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金日成为何要求志愿军全部撤回国？毛主席如何批示的？

1956年4月的一天，平壤细雨初歇，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首都南郊召开。金日成脱下呢大衣，摊开一份电报，里面是他准备正式递交给北京的请求：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这一步骤，为何在战后第三年突然提上日程，背后因素绝非一句“想独立”就能概括。

要理解金日成的决断，得回到1953年7月27日签字那刻。停战协议把战线死死锁定在38线附近，但战争阴影并未散去。美军第8集团军依旧在南方集结，海上第7舰队不时出动，朝鲜半岛随时可能复燃。中方遂决定让部分志愿军留下震慑，同时协助重建。一开始，平壤对这安排并无异议，因为急需秩序与粮食。

变化出现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已完成“去斯大林化”初步转身，赫鲁晓夫向半岛传递的是“缓和”信号；而金日成则敏锐捕捉到：倘若苏联加大经济援助，朝鲜或许能摆脱对外部部队的依赖。更微妙的是，当年10月，中朝双方签订的第一批撤军计划，将19个师陆续送回鸭绿江北岸。朝鲜军方一部分人开始嘀咕：既然中国人能撤第一批，为何不一鼓作气？

另一重压力来自国内派系斗争。抗战时期在中国东北参加八路军的“延安派”，以及曾在苏联红军中受训的“苏联派”对金日成的“本土派”并不服气。志愿军留驻，在客观上等于给延安派壮胆。1955年秋，“延安派”陆海空三位高官联名发表文章，公开盛赞志愿军纪律，“胜似子弟兵”。金日成担心这种舆论再蔓延，恐影响自己集权，于是暗下决心：外援要有，但外军必须离开。

有意思的是，北京其实早就预见到朝鲜可能提出这一诉求。1956年初，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呈报《驻朝志愿军现状及撤离设想》，文件中强调两点：一是部队连续驻防三年，伤病增多；二是装备已出现更新需求，与其远距补给，不如回国换装。毛泽东在批示栏写下八个字：“循序撤军，礼让为先”。他并不排斥全部撤军，只是要看时机和双方协调速度。

就在这时，平壤对中国援助提出了一份体量巨大的贷款申请，其中既有化肥厂，也有千里马综合冶金基地扩建。周恩来翻阅材料后直言：“数字过大，恐难一次到位。”贷款被压缩后，金日成愈发觉得自己在北京面前讨价还价空间有限，干脆提出“自我防务”口号，要求志愿军尽快走人。

1956年8月发生的党内“地方工业部长事件”让矛盾彻底公开化，史学界称之为“八月事件”。当时部分高层借口人事调整反对金日成，平壤街头出现零星标语。中国驻朝代表团按常规劝和，但金日成误判为“试图插手朝鲜内部事务”。“请贵军撤离，可避免不必要误会。”他在致北京的一封私函中如此写道。

11月15日，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休会间隙，毛泽东、金日成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侧厅会面。气氛并不僵硬。毛泽东端着茶杯，轻声道：“如果你们觉得放心，我们可以全部撤回。”金日成几乎没做犹豫，立即表示欢迎，并附加一句：“届时外围防御还需指导。”这段对话，成为后续撤军方案的基点。

1957年3月，周恩来率团访朝。中朝双方确定撤军总人数、分批次时间表及物资处置方式。协议规定：1958年底前，志愿军完成三批撤离，所用营房、医疗站、仓库全部无偿移交朝鲜人民军，并辅以一揽子经济技术协定。周恩来在平壤火车站回眸，人群中有老兵含泪敬礼，这一幕随后被摄影记者记录下来，成为当年国内报刊上极富冲击力的战后影像。

撤军并未削弱中朝关系。1958年5月柳洞化工厂的奠基石旁，中方专家依旧身影忙碌；同年秋，丹东驶入的欧式机车满载钢轨与水泥。国际观察家原以为两国出现裂痕，事实证明仅仅是军事安排的再平衡。志愿军回国后，沈阳军区编设了“归国楷模宣讲队”，他们在20多个省市巡回讲述半岛经历，新兵们第一次真实触摸到抗美援朝那股硝烟味。

不得不说，金日成的撤军请求与毛泽东的从容批示，在当时复杂的冷战棋局里带来一笔轻微却重要的改动：半岛北方的国防指挥权回归本土，东亚安全格局却并未失控。1958年12月26日，最后一列装载志愿军的军列驶过鸭绿江大桥，夜色中汽笛长鸣，那声哨响正式宣告八年“志愿”使命落下帷幕。

今天检索当年资料，仍能看到那份毛泽东手写的“循序撤军，礼让为先”。八个字，写在红蓝相间的横格纸上，清晰、凝重，折射出新中国处理同盟关系的柔韧方式：既保持原则，又给对方留足面子；既顾大局，也顾同袍之情。1950年跨江而去，1958年凯旋而归，一段波澜壮阔的篇章，就此划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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