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街边卖糖葫芦的老张刚放下扁担,广播里就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手里的铜喇叭差点掉地上,全城的人都往南京路上挤,有人点鞭炮,有人把家里的红布扯成条,往蒋介石画像上贴,我爷爷那辈人总讲,那时候连卖糖人的都举着纸旗,上面写“蒋委员长万岁”,满大街都是人喊“胜利”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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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1949年春天,南京路上还是那条路,黄包车夫老刘拉着解放军进城,路边茶馆里有人喊,这回总算不用存那破钞票了,街角钱庄的玻璃窗上贴着告示,一百万法币才换一元人民币,老刘心里犯嘀咕,这不就是四年前大伙儿抢着献给政府的胜利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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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变化真快,仗刚打完,上海滩的黄包车行都挂上了蒋委员长的照片,有个拉车的王二麻子记得,四六年路过中央银行,看见里头职员抱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往外搬,跟发救济粮一样,后来才知道那是接收日伪的资产,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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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王二麻子拉客去西郊农场,看见田里稻穗干得跟枯草一样,农民老李攥着地契找他,说现在租税比日本人那会儿还狠,收成全填进税窟窿里了,城里更没法说,卖煎饼的大娘攒了半辈子的钱,连半袋米都买不起,有天她蹲在巷口叹气,听见隔壁杂货铺老板小声说,这政府打仗在行,过日子真是一点门道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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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历史书里提过一件事,1947年冬天,北平有个中学生在日记里画了幅漫画,蒋委员长站在断墙边,旁边散着写有“和平”“民主”的传单,墙根底下堆着老百姓的破棉被,后来这本日记被人抄来抄去,纸边都磨得卷了。
最讽刺的是军队,一九四八年开春,有个逃兵躲进我家杂货店避雨,他说自己在东北当兵,连条完整的皮带都弄不到,结果长官下令抢老百姓的皮带扣,说是要修枪械,我大伯急得直拍大腿,这打的是什么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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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上的小贩都成了活历史,卖报的陈老板记得,一九四九年元旦那天,《中央日报》头版还印着“戡乱必胜”,可第二天摊子上就堆满了《人民日报》,有个老主顾问他,你们怎么换老板这么快,陈老板指着远处的解放军坦克,闷头说,看见那个了吗,这才是真刀真枪。
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就像一场戏,开头热闹得很,后来人慢慢走光了,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四八年冬天,隔壁裁缝铺不裁衣了,改卖金条,老板娘说存钱不如存金子,可她儿子在机关里当个小职员,一个月工资连半根火柴都买不起,这不就是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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