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本来不会牺牲的。当时国民党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决定放她

杨开慧本来不会牺牲的。当时国民党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已经将释放她的条件降到了最低，只需公开登报申明同丈夫脱离夫妻关系，不再参加革命活动，做回普通小市民即可。
1930年10月的长沙，这位身材纤瘦的年轻母亲，其实可以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活下来。
条件真的很简单：一张报纸，一句话，签个字，然后就能带着三个孩子平安回家，她不是没想过，她也不是不怕死。
监狱里灯光昏黄，墙上的铁钉生锈，每天都有押解犯人走过的脚步声，她常常在夜里醒来，手不由自主地摸着胸口，心里想着孩子们还小，大儿子毛岸英才8岁，二儿子毛岸青身体不好，最小的岸龙才6岁。
看守递给她纸笔的时候，动作有点迟疑：“杨太太，这个签了，真的可以回家。”
那一瞬间，杨开慧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画着圈，心里不是没有动摇，她想象着回到板仓老家，做回普普通通的母亲，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做针线、看他们长大。
可她也清楚，每一份安稳都要有人去付出代价。她不是天生坚强，她也会哭，会害怕。
但她知道，自己如果真的签下了这份声明，报纸一登出去，毛泽东就会变成“叛徒的丈夫”，共产党就会多一个“可利用的把柄”，而无数像她一样的同志也会被拖下水。
那天下午，国民党特务领着监狱长一起进来，他们没有恶声恶气，只是小心翼翼地劝，说：“你看，现在外面风声很紧，大家都盼着你能回头。
你要是愿意签了声明，孩子们马上就能见到你，没人会再为难你。”监狱长还叹了口气：“你又不是军人，干嘛非要和命过不去？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帮忙联系你家里。”
杨开慧盯着那份声明，眼神很平静，她问：“我签了字，大家都知道我背叛了，孩子们长大了要怎么看我？润之（毛泽东）会怎么看我，我以后还能怎么活？”
没人能回答她的问题，那几天，长沙的天一直阴着，牢房里湿气很重，看守和特务来来回回，她一直没有落笔。
其实，她身边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有一位同狱的女同志，签了张声明，第二天就被放走了，外面有人悄悄传话说：“她现在过得还行，回去种地，孩子也在身边。”
但杨开慧想了很久，觉得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从来都不是为了当烈士而加入革命，她只是觉得，做人要对得起自己，她不是不怕死，只是觉得，活得窝囊更让人难受。
有天夜里，狱卒小李悄悄塞给她一颗糖，说是自家孩子过满月，沾点喜气，杨开慧笑着接过，谢了他，她慢慢把糖含在嘴里，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板仓，父亲杨昌济常说：“做人要有骨气，哪怕头破血流，也不能丢了魂。”
她那晚一夜没睡，窗外下着小雨，牢房里墙角漏水，滴答滴答，她想着，前一天毛岸英的生日自己没能陪上，早知道这样，出门的时候就多抱抱孩子。
隔天，监狱长又来了，语气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杨开慧，你再不签，我们可要换办法了，你这么年轻，何苦呢？”她还是那句话：“这事儿我做不了。”
她没再多说，因为她知道，多说无益，其实，在那个年代，太多人是被“逼着”签下脱离关系声明的，活着才有机会再见家人。
杨开慧不是不知道，但她更清楚，自己的每一步都不是孤立的，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她身后站着一大群和她一样的人。
1930年11月14日清晨，长沙识字岭，天阴得像要塌下来，杨开慧被押到刑场，刽子手帅保云端着枪，现场没几个人，只有冷风和泥土的味道。
她没喊，也没哭，只是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有人说她临死前咬破了嘴唇，也有人说她倒地后死死攥着一把泥巴，其实这些细节，没人能查得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最后没有回头。
有个老狱警回忆，杨开慧走的时候，脸色很白，但眼神特别亮，他说，自己当时都不敢多看，怕以后做噩梦。
她死的时候，年仅29岁，毛泽东是在江西听说消息的，那天，他正忙着部署反“围剿”，一封信送到手里，他看完，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信折好揣在怀里。
身边的人后来回忆，毛泽东那天整整一天没吃饭，晚上才慢慢说：“开慧为革命牺牲了，不容易。”他没掉眼泪，但后来写给杨家的信里，字字句句都透着心疼。
过了很多年，毛泽东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开头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其实就是纪念杨开慧的。
他说过，“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有谁知道，这种“骄傲”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和苦楚。
有人说，杨开慧是“铁骨铮铮的女烈士”，可如果你真还原到1930年的长沙，她就是一个普通母亲，一个普通妻子，她不是天生的英雄，她只是做了一个“成年人”的选择：有些东西不能出卖。
现在去长沙县板仓的杨开慧烈士陵园，松柏环绕，很多人去看她，都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但更多的人记得，她是那个拿着纸笔却拒绝在声明上落笔的母亲。
很多年后，我们总说“信仰高于生命”，但杨开慧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信仰就是一张纸和一句话之间的选择，她没选简单的路，也没选轻松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