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和我AA制42年，他临终前看我把800万存款转给我弟，却笑了

陈建国临走前，看到我把一辈子攒下的800万，一分不剩地转给了我弟，他笑了。

那是我跟他AA制过了四十二年，第一次看不懂他的表情。

这四十二年，我们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合租在一套叫做“家”的房子里。每一笔电费，每一袋米，甚至过年时阳台上挂的两块腊肉，都用一本账本记得清清楚楚。我一半，他一半。

我以为他这一辈子，心里只有那本账，只有那些分得清清楚楚的数字。我以为他看到我把这辈子唯一的“私产”转走，会愤怒，会不甘。可他没有，他只是看着我，费力地扯动嘴角，笑了。

那个笑，像一把钥匙，在我心里“咔哒”一声，打开了我们婚姻里那把生了锈的锁。

故事，要从四十二年前，我第一次踏进这个家门说起。

第1章 两本账簿

一九八零年的秋天，我，林秀兰，嫁给了纺织厂的技术员陈建国。

媒人说，建国是个顶老实本分的人，不抽烟不喝酒，工资在厂里数一数二，是个过日子的好材料。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干净利落，人很清瘦，话不多，看人的眼神很专注。我当时想，话少点好，踏实。

新婚第三天，晚饭后，建国从房间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放在我们新婚的饭桌上。桌上还留着晚饭的余温，他却一脸严肃，像是要开一个重要的生产会议。

“秀兰，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我点点头，心里还有着新嫁娘的羞涩和期待，以为他要说什么情话，或者规划我们未来的小日子。

他却把笔记本推到我面前，翻开了第一页，用尺子比着，画了一条笔直的竖线，把页面分成了左右两半。左边写上“建国”，右边写上“秀兰”。

“从今天起，咱们家里的开销，一人一半。”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一丝玩笑的成分，“我的工资是五十二块五，你的是三十八块。每个月，咱们各拿出三十块钱作为家庭公共开销，剩下的自己存着。买米买面，水电煤气，都从这六十块里出。要是有大件要添，比如以后买个收音机，或者做个柜子，也按这个规矩，一人一半。”

我的心，像是被秋风猛地灌了一下，凉飕飕的。我看着他那张过分认真的脸，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结婚过日子，不都是男人养家，或者夫妻俩的钱放在一块儿花吗？我娘家那边，我爸的工资一到手就全交给我妈，我妈给留几毛钱零花。怎么到了我这里，就成了……一人一半？

“建国，你这是……”我有点结巴，“这是什么意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正因为是一家人，才要算清楚。”他把笔递给我，语气不容置疑，“秀兰，我见过太多人家因为钱闹得鸡飞狗跳，兄弟反目，夫妻成仇。钱这个东西，最伤感情。咱们把账算清楚了，将来就不会为这个吵架。你的钱还是你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谁也不占谁的便宜，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这样过日子，才轻松，才长久。”

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可我心里就是堵得慌。那感觉，就像是满心欢喜地准备拥抱一个人，却被对方伸出的两只手，冷冰冰地推开了一段距离。

见我没说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你做的饭，操持的家务，这些都是没法用钱算的。我心里有数。只是在钱上，咱们清爽一点，对大家都好。”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新婚燕尔，总不能为这点事就闹起来。我拿起笔，在那本崭新的笔记本上，默默写下了我的名字。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有了两本账簿。一本是他放在明面上的家庭开销账，另一本，是我藏在心里的情感账。

很快，我就领教了陈建国这种“清爽”的威力。

结婚第一个月，我来了月事，肚子疼得厉害，想喝点红糖水。家里的红糖恰好没了。我让他下班时顺路带一包回来。他答应了。晚上，他把一包红糖放在桌上，同时放下的，还有一毛两分钱。

“红糖两毛四，你的一半，一毛二。”他言简意赅。

我看着那几枚硬币，愣住了。一股说不清是委屈还是荒唐的情绪涌上心头。我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舒服，喝红糖水是为了这个家将来能有孩子，这……这也要算我的一半？

我没拿那钱，也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去厨房冲了红糖水。那天晚上，我背对着他，一夜没睡。

后来，家里添置第一件“大件”——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百六十块钱，在当时是天价。我想着能给家里人做做衣服，也能接点零活补贴家用。他同意买，条件是，一人一半，八十块。

我当时手头的积蓄不够，还差二十多块。我咬着牙，没向他开口，而是回娘家跟我妈借了三十块钱，这才凑齐了我的那一半。当那台崭新的缝纫机被抬进家门时，我没有一丝喜悦，只觉得那锃亮的机头，像一个冷冰冰的砝码，精确地称量着我们之间泾渭分明的关系。

日子就这样，在“你的一半”和“我的一半”中，一天天过去。

我怀孕了，孕吐得厉害。他会默默地去厨房，给我煮一碗白粥，但买来的酸梅，他会把账记上。我生儿子小舟那天，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他守在产房外，支付了所有的住院费和手术费。我出院那天，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各项费用，最后除以二，得出了一个数字。

“秀兰，这是你该出的部分。你刚生完孩子，钱先欠着，等你上班了，慢慢还我。”他把纸条塞给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抱着襁褓中的儿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婚姻，就像这张纸，上面写满了数字，却找不到一丝温度。

儿子小舟的奶粉，一半一半。小舟的学费，一半一半。甚至过年给双方父母的红包，我们都是各给各的，谁也不干涉谁。

我渐渐地习惯了，或者说，是麻木了。我不再争辩，不再委屈。我成了一个精明的会计，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Tiao。我的工资涨了，我开始做兼职，给人做衣服，帮人代账。我拼命地存钱，那些存在银行里的数字，成了我唯一的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家里，除了我自己，我谁也靠不上。陈建国，我的丈夫，只是一个和我分摊房租水电的“室友”。

第2章 墙上的裂缝

儿子陈舟是我们这个AA制家庭里，唯一的“公共财产”。

但在小舟的成长过程中，我和建国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因为他，时而会显现出几道裂缝。

小舟五岁那年，发高烧，半夜里烧得说胡话，我和建国急急忙忙抱着他往医院跑。挂号、看诊、打针，折腾到天快亮，孩子才算安稳下来。我抱着小舟，一夜没合眼，又累又怕，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建国跑前跑后，办完了所有手续。他走过来，把一瓶温热的牛奶递给我，说：“你喝点，垫垫肚子。”

我接过牛奶，心里难得地涌起一股暖流。或许，在孩子的事情上，他还是有感情的。

可第二天，他把一张小纸条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上面写着：医药费合计28.6元，挂号费0.5元，两人来回车费0.4元，共计29.5元。你应付14.75元。

那瓶牛奶，他没算钱。

我看着那张纸条，刚升起的一点暖意，瞬间被浇得冰冷。我忽然觉得很可笑，我们俩，像两个合伙做生意的伙伴，孩子就是我们共同投资的项目，每一笔投入都要计算得清清楚楚。

小舟上小学时，学校组织春游，需要交十块钱。那天早上，我把钱给了小舟。晚上建国回来，小舟兴高采烈地跟他说了春游的事。建国听完，点点头，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五块钱，递给我。

“小舟的春游费，我的一半。”

我没接，只是淡淡地说：“不用了，这次的我来出吧。”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拒绝。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他没再坚持，默默地把钱收了回去。

从那以后，关于小舟的一些小额开销，我开始主动“全包”。有时是买一本课外书，有时是买一个新书包。我不想再看到他递过来的那几块钱，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斤斤计较的市侩女人，也让孩子过早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家的“与众不同”。

建国似乎也默许了这种不成文的改变。但他会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比如，他会默默地把小舟的书桌修好，会买回来最新的《儿童文学》放在小舟的枕边，这些，他从不记账。

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博弈，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家庭开支的“动态平衡”。

小舟渐渐长大了，也隐约感觉到了父母之间的奇怪模式。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带他去百货公司，给他买了一双他心心念念了很久的“回力”球鞋。小舟高兴坏了。

回到家，他把新鞋子拿给建国看。建国拿起来，看了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他习惯性地转身，似乎想去拿钱包。

小舟却突然开口了：“爸，这鞋是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你别给妈钱了，行吗？”

孩子的童言无忌，像一根针，刺破了我们之间那层脆弱的窗户纸。

建国的动作僵住了。他看着小舟，又看看我，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几分尴尬和无措。我别过头，假装整理东西，眼眶却有点发热。

那天晚上，建国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算账。他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看到他抽了半包烟，这是他极少有的行为。烟头的红光在夜色里一明一暗，像他那颗我永远也看不透的心。

随着小舟长大，考上大学，我们这个家的“公共项目”也算基本完成了。小舟很懂事，大学期间就自己打工挣生活费，很少向家里要钱。我和建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又恢复到了只有水电煤气的状态。

我们的关系，也像一潭死水，再没有一丝波澜。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各自为政。我不知道他存了多少钱，他也不知道我的积蓄。我们从不过问对方的社交，也从不分享工作中的喜怒哀乐。

我弟弟林秀峰结婚时，我包了一个大红包。建国知道了，什么也没说。他姐姐嫁女儿，他也封了一个厚礼，同样没有告诉我数额。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婚姻的轨道上，并肩前行，却永不相交。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贪便宜，买了一个功率很大的电暖器。结果那个月的电费暴涨，账单下来，比平时多了整整一百多块。

建国拿着电费单，看了很久。我心里有点发虚，准备好了他会怎么跟我“清算”这笔账。

“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他还是问了。

“我……我买了个电暖器，可能有点费电。”我小声说。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到了月底分摊费用的时候，他拿出账本，在电费那一栏写下总额，然后，他只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下了和平时差不多的数字。多出来的那一百多，他默默地算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我看着账本，心里五味杂陈。这是四十二年来，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破坏了“规矩”。

我问他：“为什么？”

他头也不抬地收拾着东西，淡淡地说：“你畏寒，多用点电是应该的。”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那堵坚硬的墙，似乎并非无坚不摧。它上面，布满了细小的、不为人知的裂缝。只是几十年来，我们谁都没有勇气，或者说，谁都懒得去捅破它。

第3章 最后的稻草

日子就像那本流水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平淡无奇，直到我接到弟弟林秀峰的电话。

电话那头，秀峰的声音嘶哑，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他说，他唯一的儿子，我的亲侄子洋洋，被查出了急性白血病。医生说，病很凶险，唯一的希望是去美国做CART细胞疗法，但费用是天价，前期治疗就需要几百万。

“姐，我们把房子卖了，车也卖了，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差一大截……我知道我不该跟你开口，可我实在没办法了……洋洋才二十二岁，他才刚大学毕业啊……”

秀峰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握着电话，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洋洋是我看着长大的，聪明懂事，是我们林家的骄傲。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会因为钱而走向终点。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一夜未眠。

我打开手机银行，看着那一长串数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这些年，我省吃俭用，除了正常开销，几乎把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我没有别的爱好，不买新衣服，不去旅游，不去社交。这笔钱，是我一点一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我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唯一的依靠和底气。

整整八百万。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我该不该动这笔钱？理智告诉我，这是我的养老钱，是我和建国划清界限的资本。可情感上，那是我的亲侄子，是我弟弟唯一的希望。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决定跟建国谈谈。这不是要他出钱，我们之间没有这个规矩。我只是想……或许是想寻求一点精神上的支持，或者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毕竟，我们还是法律上的夫妻。

我把洋洋的事跟他说了。他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惊讶，也没有同情。

“需要多少钱？”他问。

“很多，可能要几百万。”我的声音很低。

他“嗯”了一声，然后陷入了沉默。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终于忍不住，试探着说：“建国，我……我这些年存了些钱。我想……我想帮帮我弟。”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无波。“那是你的钱，你自己决定。”

又是这句话。

“你的钱还是你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

四十二年了，他永远都是这句话。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可笑的期望，瞬间被击得粉碎。我不是要你出钱，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句“应该的”，或者“孩子要紧”，甚至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可他没有。他的冷静，他的置身事外，像一把锋利的刀，割断了我心里最后一根脆弱的弦。

我明白了，在这个男人心里，我娘家的事，永远都只是我的事，与他无关。就像这四十二年来，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只与我有关一样。

一股巨大的悲凉和愤怒涌上心头。我为自己这大半辈子的隐忍和顺从感到不值。我遵守了他制定的规则，像个苦行僧一样过了四十二年，到头来，在他眼里，我依然只是一个外人。

好，陈建国，既然你这么分明，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钱，我到底能怎么做主。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它像一棵疯狂生长的藤蔓，迅速占领了我所有的思绪。这不仅仅是为了救洋洋，这也是我对我这四十二年婚姻的一次无声的反抗。

就在我下定决心的第二天，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

陈建国在厂里进行设备检修时，从高处摔了下来，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第4章 病床边的转账

建国被诊断为严重的颅内出血，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术后情况一直不好，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底子也不如从前，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儿子陈舟从外地赶了回来，日夜守在医院。

建国的住院费、手术费、护理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我没有丝毫犹豫，取出了我的一部分存款，垫付了所有的费用。小舟要跟我平摊，我拒绝了。

“妈，爸不是一直跟您……”小舟欲言又止。

“他现在是病人。”我打断了他，“我是他妻子，照顾他是应该的。”

小舟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在医院里，我每天给建国擦身、喂流食、处理大小便。这些最琐碎、最贴身的照料，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我们一直相敬如“冰”，保持着客气的距离。而现在，在这张病床前，所有的界限都被打破了。

我看着他苍白的脸，花白的头发，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窝，心里忽然没有了怨恨。我们争执了一辈子，计算了一辈子，到头来，躺在这里，不过是一个需要人照顾的、脆弱的老人。

然而，现实的压力并不会因为他的倒下而消失。

弟弟秀峰的电话又来了，美国那边的医院已经发来了接收函，治疗时间不能再拖了。他那边筹到的钱，加上卖房的钱，还是有巨大的缺口。

“姐……我知道你这边也难……姐夫他……”秀峰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你别管我这边，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挂了电话，手心全是汗。

我坐在建国的病床边，看着他安静的睡颜，内心天人交战。

一边是命悬一线的侄子，一边是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丈夫。建国的后续治疗还需要钱，如果我把钱都给了弟弟，万一建国这边……

可洋洋等不了。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白天在医院照顾建国，晚上就坐在沙发上发呆。账本上那些冰冷的数字，此刻却成了能救命的稻草。

最终，我做出了决定。

我给儿子小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决定。小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妈，那是您的钱，您自己决定。爸这边，有我呢。”

儿子的理解，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透过医院的窗户，洒在建国苍白的脸上。我坐在他的病床边，拿出手机，打开了银行APP。

我看着那个“8,000,000”的数字，深吸了一口气。这不仅仅是钱，这是我四十二年的青春，是我所有的委屈和不甘，是我在一个没有温度的家里，为自己垒起的唯一一座堡垒。

现在，我要亲手把它推倒。

我点开了转账页面，输入了弟弟的账号，然后，在金额那一栏，我毫不犹豫地输入了“8000000”。

就在我准备输入密码，按下确认键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道视线。

我猛地一抬头，正对上陈建国的眼睛。

他醒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异常清亮。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机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他一定看见了。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手指僵在屏幕上。

完了。

他都看见了。在他病重的时候，在他最需要钱的时候，我，他的妻子，正准备把他“抛弃”，把我们家（或者说，是我自己）的救命钱，转给我的娘家人。

按照他一辈子的行事逻辑，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在他背后捅刀子、吃里扒外、无情无义的女人？他会不会气得……病情加重？

我慌乱地想要收起手机，想要解释，可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病房里静得只能听到仪器“滴滴”的声响，和我们两个人微弱的呼吸声。

我以为我会看到愤怒、失望、鄙夷，或者任何一种负面的情绪。

可是，我没有。

陈建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在他那张因为病痛而消瘦的脸上，嘴角，竟然慢慢地、费力地，向上扬起了一个弧度。

他笑了。

那是一个很轻、很淡的笑，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脑海里炸开。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笑？

他不是应该愤怒吗？不是应该质问我吗？这不符合他的“规矩”，不符合他这四十二年来的一切！

我怔怔地看着他，忘记了手上的动作。

他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那是一个肯定的、鼓励的动作。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堤了。

我不再犹豫，低下头，手指颤抖着，输入了支付密码，按下了“确认转账”。

手机屏幕上跳出了“转账成功”的提示。

八百万，我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消失了。

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陈建国。他脸上的笑容还在，眼神里，多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欣慰？

是的，是欣慰。

他朝我伸出手，我连忙握住。他的手冰冷而干枯，却用力地回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忽然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第5章 一把旧钥匙

建国的身体在那次清醒之后，急转直下。他再也没能说出完整的话，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

我把钱转给弟弟后，心里反而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建国当时醒了，以及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那是属于我们两个人之间，最后的秘密。

弟弟那边很快收到了钱，立刻带着洋洋飞往了美国。他在电话里对我千恩万谢，说我是林家的大恩人。我只是淡淡地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说出这句话时，我想起了建国。原来，“一家人”这三个字，可以如此沉重，也可以如此温暖。

一周后，建国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离开的。儿子小舟和我守在他的身边，送了他最后一程。

处理后事的时候，小舟给了我一把钥匙。

“妈，这是爸前两天清醒的时候，从他贴身的口袋里拿出来，费了好大劲塞给我的。他指了指你，又指了指咱家卧室那个老柜子。我猜，是留给你的。”

那是一把很旧的铜钥匙，已经被摩挲得十分光滑。我认得它，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那个大衣柜最下面一层抽屉的钥匙。那个抽屉，从我嫁过来第一天起，就是锁着的。我问过建国里面是什么，他说是一些不重要的旧东西。几十年来，我再也没问过，他也再没打开过。

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我独自坐在卧室里，看着那个陪伴了我们四十二年的老衣柜。衣柜是我们一起买的，一人一半的钱。它就像我们的婚姻，沉默、坚固，却又壁垒分明。

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那个尘封了四十二年的抽屉。

抽屉里没有我想象中的贵重物品，只有一个小小的、上了锁的铁皮盒子。盒子下面，压着一沓厚厚的信纸。

我拿起信纸，第一页上，是建国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

那是一封信，一封写给我，却从未寄出的信。

“秀兰，见字如面。”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有些话，我说不出口，只能写下来。请你原谅我这个懦弱的丈夫。”

“我知道，你嫁给我，受了一辈子的委屈。我们那本AA制的账本，像一把刀，把我们的夫妻情分，割得支离破碎。在你心里，我一定是个自私、冷漠、不近人情的男人吧。”

“其实，不是的。我之所以坚持这么做，是因为我怕。我怕钱。”

信里，建国讲述了一段我从未听过的往事。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曾经也是个精明能干的包工头，家里光景很好。但是，他父亲染上了，把家里的钱输得一干二净，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债主上门，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不堪受辱，投河自尽了。那一年，建国才十五岁。

“我亲眼看着我妈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看着我爸跪在地上打自己的耳光。从那天起，我就恨钱，也怕钱。我看到钱是怎么样把一个幸福的家毁掉的，是怎么样把人变成鬼的。我发誓，我这辈子，绝不能让我的家，重蹈覆辙。”

“遇见你的时候，我很喜欢你。你善良、能干、又温柔。我怕，我怕自己给不了你幸福，更怕因为钱，我们最后会像我父母那样，变成怨偶。所以，我才想出了那个愚蠢的办法——AA制。”

“我想，只要我们把钱分开，你就永远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你不用看我的脸色，不用依附于我。你的钱永远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万一我将来学坏了，或者家里出了什么变故，你和孩子，也能有条退路。我以为，这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我看着你为了凑钱买缝纫机回娘家借钱，看着你生完孩子后，我把账单递给你时你通红的眼眶，看着你为了省几块钱，冬天里冻得手脚冰凉……秀兰，我的心，比你更痛。可我不敢说，我怕一说出口，我坚守了一辈子的原则，就都塌了。”

“那个小抽屉，我一直锁着。里面，是我每个月偷偷从我的那份工资里，存下的一部分钱。我想，万一哪天，家里真的遇到过不去的坎，这笔钱，可以拿出来应急。可日子就这么不好不坏地过来了，这笔钱，也一直没用上。”

我的眼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信纸。原来，他不是不爱，他是用一种笨拙的、甚至有些残忍的方式，在爱我，在保护我。他用一生的疏离，给了我一张最坚实的盾牌。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个铁皮盒子。

里面没有一分钱。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一盒子的单据。

有我当年买红糖的发票，他记了账，却把发票留了下来。有我给小舟买“回力”球鞋的收据，他大概是偷偷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有我弟弟结婚时，我包的那个红包的红纸……还有一张张小纸条，上面记录着：

“今天秀兰做的红烧肉很好吃，多吃了一碗饭。”

“秀兰感冒了，给她买了药，希望她快点好。”

“今天小舟考了双百分，秀兰很高兴，她笑起来真好看。”

日期从我们结婚的第一年，一直到他住院前。

原来，在我那本记录着柴米油盐的情感账簿之外，他也有他的一本。我的账本里，写满了委屈和不解。而他的账本里，藏着我从未察觉的，深沉的爱意。

第6章 两本账簿的合并

建国的信，像一场迟到了四十二年的春雨，将我心中那些早已干涸龟裂的土地，彻底浸润。我坐在那里，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仿佛要把这大半辈子积攒的所有情绪，都一次性宣泄出来。

我终于明白了他临终前那个笑容的含义。

当我把那八百万转走的时候，在他看来，那不是背叛，而是他这一生“保护计划”的最终成功。他用一生的“不负责任”，把我逼成了一个拥有强大经济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女人。一个在他倒下后，依然有能力去拯救自己的亲人，有能力去应对任何风浪的女人。

他为我感到骄傲。他欣慰于他的“制度”，最终结出了他想要的果实。

那个笑容，是他对我最高的赞扬，也是最深的情话。

小舟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我坐在地上，对着一堆旧纸头发呆的样子。他吓了一跳，连忙扶我起来。

我把信和铁皮盒子里的东西，都给了小舟看。

小舟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眼圈也红了。“爸他……他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

是啊，他太苦了。他用一把叫“原则”的锁，锁住了自己所有的情感，也把我隔绝在外。他像一个孤独的守塔人，默默地守护着他认为对的东西，却从不解释，任由我误解了他一辈子。

我们都以为对方是自己生命里的那块冰，却不知道，在那层冰的下面，是同样汹涌滚烫的岩浆。只是，我们谁都没有勇气去凿开它。

几天后，我把家里那两本从结婚第一天就开始记录的账本，找了出来。一本是我的，一本是他的。两本账本，厚厚的，记录了我们四十二年的光阴。

我把它们并排放在桌子上。

我翻开他那本，每一笔支出都记得清清楚楚，精确到分。而在很多我以为他“斤斤计较”的地方，旁边都用铅笔，写着极小的字。

“红糖，0.24元。秀兰身子不舒服，下次多买点备着。”

“缝纫机，160元。她借钱了，心里肯定不舒服。下个月要想办法，把钱‘不经意’地还给她。”

“小舟住院费，28.6元。不能让她出钱，她身体还没恢复。先记着，以后从我的生活费里扣。”

原来，每一笔看似冷漠的清算背后，都藏着他笨拙的温柔。他不是不在乎，他只是用他那工程师般严谨的思维，在计算着爱。

我拿出胶水，把那两本账簿，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黏在了一起。左边是他的账，右边是我的账。它们终于，在四十二年后，合二为一。

这才是我们这个家，最完整的账本。

第7章 新的开始

建国走后的第二个月，弟弟秀峰从美国打来了视频电话。

视频那头，侄子洋洋的气色好了很多，虽然还戴着帽子，但精神状态不错。他说，第一期治疗非常成功，医生说后续的康复会很顺利。

“姐，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没了。”洋洋在视频里，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

我笑着说：“好孩子，快起来。等你好了，回来大伯母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挂了视频，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那八百万，换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换回了一个家庭的希望。我觉得，值了。

如果建国泉下有知，他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他一生怕钱毁了家，而我，最终用他“逼”我攒下的钱，守护了家。

我开始学着过一个人的生活。以前，家里总是安静得可怕，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反而觉得没那么孤单了。我会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和音乐。我会去楼下的公园，和那些老姐妹们一起聊聊天，跳跳广场舞。

我把我那些年做兼职会计的本事又捡了起来，在社区里给一些小商户做做账，不为挣钱，只为找点事做。大家都很喜欢我，说我账目做得清楚，人又和善。

有一天，我在整理建国的遗物时，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银行卡。我拿着他的身份证去银行查了一下，当柜员告诉我里面的余额时，我愣住了。

卡里，不多不少，正好八百万。

原来，他也有他的“小金库”。这个一辈子跟我算计到分的男人，也给自己攒下了一份和我一模一样的“私产”。

我拿着那张卡，坐在银行的休息区，很久很久。

我没有动那笔钱。我知道，那是建国留给我，或者说，是留给我们这个家的“应急资金”。就像他信里说的那样，是为了应对那个“万一”。

现在，我用我的“万一”，救了我的娘家。而他留下的这个“万一”，成了我下半生最坚实的保障。

我们以AA制开始，却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合体”。

一年后，洋洋康复回国。

他来家里看我，给我带了许多美国的保健品。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阳光洒进来，屋子里暖洋洋的。

我给他讲了我和他大伯父的故事，讲了那两本账簿，讲了那个临终的微笑。洋洋听完，沉默了许久。

他说：“大伯母，大伯父他，一定很爱你。”

我笑了，眼角有些湿润。

是啊，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只是我们这份爱，被包裹在太厚的壳里，直到生命的尽头，才破壳而出，虽然晚了，但终究，让我看见了它完整的模样。

我的人生，上半场是和陈建国的一场漫长的、无声的博弈。而下半场，我将带着对这场博弈的理解，和我们共同积攒下的爱与财富，好好地，为自己活一次。

我把那两本黏在一起的账簿，放进了那个曾经上锁的抽屉里，和那封信、那些单据放在一起。我没有再锁上它。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家的账，已经算清了。

情也好，债也罢，四十二年，终究是化作了心底的一声长叹，和一抹永不褪色的，温暖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