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王一知，三次拒绝中央的任职邀约，坚持回乡当老师

1949年2月的一场夜雪刚停，西柏坡院子里还留着薄薄的白霜。警卫员通报道：“王一知同志到了。”毛泽东放下纸笔，笑着说：“让她进来，咱们的女特工又立了功。”这一声称呼，背后是十多年隐蔽战线的生死考验，也是三次婉拒高位的倔强选择。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诞生在湖南芷江侗乡。她的童年充满旧式家规，父亲重男轻女、讳言新学，母亲因碎瓷瓶而被杖责的场景刻进记忆。十四岁那年母亲病逝，她咬牙卖掉母亲遗物，自谋学费考入芷江女子师范。那时的她没有想到，五年后会在上海的教室里听到陈独秀、李达讲课，更不会想到刘少奇的一句“年轻人要拿起马列读本”，会将自己带进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漩涡。

1922年春，平民女校课堂气氛热烈。课堂间隙，刘少奇常被团团围住，“劳动法条文到底怎么用？”“俄国妇女怎样参政？”他把问题一一记下，再耐心解答。王一知就在这样的讲座中迅速成长，随后加入马列主义研究会，同年冬天随党中央北上，到李大钊家寄居。有人记得，那位总是把围巾搭在肩上的北方汉子对她说过一句话：“妇女运动若离开工人运动，于国于民都只是半边天。”这句话决定了她此后方向。

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她遇见张太雷。两人讨论文章、翻译材料，也偷偷把自己的一点点津贴攒起来送给困难同学。一次女宿舍缺学费，张太雷把在莫斯科地摊买的西装塞在门缝里，只留一句话：“先交学费，别耽误功课。”温厚的举动拉近了距离，也埋下爱情的种子。1925年，两人同赴广州，工作与婚姻合二为一。然而风暴很快降临。1927年冬，张太雷在广州起义途中中弹牺牲，王一知在产房里握着新生女儿，血泪交杂。“振作，孩子要活下去，党更要活下去。”她这样告诫自己。

隐蔽战线的十年里，她化名“王一知”，前后转移七座城市，在上海设立并护卫三部秘密电台。1938年深夜，李白台暴露；她仅用两小时就把密码本、晶体管和备用电池转移到法租界地下室，并在清晨前安排李白折返安全屋。周恩来评价：“敌人动用洪光巷三十个岗哨，她却空手而出。”这样的胆识，让敌特机关将她列为重点通缉对象，却始终找不到确凿真名。

抗战胜利后，她奉命撤往重庆。1945年10月谈判期间，毛泽东面见此人。短暂握手后，他问：“愿不愿意去延安？”她答：“白区尚未肃清，需要留下来。”主席轻轻点头：“好，有需要直接来电。”这段对话后来在红岩流传。

新中国将立，中央希望她出任妇联主要负责人；1953年又请她进入教育部；1977年想让她到中央部委分担工作。三张任命书，她都郑重还回。理由很简单：“教书是毕生理想。”有人替她惋惜，她却反问：“孩子没人带，谁来接班？”一句平常的话却道出心底价值。

上海解放后，她挑起满目疮痍的吴淞中学。校舍残破、课桌不足、黑板缺角，她带着师生修墙、栽树、刷漆，顺手把国民党留下的旧课程全部撤掉，换上政治、科学和劳动实践。夜里备课，清晨带学生出操，常常三天只睡几小时。吴淞中学站稳脚跟后，她又被调往华北中学。编制核定行政八级，她坚持写纸条请降为十二级，理由依旧朴素：“同工同酬，学生心里有杆秤。”

1955年，北京101中学更名就是她的建议。教育局文件上写着“101是新的起跑线”，这七个字后来挂在学校礼堂多年。六十年代，她推动半工半读，自己拿积蓄买机器成立校办工厂，让住校生第一天进课堂，第二天进车间。学生回忆，“王校长戴着老花镜，在机床旁边讲扳手原理，嗓门很亮。”

动荡年代，她被打成“黑帮校长”，关进牛棚。遭批斗的深夜，她仍在草纸上勾画教材草稿。1977年平反那天，老教师抱着她哭，“校长，咱们又能上课了。”她拍拍对方肩膀：“先把孩子们叫回来。”

30年的校长岁月，一间普通宿舍、一张旧藤椅伴随始终。组织多次提出换房，她总说“条件够用”，把指标转给年轻教师。晚年回忆往事，她写下《忆太雷》《永不消逝的怀念——忆李白》，笔触冷静，没有煽情字眼。1991年冬，王一知因病离世，灵堂里挤满了灰发与青丝。李铁映写挽词：“桃李成林，根在你手中的粉笔。”

她拒绝了职务，却没有拒绝责任。三张任命书没有盖章，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作业本上，都留下了这个名字：王一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