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湖南女子因何在中南海贴“打倒人民公社”标语？

核心提示：“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贴标语就是想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是反动的，我会被抓起来。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枪毙我也没有关系。”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一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匆匆来到中南海北门口，在门外围墙上一口气贴了6张标语，然后来到门口对警卫战士说：

“同志，你来看，这墙上是什么东西？”

警卫战士过去一看，围墙上贴着“打倒人民公社”等标语，大吃一惊，忙问道：

“谁贴的？”

“我贴的。我从湖南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贴这些标语。”女青年说着，又指指挎包，说：“这里面还有6张。”

警卫战士立即把她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刘桂阳。”“多大年纪？”“20岁。”“哪里人？”“湖南郴县。”“干什么工作？”“鲤鱼江电厂运煤工人。”“这些反动标语是谁写的？”“我写的！”“也是你贴的？”“是我贴的。”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门外张贴反动标语？”

“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贴标语就是想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

“难道你不知道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污蔑‘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编者注)是犯罪吗？”

“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是反动的，我会被抓起来。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枪毙我也没有关系。”

经审查，北京政法部门认定刘桂阳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准备将她押解回湖南郴县，由当地法院处理。

刘桂阳

刘桂阳是郴县发电厂工人，共青团员。1960年6月，她接到弟弟写来的一封家信，说农村生活很困难，父母天天挨饿，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患了浮肿病。她立即赶回老家，发现不只是自己家里苦，乡亲们全都一样，吃的是树皮野菜，不少人因饥饿得了严重的浮肿病。

她十分气愤，觉得这都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恶果。她认为，家乡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基层干部又不如实反映情况，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道农村出现的问题。如果能上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贴上几条标语，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能知道农村的情况了。可那样做又很危险，搞不好还要掉脑袋。

但看到父老乡亲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刘桂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想，只要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下情，一定会马上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父母亲就不会再挨饿，乡亲们的浮肿病也都会好起来，自己就算被枪毙也是值得的。

于是，她一连写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临走时，还给丈夫留了一张纸条：“我二十四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献出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不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知道了此事。他指示有关同志，不忙判刘桂阳的罪，应该先对她反映的情况认真调查一下，看是否属实，然后再作处理。但郴县人民法院没有照办，还是判了刘桂阳5年徒刑。少奇同志知道后很生气，对这种不作调查就草率下结论的工作作风很不满意，立即责成湖南省政法机关进行复查。

1961年1月10日，少奇同志接到湖南省公安厅呈送的处理报告。上面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基本属实。但她把“农村人民生活苦死了”归咎于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以至于提出要“打倒”、“铲除”人民公社，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她张贴标语的目的是想让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她本人一贯表现良好，故此案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划为现行反革命，不能判刑。报告还说，省公安厅认为可以由原判单位撤销判决，本人予以释放，并与其原工作单位协商，保留公职，不开除，不歧视，但要进行耐心教育，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少奇同志阅读报告后在上面批示道：“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在认识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少奇同志认为这个案子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刘桂阳敢于说真话，上北京来反映农村情况，这正是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国家的热爱，对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态度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至于刘桂阳认识和处理问题方法上的错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果然，在撤销原判，恢复工作，特别是省委书记张平化找刘桂阳谈话后，刘桂阳十分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还高兴地向张平化谈了她家乡在整风整社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情况。

少奇同志后来到湖南视察，再次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谈起这个案件，说：“当时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么？我想，无非是说她写了反动标语嘛。可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相信中央，跑到北京反映情况，这能说她有反革命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