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一个寒儒的直言与担当

范仲淹自传

我生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秋，苏州吴县范氏祖宅。父亲范墉，时为武信军节度掌书记，随太宗征北汉归来未久，身上还带着边塞的风霜。我落地时，他正捧着兵书在廊下踱步，闻报后竟忘了合卷，只笑着说：“此子当承吾志。”谁料这戏言，竟成他对我最后的期许——两岁那年，他调任陈州，染疫病卒于任所。灵柩归乡时，我尚在襁褓，只记得母亲谢氏抱着我跪在祠堂前，哭到气噎：“范门无后，从此只剩孤儿寡母了。”

一、孤寒砺志：从“朱说”到“范仲淹”

家道中落，母亲只得携我改嫁长山朱文翰。朱家是当地小吏，虽非大富，却也愿容我这个“拖油瓶”。我改姓朱，名说，跟着继父读了几年书。朱家子女对我不算苛刻，可每见他们穿新衣、诵诗书，我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兵书，想起母亲深夜缝补时的叹息。有次偷听母亲与乳母闲聊，她说：“你外祖家当年也是读书种子，不想到你这儿……”话音未落，我攥紧了衣角——原来“孤寒”二字，不仅是无钱，更是无根。

十三岁那年，我随继兄去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送文书。隔着竹篱笆，听见先生讲《孟子》：“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见一群学子围坐，争辩“如何救天下之弊”，其中一个穿粗布衫的少年说：“若我做了官，定要让穷人有饭吃！”那一刻，我心头像被火燎了——原来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更是为了“救弊”！当下我便求母亲：“我要去应天府读书，将来做能救天下的人。”母亲红着眼点头，卖了陪嫁的首饰凑盘缠。

书院的日子，是“苦”字刻进骨头里。每日寅时即起，煮米为粥，待凝冻后划成四块，配咸萝卜分两餐。有富家子弟送我腌鱼炙肉，我原封不动退回：“我若惯了口腹，便忘了民间疾苦。”同学笑我迂，我却记着父亲的话：“为学如熬药，急不得，也掺不得假。”冬夜读书无灯，便借月光映雪；春日课业繁重，便去郊外听农夫讲赋税艰难。先生夸我：“朱说这孩子，心里装着天下，不是池中之物。”

二、入仕为民：从刑狱小吏到海堰功臣

二十六岁，我进士及第，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是个掌管刑狱的从九品小官，旁人笑我“大材小用”，我却如鱼得水。每日翻案卷、查现场，曾为一个死囚翻遍二十份证词，发现证人被买通，最终为其洗冤。母亲得知后，写信说：“你爹当年断案，最恨冤狱，你如今做得好。”我才知，父亲的影子，早已刻在我办案的笔锋里。

天圣四年（1026年），母亲病逝。我守丧期间，接她回范氏祖坟安葬，正式复姓“范”。守制期满，授大理寺丞，又调任西溪盐官。西溪濒海，盐场因海堤年久失修，潮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我见盐丁们在泥滩里捡盐，房屋被潮水冲垮，便上书江淮漕运张纶：“海堰不修，盐利无着，更害民生！”张纶奏请朝廷，命我主持修堤。

那是天圣六年（1028年）春，我带着民夫上了工地。潮水一来，泥沼能吞没人腰；夏天日头毒，皮肤晒脱几层；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冻得握不住锹。有人劝我：“你是上司，坐镇指挥便是。”我答：“民夫能吃这份苦，我为何不能？”我们勘测地形、设计坡度，用“以工代赈”之法，让百姓既修堤又领粮。三年后，一条百里长堤横卧海上，潮灾再少，千顷良田得以复耕。百姓欢呼“范公堤”，我站在堤上，望着稻浪翻滚，忽然懂了什么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庆历新政：以笔为剑，以身为盾

此后十余年，我从苏州知州到开封府尹，再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召我入对，问：“天下积贫积弱，如何是好？”我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不是空论——我在地方见过冗官误事，在边境见过士兵无粮，在书院见过寒门难进，每一条都是血泪换来的。

新政推行，朝野震动。裁撤冗官，触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严格贡举，断了权贵子弟的捷径。反对声浪渐起，夏竦等人造谣“范仲淹结党”，甚至伪造“朋党碑”。仁宗起初支持，后来也动摇，下诏“戒朋党”。我与富弼、欧阳修等人并未退缩，我在《和葛闳寺丞接花歌》里写：“丈夫出处固不同，丈夫肝胆何尝异？”可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还是夭折了。

我被贬邓州，临行前，滕子京从泾州寄来书信：“我守边多年，修了座岳阳楼，你来看看？”我提笔写下《岳阳楼记》，那“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原是为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对滕子京、对自己、对所有改革者的回答——哪怕被贬，哪怕挫败，这天下，总得有人放在前头。

四、晚岁归田：义庄传薪，教育兴邦

皇祐元年（1049年），我退居杭州。看着范氏族人有的读书无资，有的生计维艰，我想起幼年在朱家的漂泊，想起母亲改嫁的无奈。便与族人商议，用毕生积蓄在苏州购置千亩义田，设“范氏义庄”：族人无论贫富，按月领粮；子弟读书，由义庄供束脩；婚丧嫁娶，另有补贴。有人说我“散财求名”，我答：“我范家子孙，若有才德，何须祖产？若无才德，留钱也是祸。倒不如让更多穷孩子有书读，或许能出几个比我更强的。”

义庄运行三十年，赡养族人逾三百，出进士十余人。我常去义学听课，见孩童们摇头晃脑背《三字经》，忽然想起自己在应天府书院的清晨。有学生问我：“先生为何如此重视教育？”我抚须笑：“天下之患，莫大于愚。一人读书，可救一家；百家读书，可救一国。”

五、临终自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皇祐四年（1052年），我扶病赴颍州任职，途中病情加重。弥留之际，我将子孙召至榻前，写下最后一则家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又叮嘱义庄执事：“不可废学，不可轻民。”

我这一生，做过小吏，修过海堤，主持过新政，办过义庄。有人说我“刚直”，有人说我“迂腐”，可我从未后悔。我非完人，庆历新政未能彻底扭转积弊，义庄也仅能庇佑范氏一族，但若天下有千万个“范仲淹”，何愁家国不兴？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我刻在墓碑上的话。我范仲淹，终其一生，没做过沉默的看客。

如此，可算不负天地，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