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国际危机看中国大战略

作者：芝诺·莱奥尼

（Zeno Leoni）

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讲师

中国大战略是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抵制西方主导的限制之间寻求审慎的平衡。它通过战略模糊和选择性参与扩大影响力、保持灵活性，并避免可能危及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对抗。

历史上，美国一直扮演着国际警察的角色，但面对全球危机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崛起，全球部分焦点已经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近期冲突保持着模棱两可的立场。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令许多西方观察人士感到困惑。战争初期，中国一方面对北约扩张表示担忧，一方面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未向莫斯科提供武器。这种平衡策略导致“亲俄中立”的描述，即言辞上同情俄罗斯，但未提供决定性的物质支持。同样模式在其他地方也重复出现。加沙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呼吁“永久停火”，重申对巴勒斯坦事业的长期支持，但似乎未承诺做任何实质性努力来说服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屠杀。在台湾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坚持原则与审慎克制相结合，容忍美国向台北出售武器，保护平壤免受制裁但谴责其导弹试验。

曼纽尔·卡斯特尔和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指出，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流动”超越了国界，国家则试图通过确定其中哪些归属于国家来维护政治凝聚力。中国正是这种处境的典型代表。它依赖全球市场和机构维持发展，但并不完全接受由西方设计主导的体系的合理性。因此，其战略并非如大多数有关中国大战略的论述所说的那样，是一步步追求主导地位或一体化，而是谨慎处理依赖与竞争之间的矛盾。

▲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见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尽管中国战略文化的特征是谨慎，但综合看，这些例子表明，它不是一种临时姿态，而是反映了中国大战略更深层的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其底层原则是管理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和抵御地缘政治限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通过与世界接触实现现代化，一方面要捍卫主权免受西方统治。中国领导人频繁提及“百年屈辱”凸显了这一历史记忆。

美中关系长期以来充满矛盾。1972年两国关系缓和后，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纳入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把中国的繁荣与全球稳定联系在一起，尽管两国关系日益走向竞争——尤其是奥巴马时期以来。对中国而言，这导致一种两难境地：美国既是其最大外部挑战，又是其赖以生存秩序的保障者。结果就是，中国采取选择性接触战略，一方面抗衡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避免采取有可能破坏其现代化进程所依赖的体系的行动。

▲9月23日，中方在联大期间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对当今中国战略姿态最恰当的描述就是选择性参与，以及审慎克制。即便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也避免了历史上困扰新兴大国的过度扩张。它应对乌克兰、加沙和新冠疫情等危机的方式便体现了这种模式：喜欢提出原则或表态支持，但不愿使用强制手段或有约束力的联盟。这种克制不仅仅是自身能力有限，尽管它确实是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旨在保持灵活性，避免与美国过早对抗，确保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

与此同时，中国正谨慎扩大自身选择范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的推动，中国既为自己被排除在自由秩序之外做准备，同时又希望继续从中受益。军事方面，中国增强了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维护利益的能力，但采用的是非军事化形式的手段。这表明它的行为是有节制的，而非直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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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姿态，即使从中国在某些国际咽喉要害问题上的行为看，也说明其大战略有成功也有局限性。它表明中国意识到过度扩张的风险，意识到有必要管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它在依赖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又怀疑西方主导的秩序。对决策者而言，教训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模糊并非短期的，它是一种战略手法，使中国能够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理解这一辩证关系，对预测中国下一步行动进而以平衡方式应对至关重要。

政策启示

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这个辩证框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的战略模糊并非暂时的。即便其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也不太可能放弃谨慎。正如中国学者所探讨的，过度扩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风险。模糊性使中国能够有选择地扩大影响力，避免代价高昂的对抗，以免阻碍其现代化进程。认为现代化必然转化为肆无忌惮的扩张，是对其背后逻辑的误读。

▲印度尼西亚普哇加达的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雅万高铁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是中印尼两国的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其次，模糊性本身可能成为稳定机制。通过避免在危机中做出明确承诺，中国降低了与美国过早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其在乌克兰和加沙的审慎克制，不仅反映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体现了它的灵活性偏好。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施压让中国“选边站”，可能会低估模糊性在管理中国崛起面临的矛盾时的作用。

第三，美国不应将中国的克制误解为被动。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南方的投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以及有计划的军事发展，来积极塑造国际环境。这些举措旨在规避被自由秩序排斥的风险，且无需直接挑战现有秩序。政策制定者应预料到中国将继续采取双重战略，即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支持现有机制，同时为自己被该机制边缘化准备替代方案。

最后，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二元性，采取一种不那么非黑即白的策略或许更有益。华盛顿可以通过管理而非试图解决中国带来的矛盾来适应这种变化。其目标不是强行整合上述复杂因素，例如将中国变成死心踏地的伙伴或者彻头彻尾的对手，而是预见到中国将继续在融入与对抗之间游走。美国的战略需要在这一灰色地带运作，其间模糊性不是个案，而是中国大战略的本质特征。尽管美国尚未发布正式对华战略，下结论可能为时尚早，但特朗普政府或许比拜登政府更倾向于朝这一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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