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王家善为起义设下鸿门宴，38名国民党营口军政大员被逮捕

1948年2月25日清晨，营口的海风夹着冰屑钻进营房。港口上，商船桅杆发出嘎吱声，这一天注定不会平静。

同一时刻，驻守营口的第五十八师师部灯火通明。师长王家善提笔在“防务会议”三个字下划了重重一线，随即吩咐传令兵：“午后全体中校以上军官到市政府礼堂报到。”传令兵领命而去，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就此拉开序幕。

表面看，这不过是例行军情碰头会，甚至连餐食清单都十分考究——辽河口冬网的鲫鱼、满族炒鹿肉、还有从锦州调来的高粱小烧。可真正的“主菜”，是38位国民党中层骨干的命运。

把时间倒回到20年前。1928年，24岁的王家善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进入张作霖的奉天讲武堂任连长。家境优渥、学历拔尖，他原本可以循规蹈矩爬升。偏偏九一八的炮火击碎了少年将校的幻梦——奉军弃城，日军铁骑长驱直入，东北大地瞬间沦陷。

面对上司于芷山的投降命令，王家善愤而抗命，筹划率部突围。计划败露，他成了通缉犯，不得不在黑龙江乡间藏匿。一次差点在沈阳车站被捕，多亏老同窗戴逢源暗中松绑，才捡回性命。此后两人结下过命交情。

1934年，他被迫加入伪满编制，名义上为日军训练伪军，暗地里却成立“真勇社”，向东北抗联传递情报。期间，他再次被送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别人眼里风光无限，他心里却盘算着“留得青山在”。

日军战败前夕，苏军大举南下，王家善落到苏联俘虏营。逃出之后，他临时拼凑部队，占住长春外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看似转身拥抱官方，实际仍夹在中央军与地方派系之间。

1946年至1947年，新一轮内战烧到辽西。国民党新六军指派少将许颍“监督”第五十八师，明眼人都知道是架空。棉衣、弹药层层盘剥，58师一次次被推到阵地最前线。弟兄冻死、饿死的画面，让王家善彻底寒心。

这时，地下党通过戴逢源多次试探王家善。起初，王犹豫：一旦行动失败，就是全师陪葬。但营口孤点难守、补给线被切、中央又拖欠军饷，所有迹象都在提醒他：留在原地只会死得更快。

1948年春节刚过，营口外围的炮声渐近。王家善加快了最后布置。他先把319团调出城外演习，换上一营亲兵驻扎礼堂周围；又以“防务革新”为由，收缴进入礼堂军官手枪——理由是“集中保养”。

25日下午两点，38名军政大员依次落座，礼堂门窗紧闭。王家善讲了不到五分钟，突然对副官说：“电报室急电，我去接一下。”他前脚刚离场，后脚警卫排冲进大厅，黑洞洞的枪口扫过人群。“都不许动！”一声厉喝定住全场。

外头街道早被控制。无线电台发出暗号，319团闪电回城，迅速接管师部、电讯、仓库、码头。至傍晚，营口全城光火尽熄，除少数抵抗者外，城市基本平静。

第二天清晨，辽南前线指挥部收到电报：“营口守军第五十八师及市政机关起义，全师官兵一万一千四百人，武器完整无缺。”王家善在电报末尾署名“东北野战军营口指挥部代字”，为自己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营口起义引发连锁效应。随后两周，辽南国民党守军多点松动，前线态势迅速倾斜。国民党内部有人感叹：“营口一丢，辽西门户洞开。”

1949年秋，第五十八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广东整训后北返。1950年10月，该军隶属志愿军首批跨过鸭绿江。高山丛林、零下三十度、敌机连番轰炸，志愿军50军在长津湖一度只剩骨干营。军部回传战报：“三二四团剩110人，仍坚守高地。”这一行字足以说明当年起义之师的血性。

作战间隙，王家善常站在指挥所外，沉默地望向冰雪。他没说过豪言，也不习惯自我标榜。有士兵凑上去小声议论：“王师长是不是忘了过年？”老兵答：“他在想怎么活下来。”一句玩笑，却道出战争残酷。

1953年停战，50军撤回国内。王家善调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后又分管辽宁省地方武装。1955年大授衔时，他身在地方体系，无缘军衔序列。有人替他惋惜，他只是摆手：“打过仗、干过事，比什么都实在。”

1979年3月，王家善病逝。遗体告别仪式简单到只有一束白菊，一个木匣装着当年真勇社留下的徽章。参加仪式的老兵站成两排，没有乐队，也没有礼炮，只有海风掠过营口港旧址的哨楼。

回到1948年那顿鸿门宴——如果不是那一声“都不许动”，东北战局或许另有安排；如果不是38人当场被扣，58师可能被拖入徒劳的消耗战。历史没有假设，但决断往往发生在看似寻常的一餐酒席、一通电话之间。

王家善的选择，被定格在2月的寒风里。他的命运与这座港口紧紧绑在一起，也与东北千千万万普通士兵的生命紧紧绑在一起。营口起义没有华丽辞藻，却让无数人逃离炮火，最终汇入新生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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