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护士轻手轻脚整理林徽因的床铺时,手指突然被硬物划伤。掀开被褥,发现是三块边角锋利的故宫琉璃瓦碎块裹在枕套边缘,上面还沾着未干的颜料,旁边散落着几张画满了色彩小样的草稿纸。
此时的林徽因刚做完左肾切除手术,体重还不到70斤,脸色苍白如纸,说话都要喘着气。护士捏着冰凉的碎瓦片,看着她手臂上未愈合的手术疤痕,心疼得红了眼眶。
那这个被病痛折磨到极致的女人,为何要藏着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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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缠身:摘肾保命仍念国事
1930年冬天,林徽因在北平考察古建筑时突然咳血,经协和医院确诊是得了肺结核。《林徽因传》记载,当时肺结核被称为“不治之症”,医生叮嘱她静养休息,禁止劳累,可她一直放不下对古建筑的热爱。
抗战期间,她拖着病体跟着梁思成辗转西南,在云南李庄的破旧农舍里,一边咳血一边整理古建筑测绘数据,当时的日子苦到连桌椅都是用木板拼凑的。
长期的劳累让病情不断恶化,1947年,肺结核病菌扩散到了双肾,左肾彻底脓化,高烧不退的她被紧急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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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明确告知,必须立刻切除左肾,否则感染蔓延到心脏,最多只能剩下半年寿命。躺在手术台上,林徽因此时体重已经不足70斤,手腕细得能轻松握住,她颤抖着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可心里还在惦记着时局变迁。
手术历时三个小时,梁思成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抽完了整整一包烟,手指被烟蒂烫出红痕也浑然不觉。
《梁思成林徽因文集》中提到,术后林徽因为伤口感染化脓,高烧持续了一周,全靠从美国辗转运来的链霉素才勉强控制住了病情。
醒来后,她没有询问自己的身体状况,反而先打听北平古建筑是否在战火中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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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碎瓦片藏国徽灵感
1949年6月,新中国国徽设计征集工作启动,林徽因和梁思成接到了参与设计的邀请。此时的她刚能勉强下床,走路需要人搀扶,伤口还时常隐隐作痛,可她还是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国徽的核心颜色确定成为首要难题,林徽因认为,新中国的国徽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气质,而故宫的琉璃瓦红墙黄瓦,正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性色彩,最能代表民族底蕴。
她让助手从故宫修缮现场找来了不同朝代的琉璃瓦碎块,悄悄藏在病床被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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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所以偷偷藏着瓦片,是怕医生和护士看到后阻止她劳累。护士后来回忆,经常看到林徽因趁着没人,就从被窝里摸出瓦片,借着病房的灯光,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颜色变化,还会用指甲刮下瓦片上的颜料,小心翼翼地涂在草稿纸上。
为了调试出最贴合的红色与黄色,她反复比对不同瓦片的色调。明代的瓦红偏艳,清代的瓦黄偏暗,都不符合“新中国既传统又新生”的气质。
她忍着伤口疼痛,趴在床上一点点调和颜料,草稿纸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色彩小样,有的还沾着咳出的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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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坚守:十九次修改守中国味
国徽设计过程中,各类方案争议不断。有方案主张采用苏式国徽的构图,加入更多工业元素,也有方案提议沿用古代宫廷纹样,突出所谓“皇权延续”。
林徽因坚持反对这些意见,在设计说明中明确提出,国徽不是复古,也不是照搬,要体现新中国的人民性和民族性。
她坚持把麦穗、齿轮和传统纹样结合,为了画好麦穗,让助手推着轮椅带她到郊外麦田。她蹲在田埂上,忍着腰部疼痛,仔细观察麦芒的弧度和麦粒的排列,确保画出的麦穗饱满自然,代表丰收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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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齿轮的设计,她特意让梁思成去农机厂考察,记录不同齿轮的齿距和角度,确保既符合工业特征,又不显得生硬。
从第一版设计稿到最终定稿,林徽因和团队一共修改了十九次。每次修改,她都亲自把关,哪怕是一颗五角星的角度、一根线条的粗细,都要反复推敲。
有一次,因为过度劳累,她突然咳血,手帕被染红,可她只是擦了擦,就继续和团队讨论方案,直到确定每个细节都精准无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档案》记载,林徽因提出的“红底黄星+麦穗齿轮+天安门”的核心构图,最终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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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红色与黄色,正是源自她藏在被窝里的琉璃瓦,红色取故宫琉璃瓦的“朱红”,明亮而不张扬。黄色取“明黄”,温暖而有力量,成了新中国国徽的标志性颜色。
国徽诞生:心血定格中国颜色
1950年6月,国徽设计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林徽因躺在病床上,看着助手送来的最终修改稿,用颤抖的手拿起笔,在设计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时的她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只有一双眼神异常明亮,仿佛提前看到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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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梁思成把那些琉璃瓦碎块放在床头,静静端详。这些曾经被护士误以为是“废料”的瓦片,承载着她对国家的赤诚,也见证了她和病痛抗争的坚持。
梁思成握着她的手,看着那些沾满颜料的瓦片,眼眶发红,这每一块瓦片、每一笔色彩,都耗尽了她的心血。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当收音机里传来这个消息时,林徽因躺在床上,嘴角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她让护士帮她调整姿势,朝着天安门的方向望去,脸上满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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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国徽公布后,林徽因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开始频繁住进医院。可她即使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工作,继续参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整理之前没有完成的古建筑研究资料。
1955年4月1日,这位用心血浇灌出国徽“中国色”的建筑学家,带着对未竟事业的不舍,永远离开了人世。
她的离去,让建筑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先驱,也让人们铭记了一位在病痛中坚守使命的爱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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