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装满50箱大洋的飞机坠毁，当地人拿麻袋抢，却付出惨痛代价

1949年5月25日清晨，湖南凤凰县电报局的值班员被一封“特急、最高机密”电报吓得睡意全无。电报来自长沙，措辞冷硬，只有寥寥数句——“银圆十万，空中失踪，务必追缴，刻不容缓”。一听“十万银圆”四个字，值班员心头一紧，脑中却浮现出前一天下午维新乡那声巨响。谁也没想到，一架坠毁的运输机，竟能掀起一场席卷湘西的风暴。

事情还得从24日下午说起。14时许，一架贴着浅灰迷彩的C-46运输机穿过云层，沿沅江上空一路北行。机上坐着两名美国飞行员、三名武装押运兵、一名财政部稽核员和他的夫人、儿子，机舱里码放着五十只标有“Central Reserve”字样的木箱，里头全是银光闪闪的袁大头，总数正好十万。航线原定广州—芷江—吉首，终点凤凰。国民党高层急着用这批真金白银笼络湘西土匪，给摇摇欲坠的局势续命。

飞机飞到凤凰上空时，螺旋桨刚掠过山顶的青松。突然，机舱内传来低沉枪声。最前排的押运兵举枪击倒了稽核员夫妇，回头冲同伙吼了一句：“干脆迫降，把钱搬了！”另一名兵慌乱中又开一枪，却没料到子弹穿透机壁，正中左侧发动机。高空中气压剧变，火焰与黑烟顷刻包裹螺旋桨。机体侧倾，飞行员拼命拉杆仍无济于事。14时27分，伴着尖啸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飞机坠进维新乡西北角的山坳，火球腾起三四十米高。

村民第一次听见那个动静，还以为日军轰炸又回来了。四散逃命后见并无炸弹落下，胆大者循烟味靠近。机身烧得只剩一截龙骨，地面却被炸出一片银光。有人弯腰捡起一枚，依稀认出“中华民国三年”六个凸字，手一抖，银圆掉在地上清脆作响。不到五分钟，人影就像潮水般涌来。箩筐、竹篮、油纸伞、甚至破草帽，能盛东西的全派上了用场。妇人把麻袋扛在肩头，孩子捡几个就往怀里塞——那场景，比年节杀年猪还热闹。不到一盏茶，被火焰烤得发黑的银元已去大半，只余焦土。

银光消失的同时，另一条消息正沿着山路悄悄爬向“乡长”欧文章的耳朵。此人本是地痞，“改编”后挂了个维新乡长头衔，仍干着抢劫勒索的营生。他听说“飞机掉了十几箱大头”，两眼冒绿光，立刻召集三十号枪手连夜赶到现场。枪口一抬，借口“保卫现场”，所有村民被轰走。短短两小时，他就扒拉出一万多块大洋，仍嫌不够。恰在此时，邻乡乡长吴有凤也带人跑来分羹。两个土匪抬眼就僵住——银元躺在焦土里，谁也不肯松口。吴有凤拗不过，只得拨电话给昔日“大帅”陈渠珍。

说到陈渠珍，湘西老人至今记得他的“湘西王”绰号。这个出身清军的老将，此时任“凤凰县防剿委员会”主任，手里握着一支百余人的城防队。25日正午，他押着马队进了维新乡，见面第一句就问：“银圆呢？”欧文章忙不迭献上那一万多块，大气都不敢喘。陈渠珍扫一眼，冷哼道：“就这些？老百姓抢多少？”欧文章扑通跪地，连声求饶。陈随手一挥：“带兵，挨家挨户，搜！”

接下来的一夜，维新乡灯火不熄，枪托砸门响个不停。年轻妇女把吊在房梁上的麻袋抱在怀里哭，老汉跌坐院口，无奈地把地窖钥匙交出去。只要摸到硬邦邦的金属声，一律缴没。有人嘴硬，被拖到祠堂绑柱子上挨打；有人真没抢，也难逃被洗劫。到天亮，搜出的银元已经装满七只木箱，却仍与十万的数字差得远。陈渠珍心里清楚，再搜也挖不出多少，于是转换思路。

29日一纸“临时征银令”贴满乡里——每户限期缴交80块大洋，名曰“公偿”，逾期不缴治以匪罪。80块是什么概念？农户一年的稻谷全卖出去也凑不足。消息一出，青壮年连夜翻山逃亡，维新乡半数人丁说走就走，街头只剩老弱。短短数日，村落寂寥如荒冢，鸡犬之声亦稀。

与此同时，长沙与南京之间的加密电报愈发频繁。10万大洋是蒋介石几经拨补才凑出的“战略机动款”。毛人凤奉命彻查，已把范围锁定在凤凰、芷江一带。6月初，保密局调查员抵达坠机点，扒开焦黑的尸块，发现稽核员前额有弹洞，推断系机上兵变。现场还找到一截卷曲弹头，卡在发动机叶片上，与空难时间、弹道方向对得上。报告直送南京，蒋闻讯大怒，下令湖南方面务必凑足损失。

可此时的陈渠珍打起了算盘。他算准南京危在旦夕，国民党已是风雨飘摇。凭借手中兵权，他一边象征性地上交两万多银元，一边把余下的八万封箱藏入密林，口头禀报“全部缴齐”。湖南省政府催缴无果，奈何前线告急，也腾不出手深究。7月，解放军南下兵锋逼近，陈渠珍低调派人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8月初，他带队宣布起义，家底顺势“转移”——八万大洋自此了无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机关清点维新乡损毁现场，与幸存飞行员口供、保密局卷宗互相印证，坠机真相坐实。搜集到的碎银、烧熔银锭合计不足三千元，远无法弥补村民在那场“征银风暴”中失去的粮食、牛羊和屋舍。老人们提起那一夜，常叹一句：“银圆是亮的，命却是硬的。”因为从搜捕到逃荒，再到饥荒与瘟疫，短短半年，维新乡户籍人口锐减近三成，真正为那场横财付出了血的代价。

后人不禁惊讶：十万大洋，足够当时湖南省两个月的省级行政经费，却在短短几天里被火焰、枪口、贪欲消耗殆尽；更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妄图用银元换来土匪忠诚，到头来连银元都守不住。1952年11月，陈渠珍因病客死长沙，临终前闭口不提银圆下落。关于那八万块，大伙儿流传着数不清的版本——有人说埋在沅江小岛，也有人说跟随他秘密押往桂林，再无人能给出确证。

维新乡如今梯田依旧，炊烟依旧，山坳里却再没找到一枚袁大头的残片。坠毁的飞机、四散的白银与一个时代一起埋进土壤。对那些亲历者来说，1949年的那声爆炸远不止炸碎钢铁，更炸开了乱世末尾的贪婪与恐惧。银元带来的一瞬富贵转眼化作灾难，留下的只有山风与老人口中的余音：“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是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