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 | 慢叙事与深思考：拉斯洛的文学启示录

在加速社会中，他通过“慢”来抵抗遗忘，促使读者重建感知与时间的维度。

原文 ：《在加速时代重建思考的节奏》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 陈广兴

图片 |网络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荣获此项殊荣。评奖词称，他“以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证明了艺术的力量”。这一表述不仅肯定了他作品的艺术成就，还揭示出其创作的精神指向——在崩塌与绝望之中，艺术依然能为人类保存思考与感知的可能性。拉斯洛的小说具有典型的“慢叙事”特征，那种刻意为之的缓慢与沉重，既是一种文体选择，又是一种思想姿态：在加速社会中，他通过“慢”来抵抗遗忘，让被时代洪流冲刷的历史细节与个体经验重新显现，促使读者重建感知与时间的维度。

“熔岩缓流”般的语言涌动出命运暗河

拉斯洛小说以长句结构著称，拒绝传统标点与章节，以嵌套从句模拟意识流动。他将写作视为一种私人行为，小说情节简单，依赖节奏、速度和旋律来叙述。人物内心活动复杂多变，作家密集运用大段独白，使语言呈现出自我沉溺与哲思并存的特征。译者余泽民将拉斯洛小说特质概括为“如同熔岩缓流”，具有“黏稠、幽邃”的语言质感，这种密度让阅读成为一次近乎窒息的体验，也迫使读者在艰难的阅读过程中参与思考与批判。

拉斯洛小说采用的是音乐创作的节奏机制，呈现出一种沉重的“慢”。小说中重要的不是现实主义情节，而是隐喻性的人与世界的整体状态。《撒旦探戈》（1985）的书名源自酒馆中村民跳探戈的场景，乡村故事本身单薄，叙述笔触却稠密而精巧，书写出周而复始、无法逃脱的命运感。开篇塑造了雨水、积水、屋檐滴水等“水”的意象：雨天晦暗、混沌的景象、泥泞和氛围，打破线性叙事中的希望结构，只剩回环往复的永恒泥沼，以此表征人的存在性不安。小说结尾，医生用木板将窗子封死，在一片黑暗中成为世界的“局外人”。这一意象显然带有作家的自我投射，其内在精神与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揭示的“荒诞”相互呼应。通过激活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层面，小说让读者获得具身沉浸体验，形成哲学式思考，从而唤起对困境的思索与潜在的行动力量。

多棱时空碎片折射出的现代精神困境

拉斯洛擅长通过具体场景将绝望具象化，借助人物的“等待”与“盲从”展现出人类在混乱中的被动与麻木。这种绝望并非骤然而生，而是在细节中层层渗透。

《反抗的忧郁》（1989）以多人物视角的碎片化叙事，讲述一个小镇因“鲸鱼马戏团”的到来而引发的社会骚乱。惊惶的居民试图重建秩序，但所有努力都是徒劳，“忧郁”最终取代了“反抗”，成为一种更深层的宿命体验。在这部小说中，小镇的时间与空间被紧密封闭，弥漫着停滞与倦怠：人们既无法逃离，又无法迎向未来，只能在悬浮的当下继续生存。而那些拒绝麻木、坚持清醒的人正是在忧郁中展现出人性的微光。

拉斯洛小说中的时空碎片，还体现在叙述视角的多重转换与叙事跳跃中。《仁慈的关系》（1986）由八个短篇构成，采用不断更换叙述者的方式，使讲述的权力与真相处于持续动荡之中。在《甩掉埃勒·博格达诺维奇》中，“我”借助他人的目光审视自身与同伴的存在，从而意识到命运的荒诞；《理发师的手》讲述一个被私欲支配的杀人者在逃亡途中成为新的牺牲品；《茹兹的陷阱》中的小标题为“A→B”“B→C”“C→D”，追踪者与被追踪者的命运交错；《荷曼，猎场看守》和《手艺的终结》以两个版本叙述同一事件——第一个版本中，本应将有害动物数量降到最低的看守荷曼，无法战胜对这些动物的怜悯，陷入混乱而走向自我崩溃；第二个版本中的荷曼，却因反常行为成为他人讲述中的恐怖象征。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拉斯洛对“人”的复杂理解，也暴露了叙事本身的悖论：世界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取决于讲述的角度与方式。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2016）对人类生存之残酷本质的揭示是通过寓言性的人物塑造来实现的。家园的消失意味着精神的沦落，个人记忆与现实秩序之间的裂隙由此暴露。市长、警长、图书馆馆长、摩托帮首领、旅行社职员、邮递员与孤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拼合出一幅冷峻的社会生活图景。小说采用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描绘这些“赤裸生命”的生存状态，在流散的叙写中重新界定“家乡”“身份”与“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借由这一结构探讨难民危机、吉卜赛人处境与媒体伦理等当代问题，从而构建出一部兼具现实批判与象征深度的社会悲剧。

“当代卡夫卡”的跨媒介史诗

拉斯洛将卡夫卡视为精神偶像，并直言自己与其笔下的土地测量员K存在深切共鸣。卡夫卡的K迷失于个体精神的封闭城堡，拉斯洛笔下的人物则是“大写的K”——以人类集体面貌呈现历史转型中的徘徊与幻灭。

拉斯洛小说的史诗气质在与导演贝拉·塔尔的跨媒介合作中被进一步强化。1994年，由拉斯洛编剧、塔尔执导的电影《撒旦探戈》上映，以影像语言延展了小说的史诗性。影片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卡利加里奖”和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黄金时代奖”，并被桑塔格盛赞为“过去十五年来最经典、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影片以标志性的长镜头美学呼应小说的长句结构，当人物展开哲学对话时，镜头往往被拉长至十分钟，与小说中“不分行的段落”形成互文关系，共同营造出“时间的黏稠感”。1997至2000年间，两人再次合作，将《反抗的忧郁》改编为电影《鲸鱼马戏团》。影片虽恢复至145分钟的常规时长，但仍延续长镜头美学，全片仅有39个节奏缓慢的镜头，在影像节奏与情绪密度上再现了拉斯洛“慢叙事”的特质。

从小说到电影，拉斯洛的创作始终以启示录的姿态直面人类世困境。无论是小说中“大写的K”所承载的集体迷茫，还是影像中长镜头与长句共同构建的时间感，都在揭示现代性危机的同时守护着艺术对人类精神的见证功能。对拉斯洛而言，写作从不是提供答案的手段，而是保留人类组织语言、描述混乱与见证存在的能力。艺术让人们得以与苦难保持距离，在绝望与希望的永恒徘徊之间，维系对人性与存在的思考。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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