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全球投资者正以惊人速度从印度撤资」，印度经济怎么了？

全球投资者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印度撤资”
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称，“伊拉拉资本”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投资者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印度撤资。从地域上看，7月以来撤资最多的是美国基金（10亿美元），其次是卢森堡（7.65亿美元）和日本（3.65亿美元），这表明投资者普遍撤退。这一趋势的核心是全球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的转变。印度在全球新兴市场基金中的配置已下滑至16.7%，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24年9月的峰值为21%。与此同时，中国的份额飙升至28.8%，反映出主动型基金经理的强势转向。对印度而言，持续的资金外流凸显了全球资本流动可能给国内市场带来的波动。鉴于印度在创业板投资组合中的配置目前处于多年来的低点，短期市场波动可能会加剧。

“全球投资者正以惊人速度从印度撤资”并非空穴来风。

2025年以来，印度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态势已成为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这一现象背后既折射出短期政策冲击，更暴露了印度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

一、撤资潮的真实图景：数据揭示的严峻现实

判断外资是否“加速撤离”，最直接的依据是资本流动数据，而印度近期的表现堪称“断崖式下滑”。

在股市领域，2025年全年外国投资者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资金已超过17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2023年200亿美元的净流入形成天壤之别，使印度成为亚洲外国投资组合资金流出最严重的市场。从撤资来源看，美国基金以10亿美元的撤资规模居首，卢森堡和日本基金分别撤出7.65亿美元和3.65亿美元，显示全球主要投资力量对印度市场的集体谨慎。这一趋势直接反映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印度在全球新兴市场基金中的配置比例从2024年9月21%的峰值跌至16.7%，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同期中国的配置份额已飙升至28.8%。

比股市短期波动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投资的退潮。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衡量经济体长期吸引力的核心指标，在印度遭遇历史性下滑：2024—2025财年，印度净FDI从上一财年的近100亿美元骤降至3.53亿美元，同比暴跌96.5%；到2025年5月，净FDI更跌至仅3500万美元，同比下滑98%，8月甚至罕见出现-6.16亿美元的负值。更值得深思的是，印度央行将这种异常波动解读为“市场机制成熟”的信号，反而凸显了对问题的回避态度。

资金外流已引发连锁反应：2025年以来卢比兑美元汇率下跌逾3.7%，印度基准股指Nifty 50罕见跑输区域内其他指数，企业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尽管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调“外资外流并不令人担忧”，且外资在印度公开市场的直接占比不足1%，但这种信心表态难以掩盖资本用脚投票的现实。

二、撤资背后：内外因素的双重绞杀

外资撤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全球环境变化与印度内部缺陷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外部冲击：全球资本流动与美国政策施压

美元走强引发的全球资本回流是新兴市场共同面临的挑战，印度也未能幸免。作为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新兴市场在美元升值周期中往往面临资本外流压力，而印度的脆弱性使其受冲击更为严重。

美国的针对性政策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25年，特朗普政府对大多数印度商品加征50%的高额关税，直接打击了印度钢铁、铝制品、纺织品等出口导向型行业，投资者对企业盈利前景的担忧持续升温。同时，美国大幅提高H-1B临时工作签证费用，将原本1500美元的年费飙升至10万美元，这对印度支柱性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造成致命打击——该产业依赖H-1B签证向美国输送技术人才，签证成本激增直接推高企业运营成本，削弱国际竞争力。

内部顽疾：投资环境的系统性缺陷

如果说外部因素是诱因，印度内部的营商环境缺陷才是资本撤离的根本原因。

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执法的随意性让外资望而生畏。印度法规体系庞杂且内容模糊，商业领域存在大量刑事处罚条款，推高企业合规成本。更严重的是“选择性执法”成为常态：小米被冻结48亿人民币资产，OPPO被要求补缴巨额税款，美国通用汽车2017年停止在印销售后，花了7年才解决员工补偿与税务纠纷。这种“引得来、留不住”的困境，使得外资对资产安全缺乏基本信心。

行政效率低下与市场机制僵化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阻力。企业从设立到注销需跨越多重审批，仅关闭子公司就可能经历漫长法律程序——2018至2022年间，退出印度的外资企业数量甚至超过新进入者。劳工法对裁员和工厂关闭的严格限制，让企业在经济波动时缺乏调整灵活性；土地所有权混乱导致征地困难，基础设施薄弱造成物流与能源成本高企，这些都成为外资撤离的重要推手。

此外，股市估值与盈利的背离也引发短期资本出逃。印度股市长期估值偏高，但企业盈利增长乏力：MSCI指数中印度公司2025年预计利润增长5%，远低于去年的8%，高估值缺乏业绩支撑，自然引发投资者获利了结。

三、印度经济的深层困局：光环之下的增长隐忧

外资撤离不仅是资本市场的“阵痛”，更暴露了印度经济长期依赖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制造业雄心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莫迪政府力推的“印度制造”战略实施十年后仍未落地：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既未能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也未实现就业拉动目标，吸引力甚至落后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这背后是“重口号、轻改革”的治理惯性——印度虽坐拥人口红利，但劳动力素质偏低、技术工人短缺，叠加僵化的劳工政策，使得制造业难以形成竞争力。

内需疲软削弱增长内生动力

私人消费占印度GDP的55%左右，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当前已显现明显疲态。2024年10月印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高达6.2%，而六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仅0.8%至5.4%，实际工资因通胀缩水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从汽车到饼干的各类商品销量均出现下滑。内需不足与外资撤离形成恶性循环：企业因消费疲软盈利承压，进一步降低投资意愿，最终拖累经济增长。

政策改革的“表面化”与“碎片化”

面对危机，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化外资审核流程，允许海外印度裔远程开户；央行推出11项改革，放松银行资本缓冲要求与企业海外借款限制。但这些措施多集中在金融领域，未能触及法律体系、劳工市场、土地制度等核心症结。正如加拿大菲拉资本经理西蒙斯所言，“金融放松管制是积极信号，但需要更深层次改革才能释放市场力量”。

四、前景展望：短期阵痛与长期挑战

尽管印度央行预测2025/2026财年经济仍将增长6.8%，这一增速在全球仍属前列，但已远低于8%的理想目标，且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短期来看，外资流出势头难以快速逆转。分析师普遍认为，只有当美国贸易与移民政策明确、卢比汇率稳定、股市估值回归合理时，资本才可能回流。而印度央行在关税战压力下外汇储备有限，稳汇率能力受到制约，进一步增加了短期波动风险。

长期而言，印度经济的潜力仍存——人口规模、市场空间等基础条件并未消失，但能否将潜力转化为实际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推进“刀刃向内”的改革。从清理法规体系、规范执法行为，到放开劳工市场、完善基础设施，每一项改革都需突破既得利益阻碍。若不能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外资坟场”的标签难以摘除，“印度制造”的雄心也可能沦为空谈。

资本的流动从来都是市场最真实的投票。印度经济正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是沉溺于“增长最快经济体”的光环，还是直面自身缺陷推进改革，将决定其能否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