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伦纲常极为森严的古代社会里,“公公夺儿媳”这样的丑闻,一旦传出,往往足以让一个家族颜面扫地。然而,尽管背负着巨大的道德压力,这类事件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屡次发生,并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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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宣公与宣姜
春秋早期的齐国,诸侯林立、国势强盛。齐僖公的长女宣姜,美貌出众、才智不凡,是齐国贵族女子中的翘楚。按照齐僖公的打算,女儿的婚事必须匹配齐国的身份与威望。于是,他选择了卫国太子伋作为驸马。齐卫两国交好,婚约一定,世人皆以为这桩联姻可成两国之美谈。
然而,命运就在此时开了一个极为荒唐的玩笑。
卫宣公在得知儿子的未婚妻宣姜“姿容绝世”后,心中生出邪念。他在淇水之滨修筑了一座华丽的新台,名为“新台宫”,声称要迎娶儿媳以巩固邦交。太子伋被派往他国出使,而宣姜在父命之下,被送往卫国。谁也未料,这一去,她迎接的并不是太子,而是他的父亲。
那一天,宣姜的车驾缓缓驶入新台,鼓乐齐鸣。她或许还以为那是未婚夫的排场,却发现迎接她的人竟是卫宣公。那一刻,她的命运被改写——既已“上错花轿”,又岂能回头?宣姜被迫嫁给了公公,从此成为卫国宫中的一位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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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僖公闻之震怒,却又顾虑两国邦交。若为女儿之事兴兵问罪,恐酿成更大冲突,只得压下怒火。于是,这段“乱伦之婚”,在沉默中被认可。
卫宣公与宣姜的结合,生下了两子——公子寿与公子朔。表面上宫中太平,实则暗流汹涌。宣姜终究是被逼无奈,她的处境微妙而危险。她的存在,不仅是卫宣公的宠妃,更是太子伋的未婚妻,这一层关系令朝臣与百姓皆心生不安。
太子伋归国后,见父亲夺妻,只得隐忍不发。但卫国上下已因此失序。卫宣公年老昏庸,对权力的掌控力渐弱。太子伋之党与宣姜之子公子朔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公子朔继位,是为卫惠公;而太子伋却含冤而死。
卫惠公即位后,形势依然不稳。齐国看似友邦,却始终不信任卫国。齐襄公为稳固盟约,竟又提出让宣姜“改嫁”——嫁给卫宣公的另一子公子顽,以维系两国之情。这就是史书所载的“兄终弟及”,而宣姜,也成了“父子三人共一妻”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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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她的人生陷入无尽的羞辱与悲哀。《诗经·新台》《二子乘舟》《君子偕老》等篇章,皆以隐晦的笔调讽刺这段乱伦之事。《列女传》更直言“五世不宁,乱由姜起”,把所有祸端归咎于她。可在那个由男人书写的时代,她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
三、唐玄宗和杨玉环
时光流转千年,到了唐代,一个更奢华、更盛大的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唐玄宗李隆基雄才大略,开创了“开元盛世”;可正是在功业巅峰之际,他也走上了卫宣公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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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环,本为寿王李瑁之妻。她出生于蜀地书香门第,聪慧婉约、通晓音律。唐玄宗初见她时,已年过六旬,后宫佳丽三千,却再无让他心动之人。武惠妃去世后,他陷入孤寂。此时,有人进言道:“寿王妃杨氏,姿质天成,可娱圣心。”
唐玄宗命人让杨玉环削发为女道士,改名“太真”,随后再迎入宫,册为贵妃。那一年,她不过二十余岁。自此,太真与明皇的爱情,在长安的华灯与笙歌中绽放。
他们一道改编乐舞《霓裳羽衣曲》,昼夜听琵琶,饮酒赋诗。杨贵妃的笑靥,成了唐玄宗暮年的寄托;唐玄宗的宠爱,也成了她命运的枷锁。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唐玄宗仓皇西逃,随行的妃嫔、宫人寥寥。行至马嵬坡,士兵哗变,将矛头指向杨氏家族,认为“国亡皆因贵妃”。在众怒之下,唐玄宗只能含泪赐死杨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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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风沙漫天,贵妃自缢于梨花树下。唐玄宗掩面而泣,身边无人敢言。多年后,他再回长安,命乐工重奏《霓裳羽衣曲》,听到一半泣不成声。
白居易后来以《长恨歌》写下这一幕——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杨贵妃死后,爱情化作了传说;而唐玄宗,也在晚年沉湎回忆,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英明。
两种结局
同样是“公公夺儿媳”,卫宣公的故事,被后人记为“礼崩乐坏”的象征,是乱伦与政治混乱的标本;而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却因文学的渲染,成了千古绝唱。这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是时代的眼光在起作用。春秋重礼,唐朝重情。卫宣公的时代,爱情无足轻重,政治与家国才是天道。而到了唐代,个体情感已经有了表达的空间。唐玄宗虽然犯了伦理之错,却被后人理解为“情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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