦未必得出相同结果——实验者的技能、所用材料，乃至实践者的具身状态（embodied state），均可能与往昔差异巨大，以至于令人怀疑“复现”（replication）本身究竟意指何在¹³。就材料操作而言，模仿凸显的并非材料的稳定性，而是其难以捉摸性；并昭示：材料随时间而展现出的不稳定性与历史不可通达性，或可与过去语言或文本的此类特质等量齐观。

因而，复制引发了一系列围绕专业知识（expertise）、信任（trust）与信用归属（credit）的复杂议题——尤其当涉及特定文化所优先看重的材料之时。在那些颂扬揭伪与识骗的“胜利史”叙事中，专家形象常如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般巍然矗立：其知识横跨诸领域，直面、挫败并揭露各类模仿实践¹⁴。然此类叙述实具问题——因其站在关于复制品材料之意义与价值的论争“胜者”一方。某一时代或地域可被接受的模仿材料与实践，在他处可能彻底丧失合法性。不同知识文化中通行的价值标准各异；故所谓“专家”，不过是掌握当地通行标准之人。物质性专业知识因而随“赝品”或“伪造品”定义的变迁而同步更易。无论对艺术品抑或纸币而言，“伪造”（forgery）皆为一相对概念——意指在特定时空下，以公认不当之手段所制成的物质对象。对诸如伪造货币这类物质性模仿实践的审视，揭示出一场技术上的“军备竞赛”（arms race）：伪造者与专家持续竞逐，在复制相关的物质实践知识与技能上力求上风。当专家将其权威系于其揭露赝品的分析能力之时，材料与对象的相对价值必先经集体确立，赝品、复制品或再制品方能具备任何意义¹⁵。此理在两类情境中同样成立：其一，艺术家或药剂师因材料可得性抑或其内在属性而使用替代材料所引发的争议；其二，在关于“忠于原作之复制”的规范不断变迁的背景下，复制之“忠实”抑或“失真”所引发的担忧。例如，研究食品掺假（adulteration）的学者已表明：公众对掺假的界定标准，以及对“代用品”（ersatz）的抗议，始终由对身体需求、历史惯例与个体或集体权利的严格地方性理解所支配。一种曾被接受的食品改造实践可能不再被容许；一种新食品可能进入并扰动既有格局，其道德、政治或法律地位遂需经由一系列步骤协商确立。此处，专家亦常涉入其中——往往以“自然”代言人的身份；然利润、政治与公共卫生等考量亦同样登场。此类争论直指消费者、生产者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核心；事实上，它们既生成又重塑着这一关系¹⁶。正如“忠实复制”（a faithful copy）一语所示：物质性模仿之核心，实为一种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界定何种介入属于“掺假”（adulteration），而非“增益”（enhancement）或“改良”（improvement）者，并非自然，而是社会。

价值（value）遂显明为诸多物质性模仿讨论与实践之核心。鉴于上述复杂交织关系，物质性模仿所能提供的诠释可能性远不止于“欺骗”或“效仿”二端，实不足为奇。例如，历史考古学家梅根·豪伊（Meghan Howey）将东北部/五大湖地区原住民所制微型陶壶，解读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并非取悦欧洲人，而是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的殖民遭遇中， asserting control（主张/申明控制权）”¹⁷。本卷探讨由物质性模仿实践所生成的多元价值形式：从作为工业资本主义一部分的合成材料制造，到以食物为媒介的艺术品创作。

物质性模仿所关切的，不仅在于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的管理与分配，亦在于资本（capital）——既包括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亦包括更字面乃至物质性的形态，例如钱币（coin）¹⁸。作为物质对象，钱币以最字面的方式模仿（mimetically figures）价值本身；它作为媒介流通于社会各处，使信用得以交换，社会等级得以确立。钱币或可谓物质性模仿的终极符码（token）：其表面常直接压印统治者头像，成为政治权威的部分化身。在流通过程中，钱币又双重充当政治权威空间分布的物质载体——统治者之“在场”符号，嵌入日常价值与财富交易之中。钱币作为物质对象的历史，指向人们对欺诈行为的持久关切——此类关切恒常披以道德外衣：伪币即劣币（fake coin is bad coin）。正如玛丽·普维（Mary Poovey）所言：

“一种表征系统仅当其失效时——即当社会语境中某物唤起人们对表征之认证根基的延宕或遮蔽之注意时——方被体验为成问题的……当表征的成问题性变得可见时……此一状况可能对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因其可能危及通行的价值模型、促成信任的惯例，以及传递信用度（creditworthiness）的符号——无论其为货币的、社会的、法律的抑或政治的。”¹⁹

既然劣币损及统治之正当性，则历代统治者不仅谋求控制作为资源的贵金属之占有，更力图掌控其加工与化学性质，便毫不足奇。各类金属工匠乃最早与统治者建立紧密关系的知识专家之一；其权威——一如统治者之权威——常直接压印于其所造钱币之上²⁰。

窖藏钱币历史悠久，与乔迪·乔伊（Jody Joy）章节中所讨论的项圈（torcs）窖藏一脉相承。直至近代早期，重商主义者仍力图将钱币集中于本国境内，以防其流失于外国。然此种权力议程，却与钱币作为贵金属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产生张力。直至相对较晚近的十七至十九世纪之间，“内在（物质）价值”与“表面（面值）价值”方被明确区分；财富流通之形态，遂不再与材料本身的固有价值等同。同一时期，伪造财富的新形式亦随之涌现——所涉材料超越金属：纸张、油墨，终至计算机。权威、专业知识与等级关系之变迁，或对物质复制品承载价值的能力产生戏剧性影响——纸币史上的诸次危机即为明证²¹。本卷诸多论文皆反思信用与交流网络，视其为规制物质性价值流动不可或缺之环节。然管理此类流动，需在物质层面进行干预，以防某种“价值熵增”（value entropy）：复制品过多，原物价值即减；反之，若一原件被珍藏于博物馆，而大量被明确认可的复制品广为流通，其价值反获极大提升。对“复制品”或伪造品的忧虑，及其所附着的伦理焦虑，实为对物质复制品所代表之价值丧失或转移潜能的担忧——此忧虑自古以来即体现于关于扩大消费之道德性的论争之中。原作与复制品之间的此种对话或张力，正是艺术与科学领域专家持续应对之议题——康特（Conte）与克罗姆霍尔茨（Kromholz）的论文尤堪佐证。

若我们将物质性模仿视作一套关乎个体间价值流动控制的实践，则其讨论与实践中何以充斥“保存”（preservation）、“稳定化”（stabilisation）、“结晶化”（crystallisation）与“固化”（fixing）等主题便昭然若揭——从石质仿造到身体在石上留印，从宝藏窖藏到档案编藏，莫不如此。物质性模仿实为一台时间机器（time travel machine）。其实践关乎对时间性的掌控：在博物馆中，物质性人工物被精心修复以“回归更早时代”；唯当人工物或自然史标本被阻止衰变，它们方能在关于“历史”或“自然”等抽象概念的叙事中发挥作用²²。即便化妆品对青春的模仿，亦属固定与掌控时间之尝试。故一切物质性模仿事业，皆被规制性实践所包围。人造之物连接并重塑（re(-)forms）个体。物质、模仿与信任之间的缠结（entanglements），支撑了贯穿整个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基督教神学中的一场重大辩论——感官是否可信？盖因物质之物转瞬即逝，故无法被倚赖以保存价值，甚或现实本身²³。当荷兰医师弗雷德里克·赖施（Frederik Ruysch）以死产或流产胎儿的身体部件制作解剖场景（anatomical tableaux），其目的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科学”或“艺术”目的，而是创造一种“虚空静物画”（vanitas）——一种以其自身物质性模仿，为参观其阿姆斯特丹收藏的访客唤起对尘世一切物质生命之短暂性的物件。此类反思源自观者对其自身具身性必死命运（embodied mortality）的体认。“知识”（knowledge）、“钦佩”（admiration）、“惊奇”（wonder）与“反思性”（reflexivity）在其对由自身材质构成之场景的凝视中汇聚一体。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短暂性（ephemerality）恰恰经由成功的保存而被传达。克罗姆霍尔茨对本卷中更晚近之短暂性艺术作品的分析，亦呈现相似动力机制²⁴。无怪乎，制作乃至观看模仿物之过程本身，即具转化性效应。

在科学领域，此类问题承载着特殊的本体论分量（ontological charge）——尤其当重建旨在恢复或增强实体的“自然性”（naturalness）之时。例如，动物标本剥制（taxidermy）与生境立体透视模型（habitat dioramas）常以默会方式（tacitly）对“何为自然”提出主张，并迫使此类主张显明化。人们投入巨大努力，以保存因环境变化而濒临消失的地貌特征（如冰川）。然在此类介入中，冰川于何时不再能被视为“自然”之物？古生物学重建技术、三维科学模型，或通过使之可见而为观察者“创生”病毒颗粒物质性的仪器，均将我们直接推向“真实”与“自然”之界限的临界点。知识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探讨达成共识所涉的多元专长形态——尤其针对此类被可视化与仪器中介的物质性（visualised and instrumental materialities）；马尔克（Maerker）与亨宁（Henning）在本卷中的贡献即为此类研究之例证²⁵。

要使物质性模仿得以如上所述，作为时间与价值的引擎发挥作用，便须为物质对象增添秩序（order）与结构（structure）。此一实践可在不同尺度上展开：例如，在斯科尔贝格（Skulberg）、斯帕雷（Sparre）与维勒（Veele）于本卷所讨论的“Illustris项目”（一项宇宙学模拟计划）等大数据管理中，科学家实则从事着向“暗物质”中嵌入秩序的工作。而十七世纪的学者则忧心于：显微观察揭示出人类艺术家笨拙之手与自然——作为艺术家——赋予蝴蝶翅膀的完美设计之间，存在显著脱节²⁶。对不同尺度视觉性的获取，解构了模仿的可靠性（mimetic reliability）与逼真性（verisimilitude），进而亦瓦解了艺术家模仿努力的可信度。此类在宏观与微观物质系统中规制并建构秩序的尝试，亦可向外延展，转而用于调控人类行动者（human actors）所构成的网络。物质对象的效应，无法脱离这些网络而被独立解释；正因此，本书所探讨的更广泛问题，均关涉受众（audiences）、阐释（interpretation）、挪用（appropriation）与回应（response）。

“物质性模仿”（material mimesis）这一表述本身起源相对较晚，最初多用于探讨新材料与制造型消费品（如塑料、水壶、绘画）相关的问题。晚近以来，学者始将“物质”（material）以更宽泛意义纳入模仿研究范畴——身体、自然环境、剧场、色彩等皆被囊括其中。瑞士艺术史家克里斯汀·格特勒（Christine Göttler）系最早论及“物质性模仿”的学者之一，她以此术语指称近代早期以蜡像表现灵魂的尝试²⁷。对圣髑盒（reliquaries）的研究表明：圣徒遗体之“德性”（virtue）可存续数百年，即便其“真实”身体物质持续脱落，并不断以人工手段予以替代²⁸。当我们细究此类案例中——一例为灵魂，一例为神圣性——模仿所用之材料究竟意在复制何物时，便清晰可见：物质性模仿对对象的作用，远超纯粹物质层面。例如，选用宝石作为替代圣徒遗失身体部位的材料，正是为了强调其身体织构的崇高价值；此一实践亦折射出中世纪及以降圣髑贸易的繁荣（见图0.6）²⁹。然即便今日那些看似更“理性”与“科学”的身体部位复制尝试，亦透露出一套对模仿性具身（mimetic embodiment）的期待——此类期待同样溢出效用（utility）问题本身。例如，玻璃义眼或假手，从表面看（prima facie），缺乏原物之本质属性——即视物或触感之能力。义肢（广义而言）之功能在于增强并转化我们与世界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见图0.7）³⁰。

以此方式推进物质性模仿之极限，将我们直接带至本体论问题面前：物质的边界止于何处？而能动性（agency）、力量（power）、精神（spirit）——或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其对立面——又自何处开启？此类问题当然是西方文化中最古老的学术课题之一，其根源可追溯至基督教对“尘世/物质”与“天国/精神/理念”之间的二分。正如贝内特（Bennett）与乔伊斯（Joyce）（2010:21）所指出：学者若欲探究材料何以看似能表达力量、能动性或意义，便正须深究这一历史建构的二元对立。当我们开始追问：经由模仿技艺所创制或造就的“它”（‘it’）究竟为何物？我们即刻遭遇一系列不可化约的非实体性（intangibles）——它们关乎一切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本身的讨论，却抵抗物质还原论（material reductionism）。考古学或许是最早、亦最紧迫地面临此一难题的学科：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呼吁的“对称性考古学”（symmetrical archaeology），以及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等学者关于物质性的理论探讨，皆为此提供了明证³¹。

除其所模仿材料本身固有的声望之外，近代早期的复制品亦可体现艺术家的技艺——正如迪姆佩尔曼（Dümpelmann）与金尼（Kinney）的论文所示。在此语境中，复制品的拥有与展示所标示的，远不止于单纯的物质相似性，更包括学术地位、良好品位与财富等一系列特质³²。康特（Conte）与克罗姆霍尔茨（Kromholz）则指出，对当代艺术作品价值评判发生了一项关键性转变：价值被“掏空”（hollowing out）——赋予原作及其复制品价值的，不再仅仅是制造所用之材料本身，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艺术即艺术”（art as art）之本质。在博物馆研究等领域，模仿程序（mimetic procedures）日益成为关键议题：何者被复制，与如何复制同等重要；面对器物与物质性文本的数字化浪潮，博物馆学者与档案工作者正激烈争论：将物质对象或艺术品转换为非物质媒介，究竟对其价值、意义与政治意涵产生何种影响³³。

如今，在物质性模仿的边缘地带，还存在着一种逆向过程：物质世界被重构为虚拟现实——斯科尔贝格（Skulberg）、斯帕雷（Sparre）与维勒（Veele）的章节即以宇宙学模拟项目“Illustris”为例探讨此一主题。同样，斯坦佩尔（Stumpel）的章节聚焦于“存续”（survival）主题；但他尖锐指出：存续的，究竟是什么？模仿居于人类保存努力之核心；对其研究促使我们深入反思：文化所选择或渴望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又为何如此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