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世界出版轮廓，倡导“文化互助”（新书问答）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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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人们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上参观。王韡摄（新华社发）

10月1日，参观者在阿塞拜疆第十一届巴库国际书展中国展台拍照。新华社记者 陈俊锋摄

国际出版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出版物的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思想和知识得以更好沟通交流。

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以区域国别为框架，引读者走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业历史，洞察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行业巨变，为业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参考。围绕该书编写，本报记者对《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进行了专访。

立足区域国别视野

问：《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是一部以国际出版为研究主体的著作。编写这本书有什么契机？对国际出版情况进行梳理，对于更新国内业界的知识结构，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有哪些积极意义？

答：《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是2019年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开设的“国际出版概论”课程的讲义衍生而来。有不少国际学生选这门课，为了授课更有针对性，我们从那时起不断积累资料、完善研究框架。

当前世界出版业由大约百家西方跨国出版集团主导。以往的研究集中于这些大型跨国出版集团，但是本书按照区域国别学的框架编写，除第一章“世界出版的基本格局与发展特点”外，其余各章涵盖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拉美、东南亚、非洲的出版现状、出版历史和出版特征，并特别强调了出版机构，这是本书编纂的主要特点。

本书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版现状、出版特征、主要出版机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希望能进一步丰富中国出版学界的综合性研究。比如，书中梳理了阿根廷出版机构的情况，介绍了近百年历史的南美出版社、拥有广泛读者的行星集团阿根廷出版社、主要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埃梅塞出版社等，这些机构中有的曾推出过博尔赫斯等世界级文豪的作品，这些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外。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出版界加大与沿线各国家、各地区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力度，2013年以来，翻译了3000余种中国经典著作，与50多个国家的出版社共建选题库，推出1200余种合作图书，促成1.8万项版权贸易。希望本书收录的国际出版领域基本情况，能够对中国出版“走出去”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问：今年4月，区域国别学被教育部列入29种新增本科专业之一。区域国别研究因其服务国家战略和交叉学科特色等原因，日益受到重视。你刚才提到，该书是遵循区域国别学的理论范式搭建的研究框架。为何以国家和地区为单元进行撰写？

答：首先，区域国别学是国际关系、跨文化传播、全球史等多个传统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希冀超越西方学科分类的一种理论尝试。其次，以国家和地区为单元进行研究，能更好地聚焦和关注到当下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本书中，我们介绍了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情况。例如，目前非洲本土出版机构大约在100家，基本是几人组成的独立出版社，出版品种少。绝大部分非洲出版社仍只能出版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语种图书，几百种非洲民族语言的图书出版很少。了解了相关情况，更让我们意识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对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出版社的介绍，多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搜集、编译进来的。另外，对非洲图书联盟以及《非洲小出版商联盟目录》等最新材料的介绍，可以直接拿过来与非洲出版社进行业务沟通。因此本书的实用性较强。

洞悉国际出版格局

问：当前国际出版呈现出怎样的基本格局和特点？

答：根据市场规模与语言使用人口，当今世界大体上可以分为若干个主要出版市场，其中影响较大的分别是英、法、汉、西班牙、德、俄、阿拉伯等语言出版物和其他语言出版物。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OCLC）数据库显示，截至2023年，包括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互联网在线出版等不同载体在内的英语出版文献记录为2.03亿种，德语为6300万种，法语为4700万种，西班牙语为2500万种，汉语为1600万种，阿拉伯语为330万种。各语种使用人数与出版物品种数量存在不均衡情况，折射出国际出版格局的不平衡。

目前国际出版的主要特点是：英语出版占据绝对优势，影响整个世界图书市场；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出版的主体；数字化出版占比逐年提高。

问：当前，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这本书对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地区出版的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有哪些新发现？

答：新中国与非洲在20世纪共同的反帝反殖民、寻求民族独立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开展了一系列出版交流活动，呈现出兄弟般的“文化互助”特点。新中国1964年出版斯瓦希里语杂志《中国画报》，截至1998年共出版420期。图书方面，截至1979年，约出版斯瓦希里语图书245种，豪萨语图书96种，都是非洲本土语言。包括《狐狸》《骄傲的将军》《小马过河》《宝葫芦》《珍珍的奇遇》《蚌姑娘》等在内的斯瓦希里语儿童读物影响很大，总发行量近68万册，成为当地少年儿童的启蒙、识字读物，甚至是小学教材。

非洲学者研究发现，在今天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中，中国出版的斯瓦希里语书籍数量占有相当大比例，体现出新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互助”。

从知识生产与传播角度研究全球南方出版，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也是重要的参考。

迎接数字化浪潮

问：刚才你提到数字出版问题，西方国家的出版数字化之路，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答：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国际出版越来越依赖数字平台进行跨国内容传播。例如，电子书、有声书、在线期刊等数字出版物通过全球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快速传播。大型跨国出版集团由于经济实力雄厚，率先进行数字化。居于知识生产与传播核心的大型自然科学专业数据库、大型媒体平台等多出自西方国家，或欧美文化圈内。比如美国出版集团约翰·威利推出的威利线上图书馆（Wiley Online Library），覆盖生命科学、健康科学、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等全面的学科领域，收录了来自1500余种期刊、10000多本在线图书以及数百种工具书、辞典等的400多万篇文章，并提供在线阅读。

面对信息技术的革新和人工智能浪潮的来临，建立高质量、标准化、互联互通的出版数据库，其意义已从行业辅助工具，跃升为知识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希望中外业界、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夯实驱动社会知识创新、文化传承和科技进步的“数字基石”，也希望有更多领域学者加入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本报记者 张鹏禹）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1月13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