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康泽特赦后，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文章，激动到不省人事

1963年4月9日清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铁门缓缓打开。风有点凉，杨树叶子在枝头沙沙作响。宣读特赦名单的军代表刚喊出“康泽”两字，人群里那位头发花白、目光敏锐的四川汉子像被钉在原地，足足站了半分钟才抬脚。他走出大门时，连手里的毛巾都忘了拿，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

车子沿着长安街向东。街边书报亭里摞着最新一期《人民日报》，黑体标题赫然醒目：《在改造战犯问题上的几个原则》。康泽付了两角钱，把报纸夹在腋下，谁知刚翻到第二版，就看见毛主席署名的那段文字。字并不多，却像擂鼓，“对战犯改造要以政治感化为纲，让他们在劳动与学习中完成自我救赎。”他只觉得胸腔发闷，眼前发黑，报纸一松，整个人直挺挺倒在地上。路人惊呼，把他抬进协和医院，诊断是急性高血压并发心绞痛。

很多人不理解：一篇短文，怎么能让昔日军统骨干激动到昏厥？要弄清答案，还得把时间拨回十五年前的襄阳。

1948年7月17日夜，汉水边火光冲天，枪声夹着呜咽的号角。襄樊战役最后一声炮响后，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在西关一所民宅里被解放军小分队生擒。他没料到，那个自认“暂守襄阳、静待援军”的漂亮剧本，仅用十天就被撕得粉碎。押往平山途中，他嘴唇紧抿，只留一句低到几乎听不见的话：“我还有机会活着吗？”

平山收容所给了答案。伙食是大锅菜，却管够；木床不宽，却有干净被褥；审讯桌边没有皮鞭，只有一叠叠材料和一本《共同纲领》。康泽最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些外在条件，而是看守们对村民付钱买柴、还主动帮忙挑水。对比军统在乡间的所作所为，他第一次感到刺痛。一天夜里，他找到值班员：“能不能借几本书？”值班员笑道：“书里有答案，你慢慢找。”

从《资本论》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一页页读，圈出标记，旁边写满批注：“过去为何看不见？”“政权为了谁？”偶尔抬头，他会被自己写下的句子吓一跳。1948年冬，他动手写《自省录》，十几万字，开头竟是那句四川方言：“人要得活路，先要得明白。”看守审阅后，批了四个字：态度可嘉。

1949年10月，新政府成立未满月，康泽被转押北京。他在火车上望着窗外黑亮的铁轨，记下日期：“十月三十一日，雨。”接下来几年，他参加扫盲班，下田插秧，车间学车床。种种“土办法”把这位特务头子拉进普通生活。1958年，他在“战犯文艺汇演”舞台上朗读自编短诗，台下掌声断断续续，他却红了眼眶。

1959年头一批特赦公布，溥仪等人获释。管理所里议论声不绝，康泽却捧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琢磨，他有预感：终有一天自己也会走出去。不过他没料到“那一天”来得这样突然——1963年春天，第四批名单里真有“康泽”两字。

获释当天分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委员。档案室里堆着密密麻麻的卷宗，他熟悉这种味道，却第一次带着冷静的心态去触碰。半个月后，他把整理好的《渝南地下党被破坏经过》交上去，批示写道：“材料珍贵，态度诚恳，可用。”他心里踏实了。

也是那天，他在报纸上撞见毛主席那篇文章。短短一段，却直击他最柔软的神经。“这是政治，也是慈悲。”他后来对友人低声说，“没有这份慈悲，就没有今天的康泽。”话音刚落，他指着自己胸口，“这颗心，一辈子都是热的，只是以前跳错了地方。”

遗憾的是，连年高血压拖垮了身体。1967年7月，康泽旧疾复发，不治身亡，终年六十三岁。临终前，他把那张被汗浸皱的《人民日报》交给护士，小声嘱咐：“替我保存。”护士点头，却没想到报纸已几乎散成纸屑。

从黄埔学生、军统骨干，到功德林囚徒、政协文史委员，康泽在不同坐标上留下截然不同的注脚。有人评价他的人生“跌宕”，有人说“转身”，也有人冷眼旁观。但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写过一句概括：“真正的胜负不在枪口，在人心。”这句在白纸上留下的黑字，大概就是他晕倒在长安街边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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