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一九九六年，夏天。
空气里浮着铁锈和煤灰的味儿，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栀子花香，被热浪一卷，全成了黏糊糊的负担。
我叫陈驰，二十四岁，红星机械厂的钳工。
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一块铁，磨成另一块铁。
师傅老张总说，小陈，你这双手，稳，是干这行的料。
我听着，心里就想笑。
料？什么料？一辈子跟这些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熬到头发白了，换个“八级钳工”的红本本，再揣着一个月四百块的退休金，去公园跟老头们下棋吹牛逼？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可我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像我兜里揣着的那张彩票，皱巴巴的，被汗浸得有点软。
买它的时候，我刚跟车间主任吵了一架，因为一批零件的公差问题。
不是我的错，是图纸本身就有问题。
但主任不听，劈头盖脸一顿骂，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攥着拳头，指甲陷进肉里，最后还是把那句“操你妈”咽了回去。
走出车间，阳光刺眼，我一脚踹在路边的垃圾桶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心里那股邪火没处发，拐进街角那家彩票站，机选了五注。
两块钱一注，十块钱。
十块钱，是我两天的饭钱。
但那一刻，我觉得值。
它像一个虚无缥D缈的出口，让我在密不透风的生活里，能喘上一口气。
“又来买啦，小陈。”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嗯，买个念想。”我把钱拍在柜台上。
“念想要是有用，我这店早关门了。”他一边出票一边打趣。
我没接话，接过那几张薄薄的纸，塞进口袋，转身就走。
那天晚上，我跟女朋友小雅在外面吃了碗牛肉面。
小饭馆里闷热得像蒸笼，头顶的老式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根本吹不散油腻的空气。
小雅吃得很香，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她是我在厂里联谊会上认识的，广播室的播音员，声音特别好听，人也长得干净。
她总说，陈驰，你别老那么愤世嫉俗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看着她，心里那点烦躁就平复了不少。
“下个月，我可能要被派去广州学习。”她忽然说。
我夹面条的动作一顿，“去多久？”
“半年。”
“哦。”
我低下头，继续呼噜呼噜地吃面。
“你不高兴啊？”她戳了戳我的胳膊。
“没有，好事儿啊。”我嘴里含着面，含糊不清地说，“去大城市见见世面。”
“那你怎么这个表情？”
我把面咽下去，喝了口汤，那汤咸得发苦。
“我能有什么表情？我就是个钳工，一个月三百二十块五毛，我去广州？我连火车票都买不起。”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小雅的脸一下子白了，放下了筷子。
“陈驰，我们又不是因为这个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我就是……我就是觉得没劲。”
那天晚上，我们不欢而散。
我一个人在街上溜达了很久，直到路灯都熄灭了。
回到单身宿舍，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渗水留下的、像地图一样的痕迹。
心里空落落的。
鬼使神差地，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被汗浸透的彩票。
电视里，开奖节目已经开始了。穿着夸张礼服的主持人，用一种打了鸡血的语调，念着一串串数字。
我本来没当回事，就是扫一眼。
可我的眼睛，忽然就定住了。
第一个数字，07，对上了。
第二个，12，对上了。
第三个，19……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像揣了个马达。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趴到电视机前，眼睛死死盯着屏幕。
第四个，23。
第五个，31。
全中！
我感觉自己的血“嗡”一下全冲到了头顶。
还有……还有特别号码。
主持人顿了顿，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调喊道：“特别号码是——05！”
05。
我低头看手里的彩票。
第二注，07, 12, 19, 23, 31。
特别号码，05。
我中了。
五个红球，一个蓝球，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我脑袋上。
五百万。
那个瞬间，世界是寂静的。
我听不到电视里主持人的狂喊，也听不到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擂鼓一样，一声比一声响，震得我耳膜发疼。
我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疼。
不是做梦。
我把彩票摊在桌上，凑过去，像个一样，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反复确认。
没错。
就是这张。
就是我。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像洪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想大喊，想跳起来，想把这破宿舍里的一切都砸个粉碎。
但我没有。
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把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喉咙里。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不是激动，不是喜悦，是一种混杂着委屈、压抑、和一种终于熬出头的释放。
我在那张小小的、破旧的书桌前，像个一样，哭了半宿。
第二天，我请了病假。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
我把那张彩票，用塑料袋包了三层，藏在内裤口袋里，感觉那个地方像着了火。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一路上，我谁都不敢看，总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都知道我口袋里揣着五百万。
车上有人高声说话，我吓一跳。
有人拍我肩膀问路，我差点跳起来。
四个小时的车程，我像跑了一场马拉松，浑身是汗。
到了省彩票中心，我绕着那栋楼走了三圈，才鼓起勇气走进去。
里面的工作人员倒是见怪不怪，程序走得很快。
验票，登记，签字。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跟我说：“小同志，恭喜你。税后是四百万，你是要支票还是转账？”
九六年的银行卡还不普及，大额转账很麻烦。
“我……我能要现金吗？”我鬼使神差地问。
他愣了一下，笑了：“四百万现金？小同志，那得用麻袋装。不安全。”
最后，我选择了一张支票。
走出彩票中心的时候，我的腿还是软的。
阳光很好，但我感觉自己像个走在钢丝上的梦游病人。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支票，感觉它比一块铁还重。
四百万。
我反复念叨着这个数字。
我可以在市中心买好几套房子。
我可以买一辆桑塔纳。
我再也不用看车间主任的脸色，再也不用闻那股铁锈味了。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雅。
我想带她去最好的餐厅，告诉她，我们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我想给她买最好看的裙子，不是处理品，是挂在百货大楼橱窗里，标价我一个月工资的那种。
可是，我又犹豫了。
这个秘密太大了。
大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在省城最好的酒店开了一间房。
躺在柔软得能陷进去的大床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害怕。
我把支票压在枕头底下，一夜醒来七八次，每次都要摸一下，确定它还在。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
当柜员看到那张支票上的数字时，眼睛都直了。
经理亲自出来接待我，把我请进了贵宾室。
我开了好几个户头，把钱分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终于从云端踩回了地面。
我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从里到外。
站在百货大楼的镜子前，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
虽然脸还是那张脸，但好像连腰杆都挺直了。
我打了个车，回到我们那个破败的工业小城。
出租车司机一路都在抱怨路不好走，灰太大。
我看着窗外熟悉的、灰扑扑的建筑，第一次觉得，它们也没那么讨厌。
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小雅。
她看到我穿的新衣服，愣了一下。
“你……发工资了？”
“不是。”我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我看着她的眼睛，深吸一口气。
“小雅，如果我说，我们有钱了，你信吗？”
她噗嗤一声笑了：“你有钱？你有多少钱？发奖金了？发了一百还是两百？”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递给她。
是我特意存了一万块钱的那个。
她疑惑地打开。
当她看到那一长串零的时候，笑容僵在了脸上。
“这……这是什么？”
“我的钱。”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陈驰，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她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摇摇头，凑到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中彩票了。”
小雅的眼睛，瞬间睁得像铜铃。
她死死捂住自己的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足足过了一分钟，她才颤抖着问：“中……中了一万？”
我笑了，摇摇头。
“中了多少？”
我伸出五个手指。
“五万？”
我还是摇头。
“五十万？！”她的声音已经变了调。
我凑得更近了些，嘴唇几乎贴着她的耳朵。
“五百万。”
小-雅-的-身-体-瞬-间-软-了-下-去，-我-赶-紧-扶-住-她。
她的脸毫无血色，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把她扶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
“别怕，是真的。”我握住她冰凉的手，“税后四百万。”
又过了很久，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天呐……陈驰……天呐……”
她翻来覆覆去，只会说这两个字。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全城最高档的西餐厅。
我点了一大桌子菜，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小雅却没什么胃口，她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我们……我们可以买房子了？”她小声问。
“对，买最大的。”
“可以……可以不用住宿舍了？”
“当然。”
“你……你可以辞职了？”
“明天就辞。”我斩钉截铁地说。
小-雅-的-眼-睛-慢-慢-红-了。
她看着我，眼泪掉了下来。
“太好了……陈驰，太好了……”
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我所有的幸福，都和小雅连在一起。
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实现所有梦想了。
去广州，去北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以为，这是我们幸福的开始。
我错了。
这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回家。
我爸妈住在一个老式的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一股酸菜味。
我敲开门，我妈正在厨房做饭。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电视里放着新闻联播。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我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爸，妈，这是给你们的。”
我妈擦着手走出来，“什么东西？”
我爸也放下了报纸。
信封里，是两万块钱。
在九六年，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这是一笔巨款。
我妈数钱的手都在抖。
“驰子，你哪儿来这么多钱？你抢银行了？”我爸一脸严肃。
“不是。”我撒了谎，一个我自以为很高明的谎言，“厂里搞技术革新，我的一个建议被采纳了，这是奖金。”
我爸我妈对视一眼，半信半疑。
“什么建议这么值钱？”
“跟德国专家提的，给厂里省了一大笔钱。”我脸不红心不跳地继续编。
这个理由，他们似乎接受了。
我妈的脸上笑开了花。
“哎哟，我儿子出息了！我就说，驰子脑子活！”
我爸虽然还板着脸，但嘴角已经忍不住上扬。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我妈给我夹了满满一碗红烧肉。
“多吃点，补补脑子，以后再给厂里提建议。”
我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心里也挺高兴。
我觉得，用钱让父母过得好一点，是天经地义的。
但很快，我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那个所谓的“技术革新奖金”的故事，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个晚上就飞遍了整个家族。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宿舍睡觉，我妈的电话就打来了。
“驰子，你大舅来了，说要跟你聊聊。”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舅，我妈的亲哥哥，做了点小生意，前几年还行，最近听说一直在赔钱。
我硬着头皮回到家。
一进门，就看见大舅坐在沙发上，正跟我爸吞云吐雾。
茶几上摆着他带来的两条“红塔山”。
“哟，我们家的大功臣回来啦！”大舅一看见我，就夸张地站了起来。
我干笑两声，“大舅。”
“驰子啊，出息了！”他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差点把我拍个趔趄，“我就说，我们老陈家的人，脑子就是好使！你看看你，随便动动脑子，就顶你舅我干一年了！”
我爸在一旁陪着笑。
我妈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去倒茶。
寒暄了一阵，大舅终于进入了正题。
“驰子啊，你看，你现在也是有本事的人了。舅舅呢，最近手头有点紧，厂子资金周转不开，你看……能不能先借舅舅一点，就当支持一下民族工业了。”
他话说得漂亮，但我听着刺耳。
“大舅，我那点奖金，孝敬我爸妈了，手里也没剩多少。”我试图搪塞。
“哎，话不能这么说！”大舅的脸色沉了下来，“你爸妈能花多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算账呢？钱放在银行里，那是死钱！你借给舅舅，舅舅拿去做生意，钱生钱，到时候连本带利还给你，这才是活钱！”
我爸在一旁敲边鼓：“是啊，驰子，你舅舅也不是外人。”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央求。
我心里一阵烦躁。
我记得很清楚，几年前我爸生病住院，差三千块钱手术费，我妈去求大舅。
大舅当时说，他做生意，钱都压在货上了，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最后，是我妈把外婆留下的一对金耳环当了，才凑够了钱。
现在，他倒有脸来借钱了。
“舅，我真没钱。”我把心一横。
大舅的脸彻底拉了下来，把烟屁股狠狠摁在烟灰缸里。
“陈驰，你什么意思？看不起你舅舅是不是？觉得我没本事，还不上你的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他声音陡然拔高，“你翅含着你妈的奶长大的，现在有几个臭钱了，六亲不认了是吧？你妈小时候怎么疼你的，你都忘了？”
他开始翻旧账，从我穿开裆裤的时候说起。
我妈在一旁急得直抹眼泪，一个劲儿地拽我胳膊。
“驰子，你少说两句，那是你舅！”
我看着眼前这出闹剧，只觉得一阵恶心。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数了两千块钱，拍在桌上。
“舅，我身上就这么多了，你先拿着。”
大舅看着那两千块钱，脸色更难看了。
他想要的，显然不止这个数。
但他可能也觉得再闹下去不好看，抓起钱，骂骂咧咧地走了。
“没良心的白眼狼……”
他走后，我妈就开始哭。
“驰子啊，你怎么能这样跟你舅说话呢？那可是你亲舅舅啊！你让他以后怎么看我们家？”
我爸也板着脸，“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给的不是钱，是断绝关系的遣散费。
可他们不懂。
他们只觉得我伤了亲戚的情分。
我摔门而出。
这只是个开始。
大舅之后，是二姨。
二姨家条件不好，姨夫常年有病，她一个人拉扯着表弟。
她来的时候，没像大舅那样咋咋呼呼，就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掉眼泪。
她说表弟学习好，想考大学，但是家里没钱给他买复习资料，也没钱交补课费。
“驰子，姨不跟你借多，五百，五百就行。”她哭得泣不成声。
我看着她那张被生活压得憔悴不堪的脸，心软了。
我给了她一千。
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然后，是三叔家的堂哥，说要结婚，女方要三万块彩礼，他拿不出来。
是姑姑家的表妹，说想买架钢琴。
甚至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发了笔横财”，也找上门来。
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
做生意的，孩子上学的，盖房子的，娶媳妇的。
每个人都说得情真意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理所应当。
好像我那笔钱，不是我的，是唐僧肉，谁都想来咬一口。
我家成了菜市场。
每天都有人来。
我一开始还想解释，说只是奖金，没那么夸张。
但没人信。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个走了狗屎运的暴发户。
我的耐心，一点点被耗尽。
从一开始的心软、无奈，到后来的麻木、烦躁，最后，是彻骨的愤怒。
我开始躲着他们。
我辞了职。
我跟小雅搬了出去，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我以为这样就能清静了。
但我又错了。
他们找不到我，就去找我爸妈。
我妈的电话，一天能打十几个。
“驰子，你四叔公的孙子，要开个理发店，就差个启动资金……”
“驰子，你姥姥那边的一个侄孙，你知道吧，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他……”
我终于爆发了。
“妈！你能不能让他们别来了！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怎么说话呢！都是亲戚，互相帮衬一下不是应该的吗？你现在有钱了，就忘了本了？”
“我没忘本！是他们想把我的血吸干！”
“你这孩子，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是不是不想认我们了？”
电话那头，我妈又哭了。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狠狠砸在墙上。
零件碎了一地。
小雅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别生气了，为这些人生气，不值得。”
我转过身，看着她。
“小雅，我们离开这儿吧，去广州，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她点点头，眼睛里有光。
“好。”
然而，现实又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小雅的父母，也知道了。
是小雅自己说的。
她觉得，这么大的事，不该瞒着父母。
于是，新一轮的噩梦开始了。
小雅的父母，一开始还挺矜持。
请我到他们家吃饭，嘘寒问暖，比以前热情了一百倍。
饭桌上，小雅的爸爸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
“小陈啊，我们家小雅，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以后，你可得好好待她。”
“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的。”我赶紧表态。
“嗯。”他点点头，话锋一转，“我听说，你最近手头……挺宽裕？”
来了。
我心里冷笑一声。
“还行。”
“你看，你和小雅也处了这么久了，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结婚的事了？”
小雅的妈妈也接上话：“是啊是啊，结婚，总得有个新房吧？我们这儿的房价，最近可涨了不少。”
“还有，小雅他弟，明年就毕业了，工作也不好找。要是能自己做点小生意就好了，就是……缺点本钱。”
他们一唱一和，像排练过一样。
我看着坐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小雅，心里一点点变冷。
我没当场发作。
我只是笑着，说：“叔叔阿姨，这些事，我们慢慢商量。”
回去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
小雅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陈驰，你别怪我爸妈，他们也是为我好。”
“为你好？”我停下脚步，看着她，“是为你弟弟好吧？为你们全家好吧？”
“你怎么能这么想？”小雅的眼圈红了，“他们是我爸妈！”
“对，他们是你爸妈。我爸妈也是我爸妈。我大舅二姨三叔四姑，全他妈是我的亲戚！”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所以呢？他们来借钱，你就得给吗？我爸妈就是提一下，你怎么这么大反应？”
“提一下？小雅，你是不是觉得我傻？他们想要什么，我看不出来吗？他们想要一套房子，一笔生意本钱！然后呢？你家是不是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陈驰！你不可理喻！”
我们大吵一架。
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吵得最凶的一次。
那几天，我们都在冷战。
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抽烟，发呆。
我看着存折上那一串长长的零，第一次觉得，它那么刺眼。
这钱，它不是钱。
它是个照妖镜。
谁是人，谁是鬼，照得一清二楚。
我以为小雅是不一样的。
我以为我们的感情，是纯粹的，是跟钱没有关系的。
可现在，我动摇了。
几天后，小雅来找我。
她瘦了，眼睛红肿，看起来很憔悴。
她抱着我，哭了。
“对不起，陈驰，我们不该吵架的。”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没关系，都过去了。”
我以为，我们和好了。
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如坠冰窟。
“我爸妈说，他们也不是要你的钱。就是，我弟那个事，你看能不能先借给他十万？他写借条，算利息。还有房子，我们结婚，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不用太大，先买个两室一厅，付个首付就行，以后我们一起还贷款。”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祈求。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很陌生。
这还是那个跟我一起吃路边摊，说“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女孩吗？
“小雅，”我平静地问，“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爸妈的意思？”
她愣住了，眼神躲闪。
“是……是我们一起商量的。陈驰，这也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我弟有了自己的事业，我们以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后顾之忧？”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你觉得，给了这十万，买了这套房，就真的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这个城市的黄昏。
灰蒙蒙的，看不到一点光。
“小雅，你还记得吗？我中奖那天，我跟你说，我们去广州。”
“我记得。”
“现在，我还想去。你，还愿意跟我去吗？”我转过头，看着她。
“去广州？那……那家里的事怎么办？我爸妈，我弟……”
“就我们两个人。”我打断她，“什么都不管，就我们俩。”
小雅沉默了。
她低着头，绞着自己的手指。
那沉默，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心。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挣扎。
“陈驰，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你现在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能让大家都好过一点呢？非要弄得这么僵吗？”
“让大家都好过一点？”我重复着她的话，觉得无比讽刺。
“是啊！你帮我弟，就是帮我。我们买了房，也是我们自己的家。这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不对。”我点点头，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那你……”
“小雅，”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分手吧。”
她愣住了，仿佛没听清。
“你……你说什么？”
“我说，分手。”
“为什么？！”她冲过来，抓着我的胳reciprocating saw，“就因为我爸妈提了要求？就因为我想帮我弟？陈驰，你太自私了！”
“自私？”我甩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对！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己！你中了五百万，你就了不起了是吗？你就可以看不起所有人了是吗？”
她的指责，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扎在我心上。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忽然觉得很累，很累。
我不想再争辩了。
没有意义。
“是，我自私。”我平静地说，“所以，我们不合适。”
我打开门。
“你走吧。”
小雅站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
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决绝。
她哭着，骂着，说我混蛋，说我无情，说我一定会后悔。
我没有关门。
我就那么站着，听着。
直到她的声音，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在地。
房间里，一片死寂。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了。
被钱，被亲情，被我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爱情，联手挖空了。
我在那个出租屋里，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走。
不是去广州。
是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我的地方。
彻底地，消失。
我开始计划。
九六年的技术条件，让这件事变得相对容易。
没有天网，没有实名制，没有无处不在的手机定位。
一个人想消失，并不难。
我去了好几家银行，把所有存折里的钱，都取了出来。
四百万现金。
我买了几个最大的帆布旅行袋，把钱一捆一捆地装进去。
重得像几袋水泥。
我把出租屋退了。
房东看到我那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眼神都变了。
我没理他。
我打了一辆车，去了火车站。
我对司机说，去最远的地方。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是个。
最后，他把我拉到了火车站。
我看着售票窗口上方那巨大的全国地图，像看一盘棋。
我要去哪儿？
北京？上海？太扎眼。
那些亲戚，如果真的想找我，肯定会先去这些大城市。
我的目光，顺着铁路线，一路向南。
穿过湖南，穿过广西。
最后，定格在中国版图的最南端。
深圳。
一个我只在新闻里听说过的城市。
一座年轻的、没有根的、充满了淘金客的城市。
我觉得，那里适合我。
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就该去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
我买了票。
一张没有座位的、绿皮火车的站票。
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
我提着那几个沉重的袋子，挤上火车。
车厢里，人满为患。
空气中混杂着汗臭、泡面和廉价香烟的味道。
我找了个角落，把袋子堆在脚下，一屁股坐了上去。
火车开动了。
“哐当，哐当……”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站台，看着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城市，一点点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我没有一丝留恋。
只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再见了。
我的亲人们。
再见了，小雅。
再见了，陈驰。
从今天起，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叫陈驰的钳工了。
火车上的三十多个小时，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也最平静的三十多个小时。
我几乎没合眼。
我死死守着我那几袋子钱，像守着我的命。
周围的人，说着各种我听不懂的方言，他们打牌，吹牛，抱怨。
他们的世界，热闹，鲜活。
而我，像一个透明的孤魂，坐在我的钱堆上，冷眼旁观。
我饿了，就啃几口包里带着的干面包。
渴了，就喝几口凉水。
我不敢去接热水，不敢离开我的袋子哪怕一秒钟。
我旁边一个要去东莞打工的大哥，看我可怜，分了我半个苹果。
“兄弟，去哪儿发财啊？”他问。
“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他笑了，“出门还能不知道去哪儿？”
我没再说话。
他大概以为我是离家出走的少年，摇了摇头，没再问。
火车终于晃晃悠悠地驶进了深圳站。
走出车站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带着海腥味的风，扑面而来。
满眼都是高楼，满耳都是粤语和普通话交织的嘈杂。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
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找了个最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
第一件事，就是把钱从袋子里倒出来，铺在床上。
红色的钞票，铺满了整张床。
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光芒。
我躺在钱堆里，像躺在一堆废纸上。
我感觉不到任何喜悦。
我只是觉得，荒谬。
为了这些东西，我众叛亲离，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流浪汉。
值吗？
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身份。
我找了个办假证的，给自己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我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
叫，何安。
取“从此以后，何处安心”的意思。
年龄改小了两岁。
籍贯，写了个遥远的、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县城。
拿着这张假身份证，我去银行，重新开了户，把钱存了进去。
然后，我开始找房子。
我没有去买什么豪宅。
我在一个叫“城中村”的地方，租了一间农民房。
握手楼，一线天。
楼下是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和发廊。
环境脏乱差，但充满了生命力。
我觉得，这里能让我更好地隐藏起来。
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吃饭，在街上闲逛。
我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看着他们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在深夜里疲惫不堪。
我觉得，他们跟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有目标，有奔头。
而我，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感到恐慌。
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虚，将我吞噬。
我试着去花钱。
我去了深圳最高档的商场，给自己买最贵的衣服，最贵的表。
但穿在身上，我总觉得别扭，像偷来的。
我去了最高档的酒店，吃一顿饭几千块的晚餐。
可那些精致的菜肴，吃在嘴里，却不如老家巷口那碗五块钱的牛肉面。
我甚至试过去赌场。
在珠海，我看着那些赌红了眼的人，把一沓一沓的钞票推上赌桌。
我心里毫无波澜。
我输了几万块，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赢了十几万，也感觉不到任何快乐。
我发现，当钱变成一个数字，它就失去了意义。
我从一个为钱所困的人，变成了一个被钱所困的人。
我成了一座孤岛。
我不敢跟任何人深交。
我怕他们问我的过去，问我的家庭。
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但每个谎言，都需要更多的谎言去掩盖。
我活得像个间谍。
房东是个本地阿姨，人很热情，总想给我介绍对象。
“阿何，你这么年轻，人也精神，怎么不找个女朋友啊？”
我只能笑着说，还不想考虑。
我不是不想。
我是不敢。
小雅留下的伤疤，太深了。
我害怕，再来一次。
害怕所有的温情背后，都标着价码。
就这样，我在深圳浑浑噩噩地过了两年。
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的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报道股市暴跌，楼市崩盘。
深圳也受到了影响。
很多工厂倒闭，很多人失业。
我住的城中村里，搬走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天，我在楼下吃快餐，听到旁边桌的两个年轻人在聊天。
“妈的，老板跑路了，三个月工资都没发。”
“我更惨，我把所有积蓄都投到股市里了，现在血本无归。”
“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回老家呗。”
“我不想回去，没脸回去。”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们虽然一无所有，但他们还有一个叫“老家”的地方可以回。
而我呢？
我的老家，在哪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回了红星机械厂。
车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铁锈味。
师傅老张，递给我一块磨了一半的零件。
“小陈，这活儿，还得是你。”
我梦见了小雅。
她穿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条白裙子，站在广播室的窗口，对我笑。
“陈驰，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还梦见了我爸妈。
他们坐在老房子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等我回家吃饭。
我妈在厨房里喊：“驰子，饭好啦！”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
脸上，一片冰凉。
我有多久，没想起他们了？
我以为我已经忘了。
原来，只是埋得更深了。
那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事情做。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然，我迟早会疯掉。
我看到街上有招工的广告，一个电子厂，招流水线工人。
我鬼使神差地，去报了名。
用我的假身份。
我又成了一个工人。
每天，十几个小时，站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一个枯燥的动作。
插件，焊接，测试。
一个月，八百块钱。
很累。
比当钳工还累。
但奇怪的是，我的心，却慢慢地定了下来。
每天，累得像条死狗一样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
我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了。
工厂里的同事，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
他们很单纯。
最大的烦恼，就是今天流水线的速度是不是又快了，食堂的饭菜是不是又涨价了。
最大的梦想，就是攒够钱，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
我跟他们一起，在宿舍里打牌，喝酒，吹牛。
他们问我老家是哪儿的。
我就说，一个很远的山沟沟里。
他们也没怀疑。
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想提的过去。
我渐渐地，有了一点烟火气。
我开始觉得，自己还是个活人。
有一次，发工资。
我捏着那八百块钱，心里有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这钱，是我用汗水换来的。
它比我银行里那几百万，要干净，要真实。
我在电子厂，干了一年。
后来，我觉得总在流水线上也不是个事。
我想学点东西。
我辞了职，去报了个电脑培训班。
学编程。
那时候，互联网的浪潮，已经开始在中国涌动。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
我学得很努力。
因为我除了时间，一无所有。
半年后，我出师了。
我开始尝试着自己写一些小程序，接一些外包的活儿。
一开始很难。
但我有钱，我耗得起。
我不用为了生计发愁，可以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我感兴趣的事情上。
慢慢地，我做出了点名堂。
我写的一个小软件，被一家公司看中了。
他们想买我的代码。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对方的负责人，是一个看起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
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我们聊得很投机。
从技术，聊到行业前景。
最后，他问我：“何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一起干？”
我愣住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邀请了。
“我……我没有学历。”我说的是实话。
“英雄不问出处。”他笑了，“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我看着他伸过来的手，犹豫了很久。
最后，我握住了。
我成了一名程序员。
那家公司，当时还很小，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民房里。
但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
我们一起熬夜，一起攻克难关，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我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
那种感觉，跟钱无关。
那是一种被需要、被认可的价值感。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就到了千禧年。
我们的公司，也慢慢走上了正轨，搬进了真正的写字楼。
我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
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我已经不需要再动用我那笔“横财”了。
它就静静地躺在银行里，像一个被我遗忘的旧梦。
有一次，公司组织去香港旅游。
站在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前，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小雅对我说的话。
她说，想去大城市看看。
如果，当时我没有中那笔奖。
我们是不是会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挤在小小的出租屋里，为了未来一起打拼？
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幸福？
没有如果。
那天晚上，我给我家里，打了个电话。
用的是公共电话亭的IC卡。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换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
“喂，哪位？”
是我妈的声音。
苍老了许多。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抓着话筒，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喂？说话呀？不说话我挂了！”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我爸在问：“谁啊？”
“不知道，，不说话。”
电话被挂断了。
我握着冰冷的话筒，在电话亭里，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爸，妈，对不起。
儿子不孝。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匿名给家里寄一笔钱。
不多，几万块。
我怕太多了，又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收到。
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猜到是我。
2008年，汶川地震。
公司组织捐款。
我匿名捐了一百万。
是我那笔“横财”里的一部分。
那一刻，我感觉，这笔钱，终于有了一点意义。
后来，我结了婚。
妻子是我公司的同事，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深圳本地女孩。
她不知道我的过去。
我告诉她，我是孤儿，从小在外面闯荡。
她很心疼我，对我更好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给她取名叫“思安”。
我希望她这一生，都能平平安安，不用像我一样，活在不安和恐惧里。
我买了房，买了车。
不是用那笔钱。
是用我自己这十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我成了一个标准的中产。
一个有家，有事业，看起来很幸福的男人。
我很少再想起我的过去。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做梦。
梦见那个叫陈驰的年轻人，站在九六年的夏天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彩票。
他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和憧憬。
我知道，那个年轻人，已经死在了那个夏天。
连同他的亲情，他的爱情，他所有天真的幻想。
活下来的，是一个叫何安的，戴着面具的中年人。
有一天，女儿在我的书房里翻东西，翻出了一个我早就忘了的旧箱子。
箱子里，是我刚来深圳时，买的那些名牌衣服，名牌表。
上面落满了灰。
“爸爸，这是什么呀？好土哦。”女儿拿着一块金光闪闪的劳力士，一脸嫌弃。
我笑了笑，从她手里拿过那块表。
很重。
我看着它，就像看着一段荒诞又可笑的历史。
“是啊，很土。”我说，“我们把它扔了吧。”
“好呀好呀！”
我把那箱子东西，连同那块表，一起扔进了小区的垃圾桶。
就像扔掉一个沉重的包袱。
一身轻松。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
时隔二十多年。
城市的变化很大，高楼林立，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戴着口罩和帽子，像一个普通的游客。
我找到了红星机械厂的旧址。
厂子早就倒闭了，原址上，盖起了一个高档的住宅小区。
物是人非。
我找到了我爸妈以前住的那个老小区。
小区还在，但更破败了。
我走到我们家那栋楼下，抬头往上看。
五楼，我家的窗户。
窗户后面，亮着灯。
不知道，现在住在里面的是谁。
我不敢上去。
我怕，推开门，看到的，是陌生的面孔。
也怕，看到的，是熟悉的、苍老的面孔。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直到天黑。
我转身离开。
在街角，我看到了一家彩票站。
跟二十多年前那家，很像。
我走了进去。
“老板，机选一注。”
我把两块钱硬币，放在柜台上。
老板头也不抬地出了票。
我接过那张薄薄的纸，走出了彩票站。
走到路口的垃圾桶旁，我笑了笑，把那张彩票，扔了进去。
人生，不需要第二次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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