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款1万元，为何被银行当成了“嫌犯”？

山东东营某建行网点内，律师周筱赟因取1万元红包款被柜员反复盘问用途，甚至被要求等待反诈中心出警核实。

这场持续半小时的僵持最终以律师愤然离席告终，却在网络上掀起激烈讨论。

当《商业银行法》第29条明确规定“取款自由”，当央行明确5万元以下存取款无需询问用途，为何1万元现金取款会让客户陷入“自证清白”的窘境？

答案藏在层层叠加的责任链条里。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银行被赋予反诈“第一道防线”的职责，若因失职导致涉诈资金流转，最高可面临500万元罚款。

这份监管压力被逐级传导至基层，最终变成了柜员面前的刚性指标：每笔取款必须问清用途，每笔转账必须核实来源。

更令人窒息的是追责机制——

某银行柜员三年前办理的银行卡近期涉诈，旧案被翻出后仍需承担连带责任；有的网点因客户被骗，全员绩效连带扣罚。

比如央行福州中心支行就明确要求，对涉案账户较多的银行，要严肃追究开户网点相关人员责任，处罚方式包含扣减奖金绩效等

在“宁错杀不放过”的考核逻辑下，询问1万元用途成了柜员自保的“安全垫”。

事件曝光后，舆论迅速分裂成两大阵营。多数网友将自身经历代入，痛批银行“层层加码”：有网友吐槽取2万元被要求提供购房合同，有人抱怨转账给父母被反复核实亲属关系。

愤怒的情绪集中指向了当事柜员，“业务不精”“故意刁难”的谩骂声不绝于耳。

但另一部分声音却为柜员鸣不平，银行从业者纷纷留言“我们也是受害者”，揭露基层面临的两难困境——不问可能丢工作，问了必然遭投诉。

在言叔看来，这场舆情意外撕开了银行服务与反诈监管之间的裂缝。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言叔跟不少在银行工作朋友聊到这事，实际情况出乎意料：不少柜员私下希望这类事件能持续发酵。

一位从业五年柜员朋友告诉言叔：客户骂我们死板，可我们要是灵活处理，出了问题谁来替我们担责？

对方提到，在银行内部，投诉率直接与绩效挂钩，一次有效投诉可能导致当月奖金清零；而反诈疏漏的处罚更甚，轻则罚款通报，重则停职待岗。

当律师质问“你有什么权力审问我”时，柜员内心的委屈无人知晓——

他们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豁免权，只是政策落地时最末端的“传声筒”，却成了矛盾爆发时的“挡箭牌”。

实际情况就是，只要客户在取钱被骗后，柜员大概率就得背锅。有案例显示，客户取现后遭遇电信诈骗，公安部门通报银行后，网点直接对经办柜员处以2000元罚款，并扣除季度绩效。

可以说，这种“结果导向”的追责方式，让柜员不得不把每个客户都当成潜在的“被骗对象”。

更荒诞的是，当柜员试图联系反诈中心核实情况时，却多次遭遇“电话无人接听”的窘境，就像周律师事件中那样——

要求核实的是银行，无法联系的也是反诈中心，最终难题仍抛给了进退维谷的柜员。

剥开事件的外衣，在言叔看来，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一场典型的“懒政甩锅”悲剧。本应通过大数据监测、异常交易模型等技术手段实现精准反诈，部分银行却选择将责任完全转嫁给基层柜员。

本应是公安、银行、网信部门协同作战的反诈体系，却出现了“银行加码防控、反诈中心失联”的割裂状态。最终，管理层的不作为变成了柜员的“过度作为”，客户的合理诉求遭遇“一刀切”管控，形成了“银行怕追责、柜员怕投诉、客户怕麻烦”的底层互害怪圈。

在言叔看来，反诈的初衷是保护群众财产安全，而非制造对立。当1万元取款都需要“自证清白”时，我们更该反思：

如何让反诈回归技术防控的正轨，如何明确监管部门与银行的责任边界，如何还给基层员工合理的执行空间。毕竟，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诈骗分子，而非每一个想取现金的普通人。

（作者：言叔，资深财经观察者，20年笔耕不辍，用历史的眼光解读财经，关注我，看懂趋势，看到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