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像一笔永远还不清的烂账。
这是凌晨三点,成都的初夏黏腻潮湿,把人的骨头缝都浸透了。
我给我爸掖好被角,他睡得像个婴儿,呼吸均匀,脸上没有一丝褶皱透出清醒的迹象。
二十九年了。
从我记事起,我爸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雕塑,时间在他身上停滞,只留下缓慢的、生理性的衰败。
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症,但来得太早,太凶猛。
他痴呆了二十九年,我也被困了二十九年。
我妈走得早,我是他唯一的监护人,唯一的牵挂,如果他还有牵挂的话。
我关掉床头灯,只留下走廊一盏昏黄的夜灯,那光像稀薄的蜜,勉强涂抹在黑暗的边缘。
我回到客厅,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我熬了两天夜才做完的项目方案。我是一名城市规划顾问,工作就是用无数的线条、数据和条款,为一块土地规划出最合理的未来。
我的生活,也像一张规划图,每一寸都被责任和义务填满。精准,但没有惊喜。
就在我准备合上电脑的时候,卧室里传来一阵含混不清的呓语。
我立刻起身走过去,心悬了起来。
他很少在夜里出声。
我推开门,他半坐在床上,眼睛睁着,却是一片混沌的茫然。那双眼睛看着天花板,仿佛那里有一片他才能看见的星空。
“厂子……”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爸,什么厂子?”我轻声问,习惯性地想去摸他的额头,看是不是发烧了。
他躲开了我的手,眼神第一次有了焦点,虽然那焦点并不在我身上。
“山东……我的厂子……得回去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山东。
一个在我家被彻底抹除的地名。
我妈在世时,从不提及。家里的亲戚,也讳莫如深。我知道我爸是山东人,仅此而已。
“爸,你在说什么胡话?”我试图安抚他,“咱们在四川,在成都。没有厂子。”
“有。”他固执地重复,像个执拗的孩子,“在德州。平原县。我的……宏发机械厂。”
宏发机械厂。
一个具体到县,具体到名字的实体。
这不像一句胡话。
胡话是飘忽的,没有细节做支撑。而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头,被他偶然间翻了出来,带着时间的苔藓和水的冰冷。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清明,那光芒锐利得像一把锥子,直直扎进我心里。
“鸣鸣……你得……帮我回去看看……”
他叫了我的小名。
二十九年来,他第一次清晰地叫出我的名字。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像被强光照射过。那些我以为早已习惯的、麻木的日常,被这一声呼唤彻底击碎。
他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只枯瘦的手,此刻却异常有力。
“厂子……不能倒。”
说完这句,他眼里的光迅速熄灭了,重新变回那片熟悉的混沌。他松开手,缓缓躺下,再次沉沉睡去。
我站在床边,一动不动。
走廊的光斜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片明暗交界。
我感觉自己像站在一个漫长隧道的出口,外面是未知的白昼,而身后,是长达二十九年的黑暗。
我爸,这个我以为早已失去灵魂的躯壳,刚刚,亲手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
而门后,是一个我从未触及的、属于他的世界。
凌晨四点,雨停了。
我没有睡意。
我在网上搜索“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宏发机械厂”。
什么都没有。
工商信息查不到,地图上没有标记,甚至连一条相关的陈年旧闻都没有。
像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自嘲地笑了一下。或许,这只是他大脑深处某个坏死的神经元,最后一次错误的闪烁。
我关掉电脑,给自己倒了杯冷水,试图让那股躁动平息下去。
生活需要的是稳定,是可预期的轨道。任何偏离轨道的变量,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这是我做规划时遵循的第一原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原则。
我不能去。
我对自己说。
我有一个重要的项目等着交付,我爸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看护,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为一个痴呆老人的一句呓语,奔赴一千多公里外的一个未知。
这不合理。
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躺在沙发上,试图强迫自己入睡。
但“宏发机械厂”五个字,像刻在了我的眼皮上,一闭眼就清晰地浮现。
两天前,社区的王阿姨来家里帮忙,看到我爸坐在阳台上发呆,叹了口气。
“张鸣啊,你爸年轻时候,那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后生。”
王阿姨是我家的老邻居,看着我长大。
“是吗?”我心不在焉地应着,手里还在修改方案的细节。
“可不是嘛。听说以前在山东老家那边,还是个能人呢。”
“能人?”
“具体我也说不清了,就听你妈偶尔提过一嘴,说你爸……好像是自己弄过什么厂子,后来……后来就来四川了。”
当时我没在意。
我妈偶尔的抱怨,在我听来,更像是对命运不公的牢骚。一个被生活拖垮的女人,美化一下丈夫不堪回首的过去,可以理解。
但现在,王阿姨的话和父亲的呓语,像两块残缺的拼图,严丝合缝地对在了一起。
第二天,我给公司请了三天假。理由是家里有急事。
人事主管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张鸣,B地块那个项目马上就要评审了,你这时候……”
“我知道。”我打断她,“三天。我尽快处理完。”
我的语气不容置喙。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行李。一个背包,几件换洗衣物,充电宝,身份证。
我像在执行一个紧急任务,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迅速。
我联系了专业的护工机构,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工,预付了一周的费用。我详细交代了父亲所有的生活习惯,用药时间,注意事项,写了满满三页纸。
护工看着那份“说明书”,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
“张先生,您比我们还专业。”
我没说话。
这不是专业,这是二十九年刻进骨血的本能。
我订了当天下午去济南的机票,然后转乘高铁去德州。
临走前,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爸。
他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阳光很好,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温暖。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许,我不是想去求证一个真相。
我只是想去亲手埋葬一个虚无的幻想。
我要去那个叫平原县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那里空无一物,然后回来,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变。
这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地,继续过我那张被规划得密不透风的生活。
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更像一场仪式。
一场与父亲虚构的过去,做最后告别的仪式。
飞机降落在济南遥墙机场。
一股与成都截然不同的干燥热风扑面而来。
我没有停留,直接搭上了去德州东站的高铁。
车窗外,是无边无际的华北平原。田野平坦得像一张绿色的桌布,一直铺到天边。这种辽阔,让看惯了四川盆地丘陵的我,感到一丝莫名的心慌。
这里的一切都太开阔,太直接,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
我打开手机,再次搜索那个名字。
依旧是一无所获。
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可笑。像个被童话故事蛊惑的孩子,非要去寻找那口不存在的魔法井。
高铁到站,德州的灯火在暮色中亮起。
我找了个酒店住下,打开地图,平原县就在德州市的南边,几十公里路。
我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站在酒店的窗前。
楼下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三线城市,有条不紊,不疾不徐。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王阿姨的电话。
“王阿姨,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爸以前在山东的事,您还知道些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鸣鸣,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都过去快三十年的事了。”
“他……前天晚上,突然提起了一些事。”我没有说得太具体。
王阿姨叹了口气,“你爸这个人啊,命苦。我听你妈说,他当年在老家,好像是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小作坊,做农机配件的。那时候多风光啊,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厂长。”
“厂长?”这个词让我心头一跳。
“是啊。后来……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你奶奶病重,他急急忙忙赶回四川。再后来,就留在成都,认识了你妈,生了你。再再后来,他就病了。”
王阿姨的叙述,像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电影,充满了信息的断裂和颗粒感。
“那那个厂子,叫什么名字,您还记得吗?”我追问道。
“名字……我想想……好像叫什么……宏……宏什么来着?哎呀,记不清了,太久了。”
“是宏发吗?”我提示道。
“对对对!好像就是这个!宏发!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秒。
“我爸说的。”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鸣鸣,你……你不会是去山东了吧?”王阿姨的语气里充满了担忧。
“我来出差,顺便问问。”我撒了个谎。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这次荒唐的行程。
挂了电话,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加速。
它存在过。
那个叫“宏发机械厂”的地方,真的存在过。
它不是我父亲的幻觉,而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那一刻,我做规划师的本能被彻底激发了。
我不再是来埋葬一个幻想,我是来调查一个被遗漏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我需要信息,需要证据,需要一个清晰的脉络。
我打开电脑,开始制定第二天的“调研计划”。
第一步,去平原县的工商局或者档案馆,查询九十年代初的企业注册信息。
第二步,如果查不到,就去当地的老城区或者工业区,找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打听。
第三步,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性的预案。A方案:工厂早已倒闭,人去楼空。B方案:工厂被收购或重组,找不到任何旧人。CN方案:其他一切未知情况。
我把所有能想到的线索和应对策略都列在了文档里,像在为一个重要的项目做风险评估。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没有丝毫困意,反而有一种奇异的亢奋。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侦探,即将揭开一桩尘封三十年的悬案。
而案子的委托人,是我那个痴呆了二十九年的父亲。
第二天一早,我租了辆车,直奔平原县。
导航把我带到了县城中心。九十年代的建筑和新世纪的高楼夹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粗糙而生动的混搭感。
我先去了县行政服务中心。
工商档案查询窗口的工作人员很年轻,听完我的诉求,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先生,九十年代初的档案都是纸质的,而且那时候企业注册还不像现在这么规范。要查一个将近三十年前的、可能已经注销的小厂,难度很大。”
“我知道难度大。”我递上一根烟,语气诚恳,“但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我父亲……当年是这个厂的厂长,现在他病重,这是他最后一个心愿。”
我半真半假地编造了一个理由。
人情社会,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有时比一沓冰冷的文件管用。
年轻的工作人员被我的“孝心”打动了,他拨通了一个内部电话。
“喂,刘主任,我这儿有位先生,想查一个九十年代初的老厂……”
半个小时后,我被带到了档案室。
一股陈旧纸张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档案员,姓刘,听我报出“宏发机械厂”的名字后,扶了扶老花镜,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架里翻找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的心也跟着那些被翻动的、泛黄的纸页,忽上忽下。
“找到了!”刘主任突然喊了一声。
他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张薄薄的、已经发脆的注册申请表。
企业名称:平原县宏发农机配件厂。
法人代表:张建国。
我爸的名字。
注册日期:1990年4月。
经营范围:拖拉机零配件生产、加工。
地址:城南关帝庙路117号。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把我牢牢钉在原地。
白纸黑字,红色的公章。
一切都是真的。
我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申请表,指尖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谢谢您,刘主任,太感谢您了。”
“小伙子,这个厂子……状态是‘迁出’。”刘主任指着登记表下方的一行手写备注。
“迁出?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没有注销,而是把注册地迁走了。但迁去哪里,这里没有记录。这在当年很少见。”
迁出。
又一个谜团。
一个没有注销,也没有破产,只是“消失”了的工厂。
我拿着那个地址,离开了行政中心。
关帝庙路117号。
导航显示,这个地址位于县城南边的老工业区。
我开车过去,路越来越窄,两旁的建筑也越来越破败。红砖墙,石棉瓦,生锈的铁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
这里的时间,仿佛就停在了九十年代。
导航在一条死胡同前停了下来。
“目的地在您右侧。”
我右侧,是一堵斑驳的红砖墙,墙上用白石灰刷着一行早已模糊不清的大字:“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墙中间,是一扇紧闭的、锈迹斑斑的蓝色大铁门。
门上没有门牌号。
我下了车,站在门前。
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我几乎可以确定,这里就是终点了。一个废弃的、被遗忘的工厂。
我父亲的“宏发机械厂”,最终还是变成了一堆废墟。
我的那股亢奋,迅速冷却下来,变成一种沉重的失落。
我来晚了三十年。
我绕着厂区走了一圈,围墙很高,上面甚至还有碎玻璃。
在一个角落,我发现墙体有些松动,几块砖头掉了下来,形成一个不大的缺口。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钻了进去。
厂区里杂草丛生,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几间厂房的窗户玻璃都碎了,只剩下黑洞洞的窗口。
院子中央,一台锈蚀得不成样子的车床,像一头史前巨兽的骸骨,静静地卧在那里。
一切都和我预想的一样。
A方案:工厂早已倒闭,人去楼空。
我站在这片废墟中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了,看到了。可以回去了。
我可以回去告诉我爸(如果他还能听懂的话),厂子没了。你的梦,该醒了。
我拿出手机,对着这片荒凉拍了张照片,准备作为“证据”。
就在这时,一阵机器的轰鸣声,突兀地从最里面的一间厂房传来。
那声音沉闷而有力,一下一下,撞击着我的耳膜。
我猛地抬起头。
这里……有人?
我顺着声音,穿过半人高的杂草,小心翼翼地向那间厂房走去。
那是一间看起来和其他厂房没什么区别的红砖建筑,只是窗户是完好的,还挂着厚厚的帆布帘子。
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我走到门口,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
我屏住呼吸,把眼睛凑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愣在了原地。
我看到了。
我看到一个和我父亲照片里年轻时有七八分相像的男人,正站在一台巨大的冲压机前,熟练地操作着。
那不是我父亲,他看起来四十岁出头,比我父亲年轻。
但更让我震惊的,是冲压机旁边的墙上,挂着一个木制相框。
相框里,是我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他,穿着一身工装,意气风发,笑容灿烂。
照片下方,有一行烫金的小字:
创始人:张建国。
厂房里光线很暗,只有几盏老旧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
空气中充满了机油和热金属的味道。
那个男人专注地操作着机器,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滴在脚下的水泥地上。
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电脑,瞬间死机。
这里不是废墟。
这里……还在生产。
那个挂在墙上的名字,那个和我父亲一模一样的名字,像一个无声的惊雷,在我脑海中炸开。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踩断了一截干枯的树枝。
“咔嚓”一声,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厂房里的轰鸣声戛然而停。
“谁在外面?”那个男人警惕地喊了一声,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
男人走了出来,他比我高半个头,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得像鹰。
他上下打量着我,眉头紧锁。
“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的大脑还在处理刚才看到的巨大信息量。这个地方,这个男人,那张照片……所有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预案。
我的风险评估,在这一刻,成了一张废纸。
“我……我找人。”我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干涩。
“找谁?”
“我找……张建国。”我说出了那个名字。
男人的眼神瞬间变了。
那股锐利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震惊和审视。
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脸,仿佛要在我的五官上找出什么熟悉的痕迹。
“你……你是谁?你找他干什么?”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是他儿子。”
这四个字,我说得异常艰难。
男人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后退了半步,靠在门框上,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儿子……”他喃喃自语,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他有儿子……”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站在荒草丛生的院子里,沉默地对峙着。
阳光从厂房的缝隙中投下,在我们之间画出一条明暗分界线。
过了很久,他才重新站直身体,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进来……进来坐吧。”
我跟着他走进厂房。
里面比我想象的要整洁,各种工具和零件摆放得井井有条。除了那台巨大的冲压机,角落里还有几台小型的车床和钻床。
这里不像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更像一个巨大的手工作坊。
他把我引到一张靠墙的旧办公桌前。桌上有一个搪瓷茶缸,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
他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
“你……从哪儿来?”他问。
“四川,成都。”
“四川……”他重复了一遍,眼神变得很复杂,“他……还好吗?”
这个“他”,我们都心知肚明,指的是谁。
“他病了。”我平静地回答,“阿尔茨海默症,二十九年了。”
男人的手猛地一抖,茶杯里的水洒了出来。
他没有去擦,只是呆呆地看着桌面上那滩水渍,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他极度痛苦的东西。
“二十九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苦涩,“原来……是这样……”
“你是谁?”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他抬起头,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叫王勇。我爸,叫王建军。是你爸……当年最好的兄弟,也是这个厂的合伙人。”
王勇。王建军。
两个陌生的名字。
“那墙上的照片……”
“那是你爸。这个厂子,是他一手创办的。”王勇指着墙上的照片,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敬意,“我们都叫他‘厂长’。”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厂,不是早就……”
“倒闭了?”王勇替我说了出来,他苦笑了一下,“外面看着是像。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什么意思?”
“三十年前,你爸离开的时候,厂子正被人眼红。他怕他走了之后,有人来找麻烦,就让我爸把厂子‘做’成倒闭的样子。大门一锁,电一停,外面的人看几次,也就信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生产转到了地下。晚上开工,白天休息。订单都是靠我爸以前跑出来的老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就这么偷偷摸摸地,干了快三十年。”
我被他的话震惊得无以复加。
一个“假死”了三十年的工厂。
一群在地下坚守了三十年的人。
这听起来,比我父亲的呓语还要荒诞。
“为什么?”我无法理解,“他只是走了,又不是……”
“我们都以为他会回来的。”王勇打断我,“他走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家里急事,最多半年,处理完就回来。”
“他把厂里所有的钱都留下了,一分没带走。还把他自己的那份股,全按在我爸名下,说等他回来再算。”
“我爸信了。所有人都信了。”
王勇的声音越来越低沉。
“第一年,我们等。第二年,我们还在等。后来,十年,二十年……我爸从中年,等到了老年。他总说,建国不是那样的人,他一诺千金,他说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
“直到三年前,我爸去世了。临走前,他把我叫到床边,让我接替他,继续等下去。”
“他说,我们欠张厂长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厂,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饭碗。只要这个厂还在一天,就得给他留着。”
我听着王勇的讲述,感觉像在听一个古代的传说。
一个关于忠诚、承诺和等待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逻辑,完全超出了我这个现代都市人的理解范畴。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近乎愚蠢的固执。
“他没有回来。”我说,语气冰冷得像一块铁,“他病了,在四川,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废人。他把你们,把这里的一切,全都忘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么残忍。
或许,我是想用这种残酷的真相,去打破他们三十年的幻想。
也是为了打破我心中刚刚升起的那一丝莫名的感动。
王勇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我早就该想到的。”他喃喃道,“如果不是出了天大的事,他不会不回来的。”
厂房里再次陷入了死寂。
只有那盏老旧的日光灯,还在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我能……看看这个厂子吗?”我打破了沉默。
王勇睁开眼,点了点头。
他带着我,走遍了厂区的每一个角落。
他告诉我,这台冲压机,是你爸当年托关系从沈阳买回来的宝贝。那台车床,是你爸亲手改装的,效率比新的还好用。
他指着墙角一堆锈迹斑斑的模具说,这些都是你爸当年画的图纸,我们照着做的,三十年了,一点没变形。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为我勾勒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父亲。
一个有能力的,有魄力的,被所有人信赖和尊敬的“张厂长”。
这和我印象里那个只会流着口水、目光呆滞的男人,判若两人。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者,闯入了一段不属于我的历史。
这段历史,本该是我的,却被命运错置了三十年。
最后,王勇带我来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文件柜。
“这是你爸当年的办公室。”王勇说,“他走后,我爸就把这里封存了,谁也不让动。”
他从脖子上取下一把钥匙,打开了文件柜。
里面,是几本厚厚的账本,还有一沓沓用牛皮筋捆着的图纸。
王勇拿出一本账本,递给我。
“这是厂子三十年来的总账。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都记在上面。”
我翻开账本。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透着一股严谨。
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张建国,后面跟着一串数字。那是他当年的股份分红。
从1991年开始,每年,都有一笔钱,存入了这个账户。
数额不大,但三十年从未间断。
“这些钱,我们每年都按时打到一个银行账户里。”王勇说,“那是你爸走之前留下的账户。他说,这是他的那份,谁也不能动。”
“后来,银行系统升级,那个老账户没法用了。我爸就把每年的分红取出来,换成现金,锁在这个柜子里。”
他拉开文件柜最下面的一个抽屉。
里面,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捆捆现金。
有些钞票的版式,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
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证据,诉说着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守候。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蹲下身,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我不是在哭。
我只是觉得荒谬。
太荒谬了。
我,一个以理性、逻辑和契约精神为傲的城市规划顾问,此刻,却被一群“老古董”,用一种最原始、最笨拙的方式,上了一堂关于“承诺”的课。
我以为我来这里,是终结一个谎言。
结果,我却发现了一个比真相更像神话的现实。
王勇没有安慰我。
他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过了很久,我才站起身,擦了擦眼睛。
“我爸……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王勇想了想,说:“他说,家里的事很急,他必须马上回去。他还说,厂子就拜托给我爸了。等他回来,请大家喝酒。”
“就这些?”
“嗯,就这些。”
我心里一阵刺痛。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只有一句轻飘飘的“等我回来”。
他就用这样一句话,锁住了这群人三十年的光阴。
我不知道该佩服他当年的个人魅力,还是该鄙视他的不负责任。
或许,两者都有。
“王大哥,”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他,“这些年,辛苦你们了。”
这句话,我说得真心实意。
王勇摇了摇头,“不辛苦。这是我们该做的。”
他的回答,简单,朴实,却重如千钧。
“这个厂子,现在有多少人?”我问。
“算上我,还有六个老师傅。都是当年跟着你爸一起干的。”
“经营状况怎么样?”
“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这几年,大厂的冲击很大,我们的设备又老旧,只能接一些小批量、定制的活儿。勉强维持吧。”
我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王大哥,这个厂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王勇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活’过来。”我说,“光明正大地活过来。”
我拿出手机,调出我拍的那张企业注册申请表。
“这个厂子的法人,还是我爸。从法律上讲,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我有权处理这里的一切。”
我的语气,又回到了那个做项目方案的顾问。
冷静,果断,不带一丝感情。
王勇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
“你想怎么样?”
“第一,重新注册。我会用最快的时间,把厂子的合法身份恢复过来。”
“第二,更新设备。我会投一笔钱进来,把这些老掉牙的机器全都换掉。”
“第三,拓展业务。我会利用我的资源,为厂子对接新的客户和市场。”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看着王勇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会重新制定股权结构。厂里所有的老师傅,包括你,都会成为股东。你们三十年的坚守,不能只换来一句感谢。”
我的话,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
王勇完全呆住了。
他张着嘴,像是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终于问出口。
“因为这是我爸欠你们的。”我说,“子债父偿,天经地义。”
“而且,”我顿了顿,补充道,“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一个商人,我看得到这个厂子的价值。”
“你们有三十年积累的技术,有最忠诚的工人,有‘宏发’这个牌子的信誉。这些,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形资产。”
“我只是在做一个,我认为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我说的是实话。
在我冷静的商业逻辑背后,也有一丝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私心。
我想让这个厂子活下去。
我想让父亲那个意气风发的“张厂长”的形象,不只存在于照片和传说里。
我想让他一手创办的事业,在他缺席了三十年之后,重新焕发生机。
这或许,是我作为儿子,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王勇沉默了很久。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摇了摇头。
他自己点上,猛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脸上的表情。
“你……跟你爸真像。”他忽然说。
“哪里像?”
“那股劲儿。”他说,“决定了要做什么,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那股劲儿。”
我笑了。
这可能是我听过的,对我最高的评价。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有回酒店。
我就住在了厂里的那间小办公室。
我和王勇,还有那几位老师傅,一起开了一个会。
当我把我的计划和盘托出时,那几位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师傅,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围着我,拉着我的手,一声声地喊着“小厂长”。
那一声声“小厂长”,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这不是规划图纸上的责任,而是沉甸甸的,有温度的,关乎一群人未来的责任。
我们一起清点了厂里的资产,核算了三十年的账目。
我请了德州最好的律师,起草了新的公司章程和股权协议。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为一个沉睡了三十年的病人,做一台精密的心脏搭桥手术。
我必须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
第三天下午,所有文件都准备好了。
我在新的注册文件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张鸣。
在法人代表那一栏,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写上了我父亲的名字:张建国。
只要他还在一天,这个厂子,就永远是他的。
签完字,王勇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小厂长,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说,“谢谢你们,让我找到了我爸的另一半人生。”
我的三天假期,已经到了。
我必须回去了。
临走前,王勇叫住了我。
他从办公室的文件柜最深处,搬出一个上了锁的、看起来很沉的红木盒子。
盒子已经很旧了,上面的雕花都已磨平。
“这是你爸当年留下的,说……是最重要的东西,让我一定替他保管好。”王"他把一把小小的、已经生锈的铜钥匙交到我手里。
“我爸守了它三十年,没打开过。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我接过那个盒子。
很沉。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能感觉到那份穿越了三十年光阴的重量。
我没有当场打开。
这是属于我父亲的秘密,我应该在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空间里,去揭开它。
我坐上了回成都的飞机。
来的时候,我满心疑虑和抗拒。
回去的时候,我的背包里,多了一个沉重的木盒,心里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窗外,云海翻腾。
我突然觉得,我那张被规划得密不透风的人生图纸,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从这个口子里,照进了一束意想不到的光。
这束光,来自三十年前,来自一千多公里外,来自我那个痴呆了二十九年的父亲。
回到成都,依旧是熟悉的潮湿空气。
护工把家里照顾得很好,我爸的情况也很稳定。
他看到我,没有任何反应,依旧是那副空洞的表情。
我把木盒放在客厅的桌上,没有立刻打开。
我先去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然后给我爸喂了晚饭,给他擦洗了身体,扶他上床睡觉。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深夜。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那个红木盒子,心情复杂。
我既期待,又害怕。
期待里面藏着能解开所有谜团的答案。
又害怕那个答案,会再次颠覆我的认知。
我深吸一口气,用那把铜钥匙,打开了锁。
“咔哒”一声轻响。
盒盖打开了。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财宝,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商业机密。
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信纸。
信纸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有力。
那是我父亲的笔迹。
我拿起第一封信。
开头写着:“致吾儿张鸣”。
我的心猛地一紧。
这是写给我的。
“鸣鸣: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或许是一个月,或许是一年,或许……是更久。
我更希望,你永远看不到它。因为那意味着,我平安地回到了你们身边。
但世事难料,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这次回山东,名为处理厂务,实则,是去做一个了断。
你或许不知道,在你出生之前,我曾有过一段婚姻。”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婚姻?
除了我妈,他还有过一段婚姻?
我强迫自己继续往下看。
“她叫林秀,是邻村的姑娘。我们是自由恋爱,婚后,她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比你大三岁,叫张帆。”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我还有一个……哥哥?
“我开厂赚了些钱,本以为可以让她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但天有不测风云,帆帆三岁那年,查出了白血病。”
“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借遍了亲朋好友。厂里的兄弟们,也把分红都拿了出来。但还是不够。骨髓移植的费用,在当年,是个天文数字。”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遇到了你母亲。她是来我们县做药材生意的四川商人。她听说了我的事,她说,她有办法弄到钱,但有一个条件。”
“条件是,我必须跟她走,去四川,跟她结婚,一辈子不能再回山东,不能再见林秀和帆帆。”
“她说,她第一眼看到我,就喜欢上我了。她说她不在乎我的过去,她只想和我在一起。”
“我当时觉得她疯了。这是一个魔鬼的交易。”
“但是,看着病床上日渐消瘦的儿子,我别无选择。”
“我答应了她。”
“我跟林秀撒了谎,我说我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我要去外面躲债,过几年就回来。我办了离婚手续,把厂子托付给了建军。”
“我从你母亲那里拿到了钱,给帆帆交了手术费。然后,我没有跟他和林秀告别,就跟着你母亲,登上了去四川的火车。”
“我成了一个懦夫,一个逃兵。”
“到了成都,我们结了婚,后来有了你。你母亲对我很好,她遵守了她的承诺,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但我心里,没有一天不在煎熬。”
“我对不起林秀,对不起帆帆,也对不起你和你母亲。”
“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我的灵魂,一半留在了山东,一半被愧疚吞噬。”
“这次,我找了个借口回山东,其实是想回去看看。我想知道帆帆的手术成功了没有,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跟林秀说一声‘对不起’。”
“这个盒子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钱,还有我当年留下的一些厂里的文件。如果我回不来了,鸣鸣,请你务必找到他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
“告诉他们,我不是不爱他们,我只是……没有办法。”
“告诉帆帆,他有一个弟弟,叫张鸣。”
“告诉林秀,若有来生,我愿做牛做马,偿还此生罪孽。”
“不孝子,张建国,绝笔。”
信,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
我瘫在沙发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相。
原来,我找到的,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
我父亲的人生,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沉重一百倍。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气风发的厂长,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逃兵。
他是一个被命运和亲情,撕扯得支离破碎的男人。
而我母亲……
我那个在我印象里,温柔、贤惠,甚至有些懦弱的母亲,竟然是这个故事里,最决绝、最“狠心”的角色。
她用金钱和爱情,买断了一个男人的一生。
我无法评判她的对错。
站在她的角度,她只是在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这份幸福,是建立在另一个家庭的痛苦之上的。
我看着茶几上的木盒。
里面,除了信和那些文件,还有一个小小的相框。
我拿起来。
相框里,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男孩。
女人笑得很温柔,男孩虎头虎脑,眉眼之间,和我父亲有几分相似。
这就是林秀,和我的哥哥,张帆。
我突然明白了。
我父亲的病,或许不只是生理性的。
那长达二十九年的痴呆,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放逐。
当愧疚和思念,沉重到他无法再承受时,他选择了忘记。
忘记一切。
忘记山东的厂,忘记成都的家,忘记他犯下的错,和他欠下的债。
这是一种最残忍的自我保护。
而前几天那个清醒的瞬间,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他在彻底沉入黑暗之前,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这个埋藏了三十年的秘密,交到了我手上。
他知道,只有我,能替他去了结这一切。
我站起身,走到卧室门口。
我爸睡得很安详。
我看着他的脸,第一次,感觉自己读懂了他。
读懂了他那张平静面容下,隐藏的惊涛骇浪。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回到客厅,把盒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整理好。
那些钱,那些文件,那封信,那张照片。
我把它们重新装进盒子,锁好。
然后,我打开电脑,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返回德州的机票。
这一次,我不是去寻找过去。
我是去偿还债务。
替我父亲,也替我母亲。
飞机再次降落在济南。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租车开往平原县。
我没有联系王勇。
这是我的家事,我必须自己去面对。
根据信里的线索,林秀的娘家,在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叫林家庄的村子。
我把车停在村口,向一位正在晒太阳的大爷打听。
“大爷,您好,请问您认识林秀吗?”
大爷眯着眼打量了我一下,“林秀?哪个林秀?”
“大概五十多岁,以前……嫁给过一个叫张建国的人。”
大爷的眼神立刻变了。
“你是……建国的什么人?”
“我是他儿子。”
大爷猛地站了起来,手里的蒲扇都掉在了地上。
“你……你快跟我来!”
他拉着我,在村里七拐八拐,来到一户看起来很整洁的农家小院前。
“就是这里。她后来没再嫁,就带着帆帆,回娘家住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大爷帮我敲了敲门。
“秀啊,开门,有客来了!”
门开了。
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干净的工装,上面印着“平原县人民医院”。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大爷,这位是?”
他的眉眼,和照片里的那个男孩,渐渐重合。
“帆帆,他……他说是建国的儿子。”大爷说。
男人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愤怒、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悲伤。
他就是张帆。
我的哥哥。
“你来干什么?”他的声音,冰冷得像一块铁。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
太轻了。
我是来还债的?
太傲慢了。
“这里不欢迎你。你走吧。”他冷冷地说,就要关门。
“帆帆,让客人进来吧。”一个温和的女声,从屋里传来。
一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女人,走了出来。
她比照片上苍老了许多,但眉眼间的温柔,却没有改变。
她就是林秀。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仿佛早就预料到我的到来。
“孩子,进来吧。外面热。”
我跟着她走进屋里。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
张帆站在一旁,依旧用那种敌视的目光看着我。
林秀给我倒了杯水。
“坐吧。”
我把那个红木盒子,放在了桌上。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们的。”
林秀的目光落在那个盒子上,身体微微一颤。
张帆也看了过来,眼神复杂。
我打开盒子,把那封信,递给了林秀。
林秀接过信,没有立刻看。
她只是用指尖,轻轻地摩挲着信封上“张建国”三个字。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
“他……还好吗?”
同样的问题。
和王勇问的一模一样。
“他病了。老年痴呆,二十九年了。”我如实回答。
林秀的眼睛,瞬间红了。
但她没有哭。
她只是点了点头,轻声说:“我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一旁的张帆,冷笑了一声。
“不是那样的人?一个抛妻弃子,三十年杳无音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帆帆,不许这么说你爸!”林秀厉声喝道。
“我爸?我没有这样的爸!我的爸,在我三岁那年就死了!”张帆激动地吼道。
“你给我住口!”林秀气得浑身发抖。
我看着他们母子争吵,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这一切,都是我父亲造的孽。
“对不起。”我站起身,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替我父亲,向你们道歉。”
张帆别过头去,不看我。
林秀扶住了我。
“孩子,这不关你的事。你坐下。”
她打开了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地读了起来。
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落在泛黄的信纸上。
读完信,她已经泣不成声。
张帆抢过信,迅速地看了一遍。
他的脸色,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
最后,他把信狠狠地摔在桌上,冲出了屋子。
林秀擦了擦眼泪,对我勉强地笑了笑。
“别管他。这孩子,心里苦。”
“他的病……”
“手术很成功。”林秀说,“你爸留下的那笔钱,救了他的命。他现在,是县医院的骨科医生,很出色。”
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
“挺好的。”林秀说,“帆帆很孝顺。村里人也很照顾我们。就是……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我知道她缺的是什么。
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完整的家。
“阿姨,”我改了称呼,“盒子里,还有一些钱和厂里的文件。是我爸这些年攒下的。请您务셔收下。”
林秀摇了摇头。
“孩子,钱我们不能要。你爸当年已经给了我们一条命,我们不能再要他的东西了。”
“他当年能把厂子放下,把所有钱都拿出来救帆帆,我就知道,他心里有我们。”
“这就够了。”
她的话,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相比她的宽容和豁达,我母亲当年的行为,显得那么自私。
我们又聊了很多。
她问了我很多关于我父亲这些年的生活,我一一告诉了她。
她听得很认真,仿佛想通过我的描述,去填补那三十年的空白。
天快黑的时候,张帆回来了。
他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他没有再对我冷言冷语,只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
林秀起身去做饭。
“留下来吃顿饭吧。”
我没有拒绝。
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
张帆一直埋头吃饭,不说话。
林秀不停地给我夹菜。
“尝尝这个,这是你爸当年最爱吃的。”
我吃着那盘地三鲜,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是我从未尝过的,属于父亲的味道。
吃完饭,我准备告辞。
张帆突然叫住了我。
“等一下。”
他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
“这个,你带回去,给他。”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玉坠。
玉色温润,上面雕着一个“安”字。
“这是他当年留给我的。我一直戴着。”张帆说,“现在,还给他吧。”
“告诉他,我不恨他了。”
“我也……不怪你母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谁也没比谁更高尚。”
说完,他转身进了房间,不再出来。
我拿着那块还有他体温的玉坠,心里百感交集。
我替父亲,完成了一次迟到了三十年的救赎。
而我自己,也仿佛得到了一次解脱。
我向林秀告别。
她送我到村口。
“孩子,以后……常回来看看。”她说。
“会的。”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阿姨,您多保重。”
我开着车,离开了林家庄。
在后视镜里,我看到林秀一直站在村口,向我挥手,直到她的身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回到成都,我把那块玉坠,轻轻地放在我爸的枕边。
他依旧在沉睡,对外界的一切,毫无反应。
但我知道,他能感觉到。
从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成都的工作,交接了出去。
我向公司递交了辞呈。
然后,我带着我爸,搬到了德州。
我在平原县城,租了一套房子,离厂子很近。
我把父亲,也接了过来。
王勇和老师傅们,看到我把“老厂长”带回来了,都激动不已。
他们轮流来家里看他,跟他说话,虽然他什么也听不懂。
张帆也经常来。
他会给我爸检查身体,调整用药。
他和我,从一开始的陌生和尴尬,慢慢变得熟悉起来。
我们是兄弟。
血浓于水。
林秀也时常会过来,帮我照顾父亲,给我们做她拿手的饭菜。
有时候,我们三个人,会带着我爸,一起去厂里看看。
我爸依旧是那副痴呆的样子。
但偶尔,当他看到那些熟悉的机器,听到那些熟悉的轰鸣声时,他的眼睛里,会闪过一丝微光。
厂子,在我的管理下,一天天好起来。
我引进了新的技术,开拓了新的市场。
“宏发机械厂”这个名字,在尘封了三十年后,重新在齐鲁大地上,叫响了。
老师傅们都拿到了分红,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我的生活,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但我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我不再是那个只活在图纸和数据里的规划顾问。
我是一个厂长,一个儿子,一个弟弟。
我的人生,有了根。
这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推着我爸,在厂区的院子里散步。
张帆和林秀也在。
我们聊着厂子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突然,我爸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话。
“秀……帆帆……”
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
我们同时看向他。
他看着林秀,又看了看张帆,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流下了一行清泪。
他的嘴唇,还在微微翕动。
我把耳朵凑过去,仔细地听。
“对……不……起……”
那一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我觉得,我父亲,回家了。
一切,似乎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然而,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可以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时,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的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张先生,令堂当年留下的遗嘱里,提到了一个您可能需要知道的信托基金。有时间,可以联系我。”
下面,是一个律师的签名。
我看着那条短信,浑身冰冷。
我母亲的……遗嘱?
她不是什么都没留下吗?
一个……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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