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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要求人像机器零件一样高效。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在知识的某个狭小领域钻营,成为“专家”。
这种专业化过程,在尼采看来,是反人性的,是某种“灵魂疾病”,它把人撕成了“碎片”,扼杀了其生命整体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在匆忙中,我们不再“体验”(erleben)事物,而是“消费”(konsumieren)信息。体验是全身心的、带有痛感与狂喜的融入;消费则是浅尝辄止的、追求即时满足的掠过。当体验被消费取代,教养就成了无根之木。
▌在匆忙的裹挟下,趣味发生了可悲的异化
刷过一幅名画,听过一段音乐的碎片,读过一本书的摘要,却从未让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品有机会穿透我们灵魂的表层,什么画该挂在客厅,什么书该摆在书架,什么音乐代表品味——这些本应高度个人化的选择,被简化为可以批量复制的“品味套餐”。
尼采憎恶这种精神的懒惰,他认为高级的趣味是一种残酷的自我要求,是能在泥沙俱下中辨别出真金的敏锐力,而非随波逐流的附庸风雅。
更可恶的是,现代社会不仅容忍匆忙,而且将其塑造成一种美德。人们不再为自身的匆忙感到愧疚或异化,反而为之自豪,并以此来评判他人。
所以,当匆忙被包装成“勤奋”、“敬业”、“充实人生”。一个说自己“忙得脚不沾地”的人,言语中常带着一丝炫耀,暗示自己是重要的、被需要的。反之,一个悠闲、沉思、看似“无所事事”的人,则容易被斥为“懒惰”、“不上进”、“浪费生命”。
尼采的描述如同一幅画面:一个人在自己的花园(他的灵魂)里懒于深耕细作,任由它荒芜。但他害怕被人看出这份懒惰和荒芜,于是便不停地跑到外面的大路上,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装出一副正在赶往某个重要目的地的样子。他用自己的“忙碌”,向他人也向自己证明:
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如此忙碌,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去面对那些终极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忙碌因此成了逃避存在性焦虑的麻醉剂。就像一群围着烛火疯狂旋转的飞蛾。认为自己的旋转是一种神圣的舞蹈,一种充满意义的、勤奋的“工作”(道德化)。旁观者却清楚地看到,这种旋转是盲目、焦躁且毫无建设性的,其最终结局可能是引火焚身。
这种被道德化的“匆忙”,其核心目的是扼杀深度产生的可能性。它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即刻的回报、快速的答案。它将工业生产的效率逻辑(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操作)错误地应用到了精神领域。它让人满足于信息的快速获取、观点的简单站队、经验的浅层次上打卡。我们“刷”完了一本书的摘要,就自以为理解了它;“看”过一幅画的图片,就自以为欣赏了它。
在这种状态下,“匆忙”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一种用行动上的焦虑来掩盖存在性空虚的策略。这种“因懒惰而匆忙”的状态,正是他笔下“末人”的典型肖像,或者说,是“末人”在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生存样态。
“末人”并非指经济或社会地位的底层,而是指精神上的矮化、意志上的萎靡与生命力的衰退。他们与尼采推崇的、能自我超越、创造价值的“超人”截然相反。末人丧失了创造新价值、为事物命名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满足于消费现成的价值观、理念和娱乐产品。他们的口号是:“从前大家都发疯,那才叫美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意指渴望回归一种无思无虑的、安全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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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人”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完美化身
当整个社会都将忙碌奉为美德时,不忙碌的人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这种“道德化的匆忙”迫使每个人融入节奏,从而扼杀了发展独特个性、拥有内在深度(即真正的教养与趣味)的可能性。无形中开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畜群般的行为模式。
他们只追求“易消化”的精神食粮。忙于刷手机、赶场子、完成KPI,深刻被玩成了“梗”,复杂被简化成“金句”。系统性地筛选出那些最易理解、最易传播、最不费脑子的文化产品。
于是,市场被平庸之作淹没,因为它们生产最快、消费最易。“最好”被“最流行”取代,“最具深度”被“最不费力”击败,文化的整体水位在不知不觉中下降。
持续不断的刺激,抬高了我们的感受阈值。则需要更强烈、更新奇、更频繁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愉悦。最终,我们对细微之美、含蓄之韵、哀愁之味变得麻木。
当微风细雨不再能打动我们,我们便只能追逐情感的“电闪雷鸣”,感受力在暴饮暴食中饥饿至死。
就这样,我们心甘情愿地、甚至自豪地,参与到了勒死自身趣味与教养的过程之中。这里不再有手持鞭子的奴隶主,取而代之的是,被无形绳索鞭策的、自我奴役的奴隶。在这里,所有人都变得一模一样——一样的焦虑,一样的疲惫,一样的肤浅。
他们用喧嚣的“行动”掩盖了精神的“静止”,用表面的“充实”掩盖了内在的“空虚”。他们以为自己在前行,实则是在一个被规定的圆圈里无意义地狂奔,并在这个过程中,欢庆着、捍卫着那个被他们称为“幸福”的、精神上的扁平化世界。
在尼采看来,打破这一魔咒,需要一种“不合时宜”的勇气——敢于慢下来,敢于显得“无用”,敢于面对孤独。因此,理解这种“匆忙”,就是认出了“末人”的真面目;而选择与之对抗的“慢”与“深度”,则是在精神上迈向“超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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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需要一种缓慢、专注、反复玩味的深度投入
自我并非一个现成的物品,而是在安静的反思、整合与抉择中逐渐形成的。匆忙将我们不断抛向外在的事务与信息,使我们没有机会回头审视自己的经历,将其消化吸收为自我的一部分。
尼采心中的“教养”(Bildung),是古希腊式的,旨在塑造一个完整、和谐、有创造力的人。保有这样的教养,则需要一个丰饶、有序且深邃的“内在空间”(Innerwelt),如同一个需要精心打理的花园。匆忙是让这个花园彻底荒芜。我们不断地向外追逐新闻、热点、社交动态,却没有片刻的安宁来面对自己。一个没有内在深度的人,其所有外在表现——无论掌握了多少礼仪和知识——在尼采看来都是无魂的表演,是伪教养。
如同深厚的情谊需要“浪费”在一起的时间——那些看似无目的的共处、漫无边际的闲聊、共同的沉默。匆忙则不然,它将人际关系工具化,社交成为“拓展人脉”或“完成任务”。朋友成了日程表上的一个条目。我们结识的人越来越多,能与之安静地对坐一个下午而不感尴尬的人,却越来越少。
真正的思想者和有教养的人,一定会有意识地与这个匆忙的时代保持一种“不合时宜”的距离。他需要为自己创造“孤寂”的时刻,进行长时段的阅读、缓慢的散步和深度的思考。这并非逃避,而是一种精神的“蓄力”,是为了培养出一种不被时代潮流所裹挟的、强大的、具有定力的自我。
教养的另一部分,则是与历史和传统进行对话。这需要缓慢的阅读和沉淀式思考,将自己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叙事中。匆忙将我们锁定在“永恒的当下”,对过去失去耐心,对未来只有焦虑。我们成了“时间上的无根者”,既无法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也无法为未来承担真正的责任。
总之,现代社会用“效率”和“产出”的逻辑,谋杀了滋养趣味与教养所必需的时间、专注与孤独。当我们像陀螺一样被抽打着旋转时,我们便永远失去了成为那个从容、深邃、完整之人的可能。尼采所哀悼的,不仅是个体趣味与教养的丧失,更是人类精神高度的一种整体性坍塌。
文章来源:第一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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