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线”到“结网”：城市群高铁网络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2015年的秋天，笔者博士毕业刚满一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工作成果也基本发表完毕，感觉继续开展质性研究比较困难，也与当时从事的科研项目难以协调。正当苦苦思索研究转型时，我收到了Cecilia Wong教授的邮件。她告诉我曼彻斯特大学（以下简称“曼大”）正在招聘Hallsworth Research Fellow，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并建议我可以做与中国高铁效应等方面有关的研究。当时英国针对即将上马的HS2（连接伦敦至曼彻斯特和利兹的高铁线路）讨论比较热烈，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看能否对英国高铁建设有所启示。实际上，笔者所在单位中从事交通地理研究的老师们也开始关注高铁效应研究，使得笔者从日常工作中获得了不少文献与调研信息。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Cecilia的指导下，笔者开展了为期3年的高铁建设与空间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并聚焦比较熟悉的长三角地区，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在起初的项目设计上，我延续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范式，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发展主体的网络关系与模式如何影响高铁车站选址、站区土地开发，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城市经济活动等空间效应。然而，随着我阅读更多的文献，了解到一些车站建设的背景之后，觉得这一课题难以开展，也难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到了区域层面，开展地理模拟与空间计量研究，暂时抛开了不同国家高铁建设模式的不同，直接探讨高铁的空间可达性、连通性与区域经济和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

现在想起来，对彼时身处国外的我而言，这的确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开展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利用大量的二手数据以及在国内工作期间积累的社会经济资料；另一方面，继承了曼大规划与环境管理系优良的空间分析传统，并在同一栋楼内学习了社会学系的高级统计分析方法。这些都帮助我迅速地找到了研究问题，并在一些交通地理与城市研究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着重研究高铁网络建设与客运服务发展对空间可达性、城市联系以及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影响。当然，我也试图进行一些西欧高铁先行国家比较研究，但质性研究训练让我时不时怀疑比较基础的不牢靠，特别是国内外城镇化发展阶段与高铁出行模式有所不同，中国高铁区域网络化扩张与国外大部分区域单线建设存在差异，国外多数通过普通铁路系统更新发展高铁客运服务，而中国大多为新建高铁线路，甚至不少城市直接以高铁交通方式进入铁路时代等。无论是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背景，还是建设与发展的模式，都让我对国内外比较研究产生怀疑。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即使发表了一些论文，在曼大的研究项目也结题了，却也没能提出对英国HS2建设有价值的启示的原因。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可行性研究，HS2建设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建设方案不断被推迟、调整甚至是缩减。然而，近年来高铁在中国、西班牙已经完成了网络化布局，欧盟正积极谋划欧洲高铁总体规划，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加入高铁建设的行列，振奋了我继续从事这项研究的想法。

回国工作后，我逐步开展了高铁站区发展及其与城市功能互馈关系，以及高铁效应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扩大了和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也相继指导了多位研究生推动研究的开展。这些工作使得自己的研究视野与兴趣进一步向城市内部拓展。结合之前对区域尺度的研究，开始谋划一本关于高铁网络化多尺度空间效应的专著，尝试探讨高铁网络化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站区不同尺度的主要表现形式、空间过程与机理及规划应对。这也得益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高铁网络快速扩张及其国土空间发展影响的持续研究积累，高铁网络化效应研究成为经济地理学、城乡规划、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推动着学术界对高铁时代国土空间发展的多维深层次理解。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思维也让我吸收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工具，尝试对这一研究课题进行探讨。然而，不同学科关注的角度与采取的研究方法、分析单元及数据存在差异，在一些共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相协调的结论。这些考验着我对现有文献掌握的广泛性，对现实发展问题的识别能力，以及理论探索的深入程度。

王磊

2025年2月

（摘自本书“前言”）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围绕高铁网络演化—多尺度空间效应—空间规划调控的研究主线，分析高铁网络扩张过程及其对不同尺度空间发展的多维影响，强化高铁交通与区域发展的理论演绎与实证案例相结合、定量模拟与定性剖析相结合，拟建立高铁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组织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和技术参数。本书各部分研究内容，采取从宏观到微观层次递进的研究设计，集中分析高铁网络发展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第1部分（第1章、第2章），介绍本书的主要研究问题、相关研究进展与多尺度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第2部分（第3章～第5章），从区域层面分析城市群高铁网络基础设施扩张过程带来的区域可达性、网络连通性变化及站区-城市交通连接水平；

第3部分（第6章～第8章），从城市层面探讨城市群高铁站区功能发育、站区与城市的功能联系；

第4部分（第9章、第10章）是城市群高铁空间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第5部分（第11章）是多尺度高铁空间效应的规划应对。

王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员、博导，兼任曼彻斯特大学荣誉研究员，主要从事交通地理与国土空间治理研究，主持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国家自科、重点研发专题、江苏省优青等10余项科研项目目，参与伊犁河、滇池等国土空间专项规划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5项，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等。现任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等期刊编委，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t Research副主编，江苏省地理学会理事、人文地理专委会主任等，获自然资源科技进步一等奖、周立三青年科技奖、洪银兴经济学奖等奖项。

本文摘编 自 《 城市群高铁网络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一 书 ， 有修改 。

《城市群高铁网络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ISBN 978-7-03-082808-8
王磊 等 著

责任编辑：周 丹 王腾飞
审图号：GS 京（2025）1409 号

中国高铁虽起步较晚，但经过20多年迅速发展，至 2023年通车里程已达4万多千米，占据了全球高铁总里程的3/4。高铁网络化建设促进发展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和快速流动，影响了人们出行的选择行为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由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高铁交通促进了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发展要素的流动和溢出，突破了传统的时空边界限制，引导着大中小城市在不同空间层级单元跨界联系，推动城市群经济和空间结构的双重变化。本书沿着高铁网络演化—多尺度空间效应—空间规划调控的研究主线，建立了高铁网络在站区、城市和城市群多尺度空间内的协同发展理论框架，发展了网络可达性和连通性的模拟方法，探讨了高铁网络化驱动下的多尺度空间演化的差异化机理与规划应对，拟建立高铁网络与城市群空间组织协同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技术参数。
本书可供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政府管理和决策部门参考阅读。

（本文编辑：洪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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