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唐生智病逝后，唐仁理接受采访：父亲在南京保卫战犯了错误

1971年4月6日凌晨，长沙雨声不断。凌晨一点不到，唐生智的病危电报发往北京、中南海。十二小时后，湖南省革委会发布讣告，一位曾在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拍桌表态“宁肯战死，也不弃南京”的一级上将走完了八十一年生涯。

唐生智的灵柩停放在长沙烈士公园东厢。吊唁队伍排到路口，白发与黑发混杂。就在守灵的第三天，新华社记者找到他的二儿子唐仁理，请他谈谈父亲的旧事。唐仁理点了支烟，第一句话便是：“南京保卫战，他做得并不完美。”周围人有些意外，气氛一时凝住。唐仁理却摆手，“实事求是，父亲早就要我们这样说。”

此话能否公开？记者皱眉。唐仁理补了一句：“如果只许歌功颂德，他不会同意。”于是，一段尘封三十四年的战场细节，又被翻起波澜。

时间回拨到1937年11月25日。唐生智刚结束第二次高级幕僚会，步出蒋介石官邸时天已经黑。顾祝同追了出来，低声提醒：“阮肇昌、李延年都倾向撤城，你要有准备。”唐生智没接话，只回头说了句：“守不住，我也要守。”语速很慢，却带着倔强。

12月1日，南京城外浦口码头灯火全灭。唐生智命交通部撤走所有轮渡。此举不只为断退路，也为给部队强心针：没有后路可以选。军法处随后通告：任何私自渡江者，格杀。不得不说，这种铁血命令在国民党军中并不常见。可是唐生智心里清楚，兵源瘦弱，仓库空空，能靠的只有士气。

七天后，日军三个师团在栖霞山南麓会合，炮弹像雨点砸进紫金山一线防御圈。蒋介石已飞庐山。中枢不在，电话线被炸，情报靠旗语。守城部队一下掉进信息盲区。夜里，副官递来蒋介石亲笔电：“机动部两师北撤，增援徐州。”唐生智愣了十秒。撤两个师？船只只够一次装载。要么分批突围，要么放弃任务。最终他让宋希濂守住中华门狭口，给第一〇二师开道。结果如他预料——日军封锁江面，弹雨中渡江，官兵与难民混在一起，死伤数字刺眼。

这便是唐仁理口中的“错误”。撤兵命令迟到，计划被迫变形，导致难民潮与军队同时抢船。枪声、喊声、哭声交织，很多人没能登上对岸。采访里唐仁理说：“城可以失，百姓不应多死。那么多溺水、流弹、踩踏，总归是指挥问题。”话音不高，却句句带刺。

有人反问：在那种绝境里，换谁能更好？唐仁理摁灭烟头，“是极限，可父亲仍自责。”的确，战后唐生智草拟《自请处分书》，交给军政部，却没下文。蒋介石选择沉默处理，既不褒奖，也不惩办。原因简单——他同样难辞其咎。

南京失守翌年，唐生智调离第一线，回东安办学。课堂上，他时常翻毛泽东《论持久战》，用乡音给学生解释战略纵深的含义。有人记得他敲黑板：“抗战不是短跑，是耐力赛。”那一年，他的身份仍是国民党上将，却公开谈论马列理论，对外称“读史求实”。

1946年冬，内战重燃。唐生智婉拒多次“出山”邀约，只做一件事——劝和。华南局联络员黄栋第一次登门时，唐生智直言：“湖南要打，我不赞成。”1949年7月，衡宝战役爆发前夜，他给陈明仁拍了一封密电：“天亮之前，须有决定。”次日，长沙起义宣告成功。事实证明，不流血的城市更易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有人猜测他会被边缘化，结果恰好相反。1950年全国政协开会，毛泽东见到他，握手时间格外长：“湖南和平解放，你功不可没。”旁人替他捏把汗，他却微笑致礼，不卑不亢。

1961年赴北京医治肝疾，陈毅探病，说了句俏皮话：“你够朋友，没跟咱们红军真刀真枪。”唐生智笑着大口喝鱼汤，只回一句：“枪口对外最好。”场面轻松，却道尽铁血岁月的无奈。

十年后，他在长沙病逝。遗体告别时，没有奏哀乐，只有轻轻的军号。花圈中的挽联写着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这是他当年答蒋介石时的原话，如今成了一生注脚。

采访稿刊出后，一些老兵写信给编辑，说唐生智选在最困难的时候接过烫手山芋，虽未守住南京，但争取了宝贵时间。也有人批评他“口号壮，准备差”。争议一直在。唐仁理把报纸折好，放进父亲遗物箱，低声说：“功过随史评，我们子女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