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的一个清晨,广州军区作训楼的走廊里回荡着皮鞋和地板的撞击声。年轻的参谋谭善爱刚送完材料,正要下楼,电话铃骤然响起。值班员摘下话筒,只说了一句:“首长找你,马上到三号会议室。”那一刻,谭善爱甚至没来得及擦去额头的汗,就快步折返。这通意外的召见,成为他人生轨迹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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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内气氛凝重。香港防务交接方案讨论至要害处,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等人围桌而坐。见他进门,熊自仁指着桌边站定:“小谭,你来试一嗓子——‘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谭善爱胸腔一震,深吸一口气,声如洪钟。话音落地,桌前几位首长相视点头,这一声被当场拍板——中英防务交接中方指挥官,正是他。激动、忐忑、责任,如潮水一齐涌来,他敬礼领命,却没料到这任务与自己此后的人生选择紧紧纠缠。
谭善爱1964年生于洞庭湖畔,家境清贫。父亲在村里任支书,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常年奔波在田埂、集市之间。家里缺席的父爱,被一封封沾着泥土气息的感谢信填补。那份“为众人抱薪”的执念,在少年心底悄悄扎根。1981年高考失利后,他先在鱼塘里做技术员,再赶上征兵。别人觉得进部队是避风港,他却把它当课堂——白天操课,夜里读书。1985年考入桂林陆军学院,综合成绩列前茅;毕业分到广州军区机关,却被安排在警卫排。八年站岗,让他熟透“令行禁止”四字,也磨出一颗不慌不躁的心。
进入驻港筹备组后,他的工作强度陡增。文件往来、路线勘察、礼仪推演,一天写满二十多页记录是常态。有人打趣:“小谭,这回累够本了。”他笑答:“只怕用不上我,才叫累。”1996年底,交接日期敲定,他被拉到深圳盐田的训练场主持彩排。队列精度必须误差不超十厘米,口令节拍卡到零点零八秒。夜半收操,同事瘫坐地上,他却举起秒表反复校准。有人问何必较真,他把秒表递过去:“这是国门,差一点就不是原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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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23时58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礼堂灯光刺亮。英军中校交令完毕,短暂静默后,谭善爱握紧军刀,声音掷地:“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不到十秒,厅内媒体快门声连成瀑布。那一句“下岗”,让不少现场港人红了眼眶,也让谭善爱成了荧幕定格的“硬核指挥官”。
光环并未改变他的节奏。交接任务完成,谭善爱继续在驻港部队任职。2005年,年满四十一岁的他主动申请转业。许多人不解,正值上升期,为何离开军旅?他的解释朴素:“换个阵地,干的还是守护人心的活儿。”翌年,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的一纸任命落下,他从领衔大校的肩章换回两道民警警衔,开始新的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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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工作琐碎多变,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远非方阵对抗那般一锤定音。群众纠纷、夜间巡逻、紧急出警,他像当年站岗一样,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常有人问:“大校转民警,落差大不大?”他摆手:“岗位高低不区分守护价值。”一次,出租车乘客与司机为三元燃油附加费对峙,双方各自呼朋唤友,街口近百人摩拳擦掌。谭善爱赶到后,先一声断喝分开人群,再悄声对司机说:“信我,把车钥匙交给我。”几句安抚、一番调解,火气散了,众人各自散去。当天出警三十一次,最后一件事处理完,他才想起自己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即,深圳组建特保大队,市局点名调他任队长。擒敌、防爆、安检,他重新披挂上阵。最难忘的一幕发生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前夜,队员们短暂休整,他推门而入,只说一句:“临战姿态,灯留一盏,其余都关。”话语平淡,却没人敢怠慢。年轻民警事后感慨:“谭队只要站在那儿,就像旗杆竖在我们身后。”
转业十余年,他从不以往昔功绩自矜,也从不提那句曾震动会场的话。偶尔饭桌有人起哄:“当年的‘下岗上岗’,真解气!”他笑笑,换个话题:“现在岗位更多,干好现在的事,比什么都硬气。”在宝安社区的巷陌间,他仍穿梭得比谁都快,仍把笔记本塞得满满当当。国旗已在金紫荆广场飘扬二十余载,而他守护的,是另一端千家万户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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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英雄易被时光淡忘。可在城市的监控盲区、斑马线旁、夜色朦胧的天桥下,总能看到那抹挺拔的身影。无礼者被他的军姿震慑,求助者又能从他眼底读到温度。不同制服,同一底色;不同舞台,同一使命。这就是当年“你们可以下岗”的男儿,今日仍在值守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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