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被公司派去非洲，回来后，发现女友成了我上司的妻子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六岁。

站在白云机场国际出发厅的巨大玻璃窗前，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弹弓射出去的一颗石子，前途未卜，但充满了离弦的速度感。

身后是晓曼。

我的晓曼。

她穿着我们一起在东门淘来的那件米色风衣，眼睛红得像我们昨晚分着吃掉的那个苹果。

“陈阳，你真的……要去那么久吗？”

她攥着我的袖子，力气小得像只猫，但我能感觉到那股不想放手的劲儿。

我说：“两年，很快的。公司说了，尼日利亚那个项目干下来，回来我就能分房，还能提副科。到时候，我们就结婚。”

结婚。

这个词我说得那么大声，那么肯定，好像手里已经攥着红本了。

晓曼没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

我能感觉到她肩膀在一抽一抽的。

我心里一酸，把她搂进怀里，闻着她头发上那股熟悉的、廉价的洗发水香味。

“傻丫头，哭什么。这是好事儿。你想啊，等我回来，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再也不用挤在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我……我不是怕挤，我就是怕……”

她的话说了一半，被广播里催促登机的声音打断了。

“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我松开她，捧着她的脸，用大拇指抹掉她眼角的泪。

“等我。”

我说。

“我一定回来娶你。”

晓曼用力地点头，泪水却掉得更凶了。

我转过身，不敢再看她。

我怕再看一眼，我就走不了了。

临进登机口前，我回头望了一眼。

她还站在原地，像一尊小小的、孤单的雕塑，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那么扎眼。

那一刻，我心里发誓，陈阳，你这辈子，绝对不能辜负这个姑娘。

飞机起飞时，巨大的轰鸣声里，我好像听见了心脏被撕开一道口子的声音。

再见了，我的城市。

再见了，我的爱人。

等我回来。

【第一部分：非洲】

尼日利亚的太阳，跟我老家的完全是两个脾气。

我们老家的太阳，是温吞的，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这里的太阳，是暴躁的，是恶毒的，像一盆烧开的油，兜头浇下来，要把你皮肉都给炸酥了。

刚下飞机，一股混杂着尘土、尾气和某种不知名香料的燥热空气就糊了我一脸。

这就是非洲。

公司派来接我们的是个老员工，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

黑得像块炭，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欢迎啊小陈，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力气很大。

项目部在郊外，一片用集装箱改造的营地，四周拉着铁丝网，有持枪的本地保安。

我的宿舍也是集装a箱，一张铁架床，一张掉漆的桌子，头顶一个吱呀作响的吊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第一晚，我被蚊子咬得体无完肤。

那种蚊子，个头跟苍蝇似的，隔着衣服都能给你来一口。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不知名的虫鸣和远处传来的鼓点声，想晓曼想得睡不着。

我给她写了第一封信。

我在信里说，这里很热，蚊子很大，但同事们都很好，让我别担心。

我在信里说，我想她，想得心都疼了。

我在信里画了一个我们未来家的样子，有大大的窗户，有柔软的沙发，还有她喜欢的兰花。

我把信交给李工，他每周会去趟城里，帮大家把信寄出去。

“小陈，刚来都这样。过两个月就好了。”

“好什么？”我问。

“就……麻木了。”李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工作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我们是来建一个小型发电站的。我是技术员，负责现场的设备安装和调试。

白天，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在工地上跑，汗水把工作服浸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还要对着图纸加班，研究第二天的方案。

这里缺水，缺电，缺蔬菜，唯一不缺的，就是各种你想不到的困难。

设备运输被当地的部落拦路要钱。

工人因为听不懂指挥，装错了线路。

甚至连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都能把我们刚挖好的地基给冲垮。

有一次，我中暑了，高烧不退，上吐下泻。

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一条脱水的鱼，随时都可能死掉。

是李工，一口一口地给我喂水，用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酒精给我擦身子降温。

我迷迷糊糊地喊：“晓曼……晓曼……”

李工叹了口气，说：“兄弟，撑住。想想你国内的媳妇儿，撑住了才能回去见她。”

是啊，我得撑住。

我还有晓曼在等我。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晓曼的第一封回信。

信纸上带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

她说她一切都好，让我注意身体，不要太拼。

她说她想我，每天晚上都会看我留给她的那张照片。

她说我们单位的王总，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老王，对她很照顾。

上次她生病，还是老王开车送她去的医院。

我看着信，心里暖洋洋的。

老王是个快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平时在单位里不苟言笑，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算不错。

我去非洲前，他还特意请我吃了顿饭，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好好干，前途无量。家里有事，只管找我。”

我当时还觉得，这领导真不错，有人情味。

我在回信里让晓曼替我谢谢王总。

我说，等我回去了，一定请他好好喝一顿。

日子就在一封封信的来往中，在一天天的高温和汗水中，慢慢地过。

信很慢，一来一回要一个多月。

打电话更奢侈，营地里只有一部卫星电话，信号差，还贵得要死。

每半个月，我才能跟晓曼通上五分钟的电话。

电话里总是滋啦作响，我得扯着嗓子喊。

“晓曼！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那边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呢？”

“我也好！你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快了！”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重复这几句话，好像要把对方的声音刻进脑子里。

有一次，电话快挂断的时候，我听见晓曼那边有个男人的声音。

“晓曼，汤好了，快趁热喝了。”

声音很温和，有点耳熟。

我问：“谁啊？”

晓曼那边顿了一下，说：“哦，是王总。他……他顺路过来看看我。”

“哦。”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又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人家领导关心下属家属，不是应该的吗？

我真是小心眼了。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笑，说：“替我谢谢王总啊。”

“嗯。”

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老王为什么会去晓曼那儿？还给她煲汤？

顺路？我们单位在城东，晓曼租的房子在城西，这顺的是哪门子的路？

我越想越烦躁，索性爬起来，就着月光，又给晓曼写信。

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问她，跟老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写得很直白，带着一丝质问的口气。

写完我就后悔了。

晓曼一个人在国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还在几千公里外怀疑她。

我算个什么男人。

我把那封信撕了，重新写了一封。

信里，我只字未提老王的事。

我只说我有多想她，数着日子盼着回家。

时间到了第二年。

项目进入了攻坚阶段。

我们忙得昏天暗地，连写信的时间都少了。

我和晓曼的联系，也从一周一封信，变成了一个月一封。

她的信越来越短。

从前，她会跟我说单位里的八卦，说新上映了什么电影，说楼下那只流浪猫又生了小猫。

现在，信里只剩下寥寥几句。

“一切都好，勿念。”

“注意身体。”

“等你回来。”

我安慰自己，她肯定是怕我分心，影响工作。

一定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来的同事喝酒。

他叫小张，比我小两岁，女朋友也在国内。

小张喝多了，抱着酒瓶子哭。

“我女朋友……跟人跑了。”

他说。

“她说她等不了了。她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

我拍着他的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因为我心里也慌得一批。

我突然想起李工那句“麻木了”。

原来麻木的意思，不是习惯了艰苦，而是习惯了这种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回国了。

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晓曼家。

开门的，却是老王。

他穿着我的拖鞋，系着晓曼给我买的那条围裙，笑着对我说：

“小陈，你回来啦？晓曼在做饭呢，快进来坐。”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

浑身都是冷汗。

我再也躺不住了。

我冲到电话旁边，不管三七二十一，拨通了晓曼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是晓曼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和不耐烦。

“喂？谁啊？”

“是我，陈阳。”

那边沉默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听见她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

“陈阳？你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

“我想你了。”我的声音有点抖，“晓曼，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啊。”她的声音很平静，“能有什么事？我挺好的。”

“那……老王呢？他……还常去看你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王总？他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就是……”

“好了好了，”她打断我，“我这边很晚了，要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项目要紧。”

她把电话挂了。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冰窖。

她的语气，那么陌生，那么疏离。

就像在跟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话。

项目终于在第二年的秋天完工了。

发电站成功并网发电的那天，整个营地都沸腾了。

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像孩子一样又笑又叫，把啤酒浇在对方头上。

两年了。

整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公司给我们发了一大笔奖金。

我捏着那张存着五万块钱的存折，感觉比整个发电站还重。

这是我和晓曼的未来。

回国前，我给晓曼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告诉她，我下周就回去了。

但我没告诉她具体的航班号。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想象着，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会是怎样的表情。

她一定会尖叫着扑进我怀里，像我们分开时那样。

然后我会拿出存折和公司给的提拔文件，告诉她：

“晓曼，我回来了。我们结婚吧。”

【第二部分：归来】

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

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

空气里熟悉的潮湿味道，都让我觉得亲切。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公司报道。

我打了个车，直奔晓曼租的那个小房子。

那条我们一起走过无数遍的小巷。

巷口那家卖牛腩粉的店还在，老板看到我，愣了一下。

“哎？小陈？你回来啦！”

“是啊张叔，回来啦！”我笑着打招呼，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

我走到那栋熟悉的旧居民楼下。

抬头看。

三楼，我们的小窗户。

窗帘拉着。

我深吸一口气，压抑住激动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

楼道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潮湿的霉味。

我站在门口，掏出钥匙。

那把钥匙，我像宝贝一样在非洲揣了两年。

钥匙插进锁孔。

转不动。

我愣住了。

怎么回事？锁换了？

我用力地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我只好敲门。

咚，咚，咚。

没人应。

我又加重了力气。

“晓曼？晓曼，是我！我回来了！”

还是没人。

难道她不在家？上班去了？

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三点，是上班时间。

我真是个笨蛋，怎么忘了这个。

我靠在门上，有点失落，但更多的是期待。

我决定去她单位等她下班。

我们都在同一家国营设计院，只是部门不同。

我打车到了单位门口。

看着那栋熟悉的灰色办公楼，我感慨万千。

两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还是个一文不名的小技术员。

现在，我回来了。

我衣锦还乡了。

我走进大厅，跟保安大叔笑着点了点头，径直走向晓曼所在的行政部。

行政部的门虚掩着。

我刚想推门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笑声。

是晓曼的声音。

清脆的，像风铃一样。

我心头一热，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我把头探过去，想看看我的姑娘。

然后，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办公室里，晓MAN正背对着我，坐在一个办公桌前。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正拿着一把小梳子，温柔地梳理着她的头发。

那个男人，我化成灰都认识。

是王总。

我的顶头上司，老王。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看见老王低下头，在晓曼的耳边说了句什么。

晓曼笑了，仰起头，脸颊上泛着我从未见过的、幸福的光晕。

那不是我熟悉的晓曼。

我熟悉的晓曼，是朴素的，是清纯的。

她穿着我们一起买的廉价衣服，扎着简单的马尾，素面朝天，但笑起来比谁都好看。

眼前的这个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一身一看就很贵的套裙，脸上化着精致的妆。

她很美。

但她很陌生。

我感觉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楼的。

我只记得，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在马路边站了很久很久。

车来车往，人声鼎沸。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一个天大的傻子。

我掏出兜里的存折。

五万块。

我在非洲拿命换来的五万块。

我觉得它那么烫手，那么讽刺。

我把它狠狠地摔在地上。

然后，我又像个疯子一样，把它捡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拍掉上面的灰尘。

这是我的钱。

我凭什么扔？

我不知道该去哪。

我没有家了。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从白天走到黑夜。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才想起自己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走进巷口那家牛腩粉店。

“老板，一碗牛腩粉。”

老板把粉端上来，热气腾腾。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

还是那个味道。

可我却吃得想吐。

我趴在桌子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老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陈，怎么了这是？回来是好事啊。”

我抬起头，看着他，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张叔，我……”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该说什么？

说我被派去非洲卖命两年，回来发现女朋友跟上司好了？

说我像个一样计划着我们的未来，人家早就把我踢出局了？

太可笑了。

真的，太可笑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公司分的那个单身宿舍的。

第二天醒来，头疼得要裂开。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双眼通红的男人，觉得无比陌生。

这是我吗？

这是那个意气风发，准备回来大展宏图的陈阳吗？

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喂？”

“陈阳？是我，晓曼。”

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感觉我的心脏被人用手狠狠地攥了一下。

“有事吗？”我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我们……见一面吧。”

“好。”

我说。

“在哪？”

“就在我们单位旁边的咖啡馆。”

“行。”

我挂了电话，去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

我要去见她。

我倒要看看，她想跟我说什么。

【第三部分：对峙】

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我讨厌这种地方。

虚伪，做作。

晓曼已经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

她今天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还是那么漂亮。

看到我，她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

“你来了。”

我没说话，在她对面坐下。

服务员走过来。

“先生，喝点什么？”

“不用了。”我冷冷地说。

气氛很尴尬。

晓曼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不敢看我。

我看着她。

看着这个我爱了五年，想念了两年，准备娶回家的女人。

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她。

“说吧。”

我先开了口。

“什么？”她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她咬了咬嘴唇，沉默了很久。

“陈阳，对不起。”

对不起？

我笑了。

我等了两天，就等来这三个字？

“对不起什么？”我问，“对不起你在我为我们未来卖命的时候，爬上了我上司的床？还是对不起你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非洲做了两年的美梦？”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刀子。

晓曼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我不是故意的。”她的声音开始发颤，“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我真的很害怕，很孤单。”

“孤单？”我冷笑，“全中国有几亿人，你偏偏要找我的上司帮你排解孤单？”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急了，“一开始，王总……老王他真的很照顾我。我生病了，他送我去医院；灯泡坏了，他来帮我修；我工作上遇到困难，他也会帮我……他就像一个长辈，一个兄长。”

“兄长？”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无比讽刺，“兄长会照顾你到床上去吗？”

“陈阳！你别这么说！”她眼圈红了，“我承认，我后来……是动摇了。你太远了，远得像个梦。而他，就在我身边。他成熟，稳重，他能给我我想要的安全感。”

安全感。

又是一个该死的词。

“我给不了你安全感？”我指着自己的胸口，“我为了我们的家，跑到那个鬼地方去挣钱，我给不了你安全感？晓曼，你摸着你的良心说，我陈阳哪点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她低下头，声音像蚊子哼哼，“是我对不起你。可是陈阳，人是会变的。现实不是童话故事。”

“现实？”我感觉我快要气炸了，“所以现实就是，谁有钱，谁有权，你就可以跟谁走，是吗？”

“我不是因为他的钱和权！”她猛地抬起头，激动地反驳，“我是真的……喜欢他。他懂我，他能给我安稳的生活。陈阳，你给不了。”

“我给不了？”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他妈在尼日利亚差点死在那！我为了谁？我还不是为了回来给你一个安稳的生活！你现在跟我说我给不了？”

我的声音有点大，邻桌的人都朝我们看过来。

晓曼的眼泪掉了下来。

“陈阳，我们都冷静一点，好吗？”

“我很冷静。”我说，“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犹豫了。

“说！”我低吼道。

“……你走后第二年的春天。”

第二年的春天。

我记起来了。

那个春天，我得了疟疾，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差点没挺过来。

我每天都在想她，靠着想她才撑了过来。

而她，却在那个春天，躺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我感觉喉咙里一阵腥甜。

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

“好。”

我站了起来。

“很好。”

“陈阳，你要去哪？”她也站了起来，想拉我。

我甩开她的手。

“别碰我。”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从今天起，你我之间，恩断义绝。”

我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她压抑的哭声。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回头，会忍不住掐死她。

或者，掐死我自己。

刚走出咖啡馆，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我面前。

车窗降下来，是老王。

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

“小陈，上车，我们聊聊。”

我看着他那张伪善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上车吧。”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不然，在这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看。”

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里有股淡淡的古龙水味，和晓曼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闻得我恶心。

车子开得很慢。

“小陈，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老王先开口了，语气像个慈祥的长辈，“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不该……在你不在的时候，和晓曼走得太近。”

我看着窗外，没说话。

“但是，感情的事，是控制不住的。”他叹了口气，“我和晓曼，是真心的。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成全？

我转过头，死死地盯着他。

“王总，你今年快五十了吧？你儿子都比我大吧？你管这叫真心？”

他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年龄不是问题。我能给晓曼的，你给不了。”

又是这句话。

我给不了。

“你能给她什么？”我问，“钱？房子？还是你这个‘国企领导’的身份？”

“这些我都能给。”他很坦然，“但更重要的是，我能给她一个安稳的、看得见的未来。小陈，你还年轻，你不懂。女人要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承诺，是实实在在的依靠。”

他从副驾上拿过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

“你这次去非洲，很辛苦，公司都知道。这是院里给你的特别奖励，十万块。”

十万块。

在1999年，这是一笔巨款。

“另外，你回来提副科的事情，我已经跟上面打好招呼了。下个月任命就下来。”

他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

“小陈，你是个聪明人。拿上这笔钱，接受这个职位，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以后，我们还是好同事，好上下级。晓曼那边，我会处理好。”

我看着那个信封。

又看了看他那张志在必得的脸。

我突然明白了。

这不是道歉，这是封口费。

他想用钱和职位，买我的尊严，买我的沉默。

他把我当成什么了？

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小瘪三？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拿起那个信封，在他面前晃了晃。

“王总，你觉得，我陈阳就值这点东西？”

他愣住了。

我打开车门，把信封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

“你的钱，你的职位，老子不稀罕！”

我下了车，用力地关上车门。

“王建国，”我趴在车窗上，看着他错愕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记住，今天这事，没完。”

【第四部分：新生】

第二天，我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

人事部的大姐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惋惜。

“小陈，你可想好了？铁饭碗啊，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来。你这又是提拔又是奖金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想好了。

我想得不能再清楚了。

留在这里，每天看着那对狗男女在我面前演戏？

看着王建国用那副“我都是为你好”的嘴脸对我发号施令？

看着晓曼挽着他的胳膊，对我露出愧疚又得意的微笑？

我做不到。

我的骨头还没那么软。

办完离职手续，我走出了那栋我待了五年的办公楼。

没有一丝留恋。

我拿着那笔五万块的非洲奖金，加上我之前所有的积蓄，一共不到七万块钱。

这点钱，在深圳这个地方，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我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三天。

我抽烟，喝酒，想把肺和胃都弄坏。

我想不通。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给我爱的人一个家，这有错吗？

为什么到头来，我成了一无所有的那个人？

第四天早上，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是李工。

那个在非洲给我喂水的老大哥。

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我回来了，还辞职了。

他一进门，看见满地的烟头和酒瓶，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了我一拳。

“你他妈就这点出息？”

他吼道。

我没还手，也没说话。

“为了个女人，就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陈阳，我他妈在非洲真是看错你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忘了你在工地上是怎么说的了？你说你要干出个人样来！你说你要让你媳妇儿过上好日子！现在呢？人样呢？啊？”

我被他骂得抬不起头。

“她跟别人了……”我喃喃地说。

“跟别人了怎么了？”李工吼得更响了，“天塌下来了？地球不转了？离了她你活不了了？”

他一把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男人吗？那个把你甩了的女人要是看见你这样，她只会觉得她选对了！因为你就是个扶不起的！”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不是。

我不是！

我猛地抬起头，眼里布满了血丝。

“我不是！”

“那你他妈就给老子站起来！”李工指着门外，“这个世界，没了谁都一样转！你想死，没人拦着你！你要是还想当个人，就给老子滚出去，挣钱去！挣大钱！把那对狗男女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看看，没了他们，你过得有多好！”

李工的话，像一盆冰水，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

是啊。

我为什么要为了背叛我的人，毁掉我自己的人生？

他们现在，一定在某个角落里，嘲笑我的狼狈吧。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要活下去。

我还要活得比他们好。

好一百倍，一千倍！

我洗了把脸，刮了胡子，换上最精神的衣服。

我对李工说：“李哥，谢谢你。”

李工拍了拍我的肩膀，塞给我两千块钱。

“拿着。哥也没多少钱，这点你先用着。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请哥喝酒。”

我没推辞。

这份情，我记下了。

我开始找工作。

但事情并不顺利。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下岗潮。

人才市场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

我一个从国企出来的，没什么市场经验，高不成低不就。

跑了一个多星期，一无所获。

身上的钱越来越少。

我搬出了单身宿舍，在郊区的城中村租了个最便宜的单间。

每天吃最便宜的挂面，就着白开水。

有一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发霉的斑块，突然想起了在非洲的日子。

我想起了那些黑人兄弟。

他们那么穷，生活那么苦，但他们每天都乐呵呵的。

我想起了我们在尼日利亚的那个翻译，一个叫本杰明的本地年轻人。

他跟我说，他们国家有句谚语：

“只要太阳还会升起，就有希望。”

太阳。

希望。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有什么？

我有在非洲建电站的经验。

我知道怎么跟那些黑人兄弟打交道。

我知道他们缺什么。

他们缺的，不就是我们中国生产的那些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吗？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外贸！

我要做外贸！

把中国的东西，卖到非洲去！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深圳最大的电子市场——华强北。

那时候的华强北，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但已经初具规模。

到处都是摊位，卖着各种各ika样的电子产品。

收音机，VCD机，游戏机，还有刚刚兴起的一种叫“手机”的东西。

我转了一整天，跟不同的老板聊天，询问价格。

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国内卖几十块钱，运到非洲，价格能翻好几倍。

这里面有巨大的商机。

我决定了，就干这个。

我用剩下的大部分钱，租了一个最小的摊位。

然后，我开始给我认识的、所有在非洲的中国同事、黑人朋友写信。

我告诉他们，我要做中非贸易，他们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帮他们在中国找。

最开始，没人理我。

他们可能觉得我疯了。

一个好好的国企工程师不当，跑来摆地摊。

我没有放弃。

我每天都去华强北，学习各种产品的知识，跟那些老板混脸熟。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回信。

是本杰明，我在尼日利亚的那个翻译。

他说，他们那边，非常需要一种小型的柴油发电机。

因为经常停电。

我立刻行动起来。

我跑遍了整个珠三角的工厂，一家家地比对价格和质量。

最后，我找到了一家小厂，他们的产品性价比最高。

我用我所有的钱，加上跟李工借的，凑够了五台发电机的货款。

我亲自盯着他们生产，验货，打包，然后通过一家货运公司，把它们发往尼日利亚。

那一个多月，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我怕货在海上出事。

我怕货到了那边，本杰明不认账。

我怕我这唯一的赌注，血本无归。

终于，我收到了本杰明的电报。

只有三个词：

“货已收到。钱已汇出。”

我看到电报的那一刻，瘫在地上，哭了。

这是我辞职以后，第一次哭。

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痛苦。

是因为喜悦。

是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第一笔生意，我挣了三万块。

比我在国企一年的工资还多。

我拿着钱，第一时间把李工的钱还了，还请他去最高档的酒楼，喝了一顿。

李工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

“好小子！有出息！”

我的生意，就这么慢慢地做起来了。

从发电机，到水泵，到摩托车配件，再到手机。

我的摊位，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我的公司，从我一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

我每天忙得像个陀螺，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过去的事。

我以为，我已经把晓曼和王建国，彻底从我的生命里删除了。

直到那天。

【第五部分：重逢】

那是2002年的冬天。

我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在华强北也算小有名气。

那天，我约了一个大客户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谈事。

谈得很顺利，签下了一笔大单。

客户走后，我心情很好，准备离开。

就在我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晓曼。

她就坐在我对角线的位置，背对着我。

她身边，是王建国。

四年了。

我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次见到他们。

王建国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啤酒肚也更明显了。

晓曼……晓曼变了。

她穿着一件貂皮大衣，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手里拎着一个我叫不上牌子但一看就很贵的包。

她还是漂亮的。

但那种漂亮，带着一种疲惫和空洞。

她正在跟王建国说着什么，眉头紧锁，很不耐烦的样子。

王建国则在一旁低声下气地哄着她。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幕，无比的滑稽。

这就是她想要的“安稳的生活”？

这就是她放弃我，选择的“依靠”？

我没有上前打招呼的兴趣。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我站起身，准备从他们身后绕过去。

就在我经过他们桌子的时候，晓曼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然后猛地站了起来，神色慌张。

“我去接个电话。”

她匆匆地对王建国说了一句，就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她走得很急，没有看路。

正好撞在了我的身上。

“啊！”

她惊呼一声，手里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我弯腰，帮她把手机捡了起来。

那是一款最新款的诺基亚。

我递给她。

她抬起头，准备说谢谢。

当她看清我的脸时，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陈……陈阳？”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敢置信。

我也看着她。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年前那个下午。

只是，这一次，我们都变了。

“好久不见。”

我先开口，语气平静得像在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

她的脸色很复杂，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谈点生意。”我说。

这时，王建国也走了过来。

他看到我，也是一愣。

随即，他脸上堆起了那种我最熟悉的、虚伪的笑容。

“哎呀，这不是小陈吗？真是巧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好像完全忘了四年前，我是怎么把那十万块钱摔在他脸上的。

“王总。”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好久不见，发福了。”

他的笑容僵了一下。

“小陈你现在……在哪高就啊？”他想转移话题。

“谈不上高就。”我淡淡地说，“自己做了点小生意，勉强糊口。”

晓曼一直在我旁边站着，没有说话。

她只是看着我。

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陌生的眼神。

“那敢情好啊！年轻有为，年轻有为！”王建国打着哈哈，“改天，改天一定找你喝酒！”

“不必了。”我拒绝得很干脆，“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不想再跟他们多待一秒钟。

我转身就走。

“陈阳！”

晓曼突然在身后叫住了我。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过得好吗？”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沉默了一下。

然后，我笑了。

我转过身，看着她，也看着她身后的王建国。

我指了指自己身上那套量身定做的西装，指了指手腕上那块刚刚买的欧米茄手表。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过得不好的样子吗？”

我看到晓曼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王建国的脸色，变得铁青。

我没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机会。

我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餐厅。

走到酒店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还站在原地。

像两尊尴尬的雕像。

冬天的冷风吹在我的脸上。

很冷。

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痛快。

王建国，晓曼。

你们看到了吗？

没有你们，我过得很好。

比你们想象的，好一万倍。

那晚之后，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没想到，还有续集。

一个月后，李工突然找到我。

他神色凝重。

“陈阳，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王建国，被‘双规’了。”

我愣住了。

“双规？为什么？”

“贪污，受贿，还有……生活作风问题。”李工说，“听说，是被人举报的。举报信里，把他这些年干的破事，一五一十，全写清楚了。连他跟你女朋友那点事，都写上去了。”

我心里一震。

“谁举报的？”

李工摇了摇头：“不知道。不过院里都在传，是他老婆。”

他老婆？

我想起来了，王建国是有老婆的，还有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

“他老婆不是一直在老家吗？”

“是啊。估计是听到什么风声，杀过来了。这种事，哪个女人受得了。”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应该高兴吗？

大仇得报？

可是，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感。

只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谬感。

“那……晓曼呢？”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她？”李工撇了撇嘴，“还能怎么样？工作丢了，被单位劝退了。王建国的老婆去她单位闹了一场，闹得很难看。听说她现在……日子过得挺惨的。”

我没再问下去。

几天后，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喂？”

“……是我。”

是晓曼的声音。

她的声音，嘶哑，疲惫，充满了绝望。

“有事吗？”我的心，莫名地揪了一下。

“陈阳，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沉默了。

“我……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我妈病了，要做手术，需要一笔钱。我找不到工作，所有人都躲着我……”

她的哭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

这个女人，她背叛了我，伤害了我。

我应该恨她。

我应该幸灾乐祸地对她说“活该”。

可是，我做不到。

我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很多年前，那个穿着米色风衣，在机场为我哭得一塌糊涂的女孩。

是那个在我生病时，用笨拙的手法给我熬粥的女孩。

是那个在我怀里，憧憬着我们未来的女孩。

我们曾经，是真的相爱过。

“你需要多少？”我问。

“五万。”

“把你的卡号发给我。”

“陈阳……”她的声音哽咽了，“谢谢你。这笔钱，我以后一定会还你的。”

“不用了。”

我说。

“就当我，买断了我们的过去。”

我挂了电话。

然后，我把她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我给她转了五万块钱。

不多不少。

正好是我从非洲带回来的那笔奖金的数额。

从今天起，我们两不相欠了。

【第六部分：尾声】

又过了很多年。

我的公司越做越大，从深圳开到了上海，又开到了北京。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换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

我身边也出现过一些女人。

漂亮的，聪明的，温柔的。

但我始终没有再结过婚。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问自己，我还在等什么？

或许，我等的不是某个人。

我等的，是跟过去的自己，和解。

2010年，我去尼日利亚考察市场。

我又回到了那个我待了两年的地方。

那个小小的发电站还在运转，为附近的村庄提供着光明。

营地已经废弃了，集装箱锈迹斑斑，铁丝网上爬满了藤蔓。

我找到了我当年住的那个房间。

推开门，里面空空如也。

只有墙上，还隐约能看到我当年用小刀刻下的一个名字。

“晓曼”。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两个字。

阳光从破旧的窗户里照进来，落在我的手上。

很温暖。

就像很多年前，我们老家那个温吞的太阳。

我突然就释怀了。

是的，她伤害了我。

但我也要感谢她。

如果不是她，我可能现在还是那个国企里安于现状的小科长。

我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切。

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遇见，是为了让你看清世界。

有些失去，是为了让你认清自己。

从尼日利亚回来后，我结了婚。

妻子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一个很干练，也很温柔的女人。

她知道我的过去，但她从不问。

她只是在我偶尔失眠的夜晚，从身后抱着我，说：“都过去了。”

是啊。

都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去逛商场。

在一家快餐店门口，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服务员的制服，正在费力地拖着地。

她的头发白了很多，身材也走了形。

我几乎不敢认。

是晓曼。

她也看到了我，还有我身边的妻子，以及我妻子微微隆起的小腹。

她愣住了，手里的拖把掉在了地上。

她的眼神里，有震惊，有羡慕，有悔恨，还有一丝……解脱。

我没有躲闪。

我牵着妻子的手，对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然后，我们擦肩而过。

走出商场，妻子问我：“刚刚那个人，你认识？”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人。”

我们继续往前走。

阳光很好。

我突然想起，很多很多年前，在那个燥热的非洲午后，本杰明对我说的那句谚语。

“只要太阳还会升起，就有希望。”

是的。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