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生产效率低下的古代，为什么会有“环保法”？

很多人会默认“生态保护”是现代专属理念。

觉得古人只会无节制地索取自然资源，所谓的动物保护，不过是依附于祭祀的迷信行为。

但一些文献却显示，这种认识其实是非常片面的。

两汉不仅存在体系化的“环保法”，还通过一些具体条款，构建了一套贴合自然规律的生态保护体系。

《二年律令·田律》中明确规定：

“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鷇；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蟞（鳖）、置井罔（网）”。

这里的“麛”指幼兽，“卵”是鸟卵，“鷇”为雏鸟，短短一句话就划定了多重禁区：

春夏两季禁止砍伐山林、堵塞水源、烧草为灰，更不准捕猎幼兽、拾取鸟卵、捕捉雏鸟，同时禁止毒杀鱼鳖、设置拦河渔网。

与秦律“春三月，毋敢伐材木山林”的模糊表述相比，汉律直接将禁期明确为“春夏”。

适用范围覆盖百姓、官吏、刑徒，执行标准更清晰，约束力度也更强。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则将这种生态保护推向了更细致的层面。

它以四时月令为框架，制定了50条具体禁令，仅春季就有20条涉及生态保护。

更令人惊叹的是，诏条还考虑到了疫病防控，要求“瘗骼埋骴”，及时掩埋动物尸体，避免腐烂污染环境引发疾疫。

这种兼顾生态与公共卫生的思路，即便放在今天也颇具借鉴意义。

这些“环保法”的出台，绝非偶然的迷信产物，而是基于农业社会生存需求的理性选择，背后是实打实的生态智慧。

两汉以农为本，而生态环境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粮食收成与民生福祉。

春夏季节是动植物繁殖生长的关键期，鸟类捕食害虫、鱼类净化水质、草木保持水土。

此时禁止捕猎采伐，本质上是为了保证物种的自然繁衍，为后续的资源利用预留空间。

正如《逸周书·大聚》所记载的“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理念，正是汉代生态法律的核心逻辑。

秦末战乱导致人口锐减、生态破坏，汉初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生态保护法律成为恢复生产的重要配套。

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废除秦苛法，萧何制定《九章律》时，特意继承并优化了秦律中的生态保护条款。

汉武帝时期，虽然国力强盛，但仍坚持“春夏毋敢弋猎”的禁令，甚至将违反生态规定的行为与贪赃枉法并列处罚。

这种政策延续性，充分说明汉代的生态保护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服务于长治久安的国家战略。

或许有人会质疑，汉代的生态禁令是否与“天人感应”“祭祀礼制”相关，本质仍是迷信。

不可否认，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确实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认为破坏自然会招致天谴，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律的执行力。

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迷信只是表象，实际需求才是核心。

比如汉代祭祀需要用到牺牲，但法律并未无差别保护所有动物。

而是精准聚焦于繁殖期的幼兽、鸟卵和鱼苗，这与祭祀所需的成年牲畜并不冲突。

相反，通过保护幼崽，才能保证祭祀用牲的长期供应，这种“可持续祭祀”的逻辑，恰恰是生态智慧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两汉的生态法律，有着明确的执行机制和惩罚措施，绝非“一纸空文”。

《二年律令》规定，违反生态禁令者，将根据情节轻重受到相应处罚。

普通百姓“罚金二两”，官吏违反则加重治罪，甚至可能被罢官夺爵。

悬泉汉简中记载的案例显示，有地方官吏因“春夏燔草为灰”被弹劾，最终受到降职处分。

居延汉简中也有戍卒因“非时狩猎”被追责的记录。

这种“执法必严”的态度，确保了生态条款能够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道德倡导层面。

此外，汉代还设立了“迹人”“虞官”等专职岗位，负责监管山林川泽的开发利用，形成了“立法—执行—监管”的完整链条。

两汉生态保护制度的智慧，还体现在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灵活运用上。

《四时月令诏条》并非全年禁止一切开发，而是“顺时而为”：

春季禁止伐木捕鱼，秋季则允许“大田猎”；夏季严禁焚烧山林，冬季却可以合理清理枯枝。

这种“禁放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动植物的繁衍周期，又满足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需求。

对于特殊情况，法律也留有变通空间，《二年律令》特别规定。

若有亲人去世需要木材制作棺椁，可不受春夏禁伐的限制，这种兼顾法理与人情的设计，让生态保护更具可行性。

从历史脉络来看，两汉的“环保法”是对先秦生态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范本。

先秦时期“不麛不卵”的思想，经过秦律的初步法典化，在汉代形成了体系完备、条款细致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

唐代《唐律疏议》中“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的条款。

宋代《禁采捕诏》规定的“二月至九月禁捕鸟兽”，都能看到两汉生态法律的影子。

这种跨越千年的制度传承，充分证明了汉代生态智慧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也说明可持续发展并非现代发明，而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生存之道。

打破“古代无环保”的偏见后，我们看到的是两汉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

他们没有现代生态科学知识，却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总结出了“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生存法则，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法律。

这些禁止春夏捕鸟卵、限制捕鱼尺寸的规定，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逻辑，是农业社会最朴素也最有效的生态保护方案。

它们既不是迷信的产物，也不是偶然的善举，而是基于生存需求、经过理性思考的制度创新。

回望两汉的“环保法”，我们或许能获得更多启示：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存续的现实选择。

两千多年前的先民尚且懂得顺应自然、休养生息，如今的我们更应传承这份生态智慧，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