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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东亚唐诗学研究走向深入 ——“2025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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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东亚唐诗学研究会、韩国渊民学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日本广岛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协办,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25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国际硕博生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日、韩、越、泰、马来西亚六国共160余人参加。


大会开幕式


查清华教授 主持

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璀璨瑰宝,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更以强大的辐射力跨越山海,深刻影响了东亚文明进程。从日本平安时代的唐诗抄写传播、朝鲜半岛的诗话评点,到越南李陈时期对唐诗的拟效,东亚各国既通过译介、注释让唐诗融入本土文化肌理,更以仿作、阐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诗接受传统,催生出具有国际视野的东亚唐诗学研究领域。本次会议,在前两届国际大会、一届青年学者论坛和国际硕博生论坛的基础上,就唐诗本体及其在东亚各国的传播与接受等论题展开全面深入研讨。

一、东亚唐诗学研究的传统、当下与未来

1日上午8:30在西部校区会议中心一号报告厅举行开幕式。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致欢迎辞。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指示为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唐诗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人类文明经历了狩猎、农业、工业、信息等不同的发展波段,唐诗一度承载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整个记忆、描述与想象。但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人类想象、表现世界的方式变了。当前人工智能异军突起,更促使学术、唐诗学研究出现新的形态,也赋予了青年学子重要的担当和使命。



陈恒校长 致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潘黎勇致辞表示,唐诗学是东亚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由马茂元、胡云翼、陈伯海等前辈学者奠定基础,于2014年成立的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正逐步成为海内外唐诗学研究的重镇。真诚希望学界同道以本届论坛为契机,一方面继续深化东亚唐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加快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创新,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传统文化现代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路径,让唐诗成为强化东亚民族情感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平台。


潘黎勇书记 致辞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陈尚君教授代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致辞。他着重阐发了什么是东亚唐诗、唐诗在东亚是如何传播的。他举唐中期有题诗的长沙窑瓷器在当时全世界的贸易扩张为例,说明唐代的商业交往以及唐诗传播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具有一定的视觉性。他回顾了东亚唐诗学研究会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肯定研究会成立几年来成就卓著,成为中外不同学者积极参与的一项集体文化事业。最后转达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的建议,强调唐代文学、文献研究近年出现多方面成果,唐诗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形成新的热潮,学者应适度“预流”关注。


陈尚君教授 致辞

韩国渊民学会会长许卷洙先生致辞。他指出,渊民学会与上海师大共同举办本次国际大会,意义非凡。朝鲜半岛自新罗时期,就通过献诗、遣唐使、设置科举考试制度等途径,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与文学交流,李白诗集、杜甫诗集等众多唐诗集传入朝鲜,掀起朝鲜学士研究唐诗、创作唐诗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次韩国也来了很多学者参会。期待渊民学会与中国唐诗研究界持续深入交流,致力于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许卷洙先生 致辞

开幕式安排两场共八位专家大会专题报告。第一场报告由上海大学董乃斌先生、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担任主持和评议。


董乃斌先生 主持评议


曹旭教授 主持评议

在第一场报告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先生在回顾既有唐诗学研究实绩的基础上,指出未来东亚唐诗学研究的三个发展方向:一是从传统中国进一步投向现当代中国唐诗学研究,二是延伸到东亚其他国家近现代的唐诗学研究;三是要探索西方新思潮、新方法对东亚唐诗学研究的渗透与影响。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基于《唐五代诗全编》的纂校经验,认为重建所有唐诗文献,一方面要系统汲取《全唐诗》成书以后中国传世典籍中的各种新发现,一方面要全面利用以日、韩为主的东亚丰富汉籍,并以日传白居易集为例分析东亚汉籍对于唐诗辑佚、研究的重要意义。


陈伯海先生 大会报告


陈尚君教授 大会报告

南开大学卢盛江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和“两创”思想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文学研究者需处理好古与今、中与西、史料与观念、专业与普及等关系,实现多层面转化创新。韩国高丽大学沈庆昊教授界定了联绵词的分类与范畴,认为韩国不同时代汉诗及汉文所偏好的联绵词不同,而唐诗中表现状态或声音的联绵词,直接影响了韩国汉诗的创作手法。


卢盛江教授 大会报告


沈庆昊教授 大会报告

第二场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教授和复旦大学杨焄教授担任主持和评议。


朱易安教授 主持评议


杨焄教授 主持评议

在第二场报告中,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认为,唐代文学研究具有文献整合、知识重构、体系建立的内在潜能与优势,通过重构相应概念、术语,改变思维方法,可以建构起具有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形成具有自我特征的话语体系。浙江工业大学肖瑞峰教授考察了唐代西湖诗的发展脉络,认为西湖诗发轫于初唐,盛唐渐趋成熟,至中唐元和、长庆年间,掀起以白居易为主导的洪峰,晚唐、唐末及五代又进入相对沉寂的阶段。


罗时进教授 大会报告


肖瑞峰教授 大会报告

广州大学戴伟华教授以刘禹锡与李白的异时空间叠合为切入点,探究在盛唐与中唐不同的时代语境、同一地理环境中刘禹锡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规避”现象,反映中唐诗人试图通过与盛唐诗歌对话,确立自身创作合法性与价值的方式。搜韵网陈逸云先生运用“知识图谱网”大数据对历代集句诗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结果显示唐代诗人被集句频次呈现明显梯度分布,印证了杜甫作为唐诗典范的全方位影响力,揭示出李商隐代表的晚唐诗风在宋元以降的持续发酵,以及名家名句在集句诗中的重新赋能与持久生命力。


戴伟华教授 大会报告


陈逸云先生 大会报告

11月2日上午8:30,在西部商学院一楼报告厅进行第三、第四场共8位专家大会专题报告。第三场大会专题报告由日本东海大学佐藤浩一教授、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担任主持和评议。


佐藤浩一教授 主持评议


杜晓勤教授 主持评议

在第三场大会报告中,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首先考证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藏《七才子诗集注解》批点者龙草庐的生平和著述,接着考论了龙批本递藏之迹与底本情况,并对龙批本的体例与内容、文献价值、理论价值进行系统阐发,揭示出此书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日本东海大学佐藤浩一教授以森鸥外为引子,发现医生是江户时代最核心的汉籍接受群体,进而分析了森鸥外在汉籍翻译观上的革新性,以及汉文训读作为一种翻译形式的便利与偏颇。


胡可先教授 大会报告


佐藤浩一教授 大会报告

兰州理工大学杨晓霭教授对李白诗歌的文本传播、图像传播、音频传播、视频传播及交互传播进行梳理,指出当今多模态传播尤其是交互模态的传播,使李白文化热迅速掀起,李白诗歌的传播更加快速而大众化。西北大学郝润华教授系统调查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汉籍,指出其数量和种类都十分丰富,其中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寒山诗集的各种珍本,文献价值不可低估,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唐写本《赵志集》、五山版《五百家注音辩韩昌黎集》等均极具版本与校勘价值。


杨晓霭教授 大会报告


郝润华教授 大会报告

第四场大会专题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严明教授、吴夏平教授担任主持和评议。


严明教授 主持评议


吴夏平教授 主持评议

在第四场大会报告中,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教授梳理了杜甫《北征》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接受,认为朝鲜时代文人通过童蒙教育阅读和记诵、雅集活动和日常吟诵、比较《北征》与其他唐代名篇、同题诗和续及次韵等,确立了《北征》的经典地位与独特美学价值。深圳大学左江教授以朝鲜汉文学中的分韵杜诗为研究对象,认为朝鲜文人杜诗分韵分为集体分韵与个人分韵两种情况,个人分韵赋诗更为复杂丰富,朝鲜文人用杜诗分韵还有长时段的传承现象,将分韵作品进行全景、长程、综合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杜诗的阅读史、接受史。


王红霞教授 大会报告


左江教授 大会报告

西南交通大学刘玉珺教授聚焦于杜诗在越南的流传,指出杜诗从字句、技法到诗境被越南早期汉诗多层模仿,且经诗论推崇、皇室研读、科举制度及喃文翻译深入流传,成为越南汉文学典范,同时也构成越南本土经典建构与文化身份塑造。扬州大学柏红秀教授探讨了中唐音乐雅俗流变及其与韩愈诗歌创作的关系,指出唐德、顺、宪、穆宗四朝俗乐相当活跃,此时诗乐关系密切,而韩愈既能与流俗保持一致,又能抗衡流俗,大力创作古体诗和在古体诗上作创新性的拓展,表明了中国传统诗歌雅正观念的生生不息,以及传统士大夫对于诗道精神的自觉担当和诗风的主动引领。


刘玉珺教授 大会报告


柏红秀教授 大会报告

二、唐诗体制、文化与传播

1日下午14:30-17:50,会议分六个主题分会场和两个硕博论坛继续探讨。由上海大学李翰、中山大学叶跃武、北京大学李成晴、浙江工商大学王书艳、复旦大学杨焄、武汉大学钟志辉、华东理工大学傅蓉蓉、延安大学杨绍固、兰州理工大学钱得运、海南师范大学李杰玲、香港树仁大学许建业、山西大学张景昆、武汉大学孟国栋、浙江大学仲瑶、天津师范大学傅新营、延安大学董璐、嘉兴大学王顺贵、山西师范大学高超、《学术月刊》编辑部张曦、延边大学韩继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旭、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张慧玲、黑龙江大学王成、中国海洋大学田娟等担任各场论坛主持和评议人。

论坛第一分会场围绕“唐诗体制与创作艺术”主题展开研讨。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李思弦对照《文镜秘府论》中“蜂腰”“龃龉”二病,概括出齐梁至隋唐时期出现的五言诗“句内调四声律”,并指出同书“诗章中用声法式”所列诗例是符合该规则的典型例句。南开大学文学院郝若辰通过对《全唐诗》古体作品进行分体裁和时段的全面统计,发现体现为出句尾字声调规则的“上尾-鹤膝”系统深刻塑造了唐代古诗体式,直到中唐以后平仄二元化进程完成,“上尾-鹤膝”系统才效力渐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项鸿强指出齐梁五言诗的“解蹬”句式因句式灵活、便于构思而蔚为风潮,后经初唐崔融、李峤等人的概括总结与大量实践,成为享有盛名的“飞动体”。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杨照辨析了盛唐时期八句五古与五律两种诗体间的分化与互参关系,五律在用韵、对仗等方面影响八句五古,而八句五古又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影响五律。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叶跃武剖析白居易近体诗创作的前后期之别,前期以近体诗抒情酬答,后期则赋予近体诗讽喻比兴与表现闲适的功能,并指出白居易尝试从诗歌彰显的人格精神出发,建立新的诗学判断标准,以提升近体诗地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丁震寰发现大部分诗人存在推尊盛唐七律与学习中晚唐七律的矛盾,认为产生该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晚唐七律的风格特征与七律诗体本身的应然风格相近,天然地成为后世诗人学习的范本。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黄琪总结了唐诗名词句的思维原理、创作机制与句法功能演变,指出其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独特的句法创造。上海大学文学院李翰从叙述时空、叙述意涵、叙述语言等三方面考察李商隐七绝的叙事性,并引征诗例串讲论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回归文学本体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范式。


第一分会场(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成晴取敦煌莫高窟维摩经变壁画、司空图《书屏记》、日本平安时期的诗屏文献与白居易《题诗屏风绝句并序》进行诗序互证,考察了唐人“题诗屏风”的传统。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王书艳指出“遥想”是唐代诗坛普遍使用的一种艺术手法,通过“遥想”可以跨越现实的物理时空距离,从而虚拟出基于事实而非现实的可能世界。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王新荷分析唐代昭君诗主题对前代的突破,认为唐代昭君诗经历了由个人命运到国家民族福祉、由“苦难叙事”到“价值叙事”、由“同情昭君”到“追问根源”的转变。泰州学院人文学院蒋瑞琰以中唐士人的乐人诗歌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唐士人借助“乐人墓”“乐人旧宫”等代表废墟观念的乐人符号,寄托了对盛世消逝的深切叹惋。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梁兴指出唐人对司马迁直言获罪、幽囚受辱的经历与千秋良史、世所共知的才华高度共情,并通过诗歌吟咏与司马迁产生穿越时空的共振。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张钊指出李绅晚年所编《追昔游集》具有政治自辩的用意,但同时又以脱略叙事、偏重内心感触的写法,透露出幻灭悲凉的意味。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吕明凤分析了自杜甫至晚唐诗人对马嵬坡事变的记述,指明其中存在由讽杨到为杨辩冤,再到讥讽玄宗的主题变化。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韩达指出孟浩然山水诗所呈现的“以古入律”、标举清雅等特色皆与其玄学思维密不可分,理解作为“玄学家”的孟浩然是进入盛唐山水世界的新路径。


第一分会场(二)

论坛第二分会场围绕“唐诗与文化”主题展开研讨。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傅蓉蓉通过对南宋禅宗画家梁楷、牧溪与日本室町画僧雪舟等杨作品的图像熵模型分析,揭示了雪舟等杨的画作构图本质上是对南宋禅宗绘画构图的日本化转译。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肖大平综合考察了韩国国学振兴院所藏唐诗题画的题诗特征、题诗方式与所题诗歌的文本变异。韩国成均馆大学全希真探讨了李白《蜀道难》对朝鲜后期文人画家沈师正晚年代表作《蜀栈图卷》的影响,指出诗中夸张想象与神话意象所隐喻的人生困境与政治挫败,引起晚年沈师正的深刻共鸣。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哈雪英考察了后世画家对唐代“荔枝贡赐”事件的多种绘画作品,指出该事件在画本空间的描绘中呈现出从贡到赐、从驿路到宫廷、从动态到静态、从讽喻到娱乐的“去历史化”转变。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胡秋妍考释了流行于唐宋时期的大曲《剑器》的舞蹈和乐曲的演变历程,指出其在演变过程中衍生出多样文学形态,不仅扩大了文学表现空间,亦丰富了文学表现力。湖北武汉文华学院非遗中心中华汉诗舞研究所穆兰分析日本“诗舞道”流派中“唐诗起舞”现象的历史成因与艺术特征,为当代唐诗艺术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启发与借鉴。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李正阳指出“禅”字佛源词在唐诗中经历了由宗教术语向诗学语汇的双向语义转化,为中古汉语词汇史和佛教中国化语言适应提供了典型案例。


第二分会场(二)

复旦大学中文系杨焄考证了唐代韩益《悼亡诗》“去年十月备婚仪,岂料今为断草时”中“断草”的含义,指出其即唐宋丧葬仪式中的“斩草”,具有“断恶鬼,安亡魂”的作用。武汉大学文学院钟志辉从地域出身与政治权力两个角度解读了“骂知章作獠”,点明盛唐南方士人在朝为臣的的尴尬处境。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聂清风指出洛阳为白居易及其友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使其在“出”“处”之间可采取更灵活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白居易洛阳诗歌中隐与闲适两大主题。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俞沁指出唐代带有文治意味的禹庙诗大量涌现,与地方官员倡导儒术、实施教化的治理方略及文学干预政治的创作观念变化有紧密关联。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刘晓指出唐代文人的药物馈赠及其文学书写意义独特,既关乎文人的摄生卫生,又关乎文人个体之间、朝野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还是文人展示知识结构的窗口。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杨绍固梳理了陕西地区出土的七至十世纪碑志文献,揭示了朝鲜半岛移民迁徙至陕西的历史原因,探讨了半岛移民与本土的跨区域文化交流。绍兴文理学院鲁迅人文学院潘伟利指出八世纪以后的中日往来大都经由浙东运河,遂将有形的浙东唐物和无形的浙东文化带至日本,构成了平安朝唐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分会场(二)

论坛第三分会场主要围绕“唐诗集的传播与接受”展开研讨。中国矿业大学文艳蓉通过对“敕撰三集”受容盛、中唐诗歌情况的分析,指出平安初期汉诗人力图与中唐诗坛同步俱进的共时性倾向。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吴夏平以令狐楚奉敕编选《御览诗》时根据传统儒家诗学修改所选诗歌的典型个案,考察了唐代宫廷诗歌话语体系建构与形塑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钟书林指出顾可久《唐王右丞诗集注说》作为明代第一部王维集单行注本,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但在有关王维诗歌文学性、艺术性的剖析与揭示上不无独到之处。山西大学文学院张景昆分析了杨士弘《唐音》在丽末鲜初传入朝鲜半岛后对朝鲜汉诗发展的意义,指出其既是诗学教育的范本,又是引导诗风由宋转唐的重要推力。南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钱念纯指出高棅《唐诗品汇》在朝鲜时期文人之间流传甚广,被推为至高的学唐典范,且影响了朝鲜自编唐诗选本的编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胡凌燕探讨了《李峤百咏》对“敕撰三集”、菅原道真咏物诗以及平安句题诗中咏物风尚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唐梓彬指出《千载佳句》的唐诗选句注重无常叹息与触物生情,融入“物哀”美学的审美原理与艺术结构,从而重构唐诗的“经典性”,形塑出具有本土审美特质的“唐诗”典范。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许建业介绍了江户时代《唐诗选》衍生书籍中最为独特的《唐诗选歌留多》,指出其版本样态与《小仓百人一首》歌牌相似,其图像袭自《唐诗选画本》而又有所变化,其竞玩吟唱的传统更是流传至今。


第三分会场(一)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芳亮对江户前中期《唐诗选》的传播情况做了补正,提出《唐诗选》在江户前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中期古文辞派学者对《唐诗选》的各色版本及周边文献已有较充分的认识。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钱得运认为蒋一葵注解《唐诗选》不仅简易平实,便于读者阅读,还对李攀龙选诗局限有一定补正作用,因此成为当时诸多唐诗选本中最流行的一种。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张波归纳了江户时代《唐诗选》衍生本的四大系列——辑校本、翻译本、注解本、文图本,认为通过这些衍生本可窥见《唐诗选》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与演进历程。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杰玲考察了和刻本《二白诗选》,指出日本诗僧选录白居易、白玉蟾之诗合刻,是因二人之诗既合佛乘,又契禅机。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沐向琴指出白居易的行卷、习作集、乐府诗集、唱和集等多种小集对《白氏文集》的最终编纂具有奠基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王丽华从佚诗考据与文本溯源入手,考察了青木正儿如何在中日文献资源的对读中重建李白诗文的真伪体系,以及这种学术路径对后世李白文本研究的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林雅馨指出明治诗家野口宁斋格外关注与《三体诗》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与诗学话题,并介绍了其所著《三体诗评释》的多种评释方法。


第三分会场(二)

三、东亚场中的唐诗受容与影响

论坛第四分会场围绕“唐诗的传播形态与接受历程”展开研讨。武汉大学文学院孟国栋论述了唐诗在写本传播、刻本传播与翻译传播三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物质形态和传播特征。韩国延世大学许敬震分析了其所自藏的九种推句文献,结果表明唐诗、宋诗、陶潜及谢灵运诗作依次形成推句、抽句、聚句。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傅新营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泰国开始有规模地翻译唐诗,得益于泰国诗琳通公主的倡导和各大学中文系的设立,泰国唐诗翻译的质量越来越高,近年来更有聚焦唐诗研究的倾向。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董璐探讨了骆宾王《易水送别》经《唐诗选》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汉诗、和歌、俳谐及汉文学教育领域的传播与本土化改造。西北大学文学院任雅芳考察了现存李白集的诸多后序在写本流传及写印转换阶段中体例的变迁,爬梳了后序向跋文转化的演进轨迹并分析其原因。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童程梳理了王湾《次北固山下》逾1300年的接受史文献,详细揭示了此诗的经典化过程。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罗智伟揭示了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对韩愈诗学思想和诗歌技巧研究的意义,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跨文本、跨时代的比较视野与批评范式。


第四分会场(一)

宜春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但白瑾指出日本五山禅僧的题“蓝关图”诗与江户早期士林诗人的“关雪诗”是日本接受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独特题材。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徐梦周探讨了和歌这一体裁对白居易《李夫人》诗的本土化重写与情感结构的重塑,为跨文化古典接受研究提供了范式。韩国成均馆大学吴美花通过比较柳宗元永州期间所作《巽上人以竹间茶器见贻》与朝鲜丁若镛海南流放期间所作《茶罐记》,探讨了“茶”在流放处境中所承担的精神超越意义。浙江大学文学院仲瑶探讨了古典“意境”范畴的生成与玄学“玄心独照”“应物会心”、佛禅“以心照境”“心入于物”两种审美观照方式的关联。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何哲涵认为唐代应制诗的产生,通常会经历应制诗本、唱和诗集、诗人别集等不同的文本载体,而诗歌的文本形态也随着载体的不同产生变化。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沈笑颖论述了初盛唐礼乐典范《破阵乐》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揭示出域外政权接受《破阵乐》时的臣服性模仿与慕强性追攀心态。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查清华论述了在东亚视野下开展唐诗学研究对于显示唐诗艺术典范性、唐诗意义丰富性及其文化精神完整性的重大意义,并对近期出版的“东亚唐诗学书系”做了介绍。


第四分会场(二)

论坛第五分会场围绕“汉诗创作与唐诗接受”展开研讨。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王连旺认为五山时期的唐诗接受具有接受对象更广泛、接触途径更多元、受容方式更丰富的特征,并指出宋代文学对五山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高超探讨了日本汉诗所塑造的“文化中国”形象,并由此反观形象背后所传递的注视者、吟咏者、书写者“我”的形象内涵。云南大学文学院段天姝考察了日本中世至近世禅林联句的发展脉络,指出演变并非单向度的“日本化”或“汉诗化”,而是本土和文学传统与汉诗典范之间的持续角力与调和。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徐川以大典显常所著《学语编》《尺牍式》及其所整理《诗语解》《文语解》《唐诗集注》等为例,考察了江户时代汉诗文习作中对唐诗的摄取。浙江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王冰慧分析了平安朝东宫学士群体利用韵书、类书、训读标识等工具开展汉诗创作的过程,揭示了汉诗于异域生成的另一种路径。嘉兴大学中文系王顺贵讨论了宋诗核心议题、作家作品、批评方法与理论在日本诗学中的大体接受情形。湖南理工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雒志达指出服部南郭《咏怀十五首》是继承中国五言咏怀诗歌传统,在政治失意后创作的自传体组诗,因南郭本人转益多师、重视在精神上步趋前贤,故组诗能做到尺寸古法又不落窠臼。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薛欣欣以陈元赟、朱舜水为例,揭示了明遗民对江户早期诗学思想的启蒙作用。


第五分会场(一)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梁旭璋探讨了身兼南画家、煎茶家与汉诗人三重身份的田能村竹田所咏茶诗与江户煎茶文化发展流变的互动关系。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韩继镐指出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的七首“效体诗”分别效仿崔国辅、沈亚之、李商隐三家诗风,其在创作中立足女性视角转化唐诗范式,达到了“未尝不似而未尝似”的境地。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李祥旭分析了高丽与朝鲜引入科举制度、学习唐代试律诗,并逐渐发展本土化的诗作形式,从而影响后世科举诗写作的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刘畅指出高丽中期李仁老、李奎报、林椿、吴世才等诗人继承唐宋诗学观念,吸收转换唐诗的风格与技巧,从而创作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汉诗。武汉大学文学院安生细致解读了关于“喜晴”唱和与“喜雨”献赋两大关联性“文学事件”的中、朝两国文献,揭示了朝鲜汉文学在历史合力作用下发展演进的动态过程。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殷星欢探讨高丽中期士人对宋人“以故为新”观念的接受与拒斥,观察高丽中期自身语境下“新意”诗论内涵变化,指出其变化是由外来文化输入与本土政治、文化变动等因素共同塑造。红河学院新闻传媒学院陆小燕指出越南阮朝潘清简《巴陵草》中的海行诗继承中国和越南的山水诗传统,将诸多经历以山水诗形式加以表达,以异域空间的经验为传统山水诗进行扩容。江苏海洋大学中文系杜松梅考证了吴乔《西昆发微》的完成时间应为顺治十六年(1659)前后,初刊时间则为康熙十七年(1678)后不久,并对该书的诗学价值做了揭示。


第五分会场(二)

论坛第六分会场围绕“杜诗生成、传播与接受”展开研讨。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黄鸿秋考察杜诗起调与诗歌体式及篇法结构的联动关系,揭示了杜诗乃至古代诗学体系中一种独特的艺术互动原理与机制。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王天娇指出安史之乱后,杜甫的疾病书写改变了既有的“卧疾闲居”诗歌话语,转为以“老病客居”为核心,由此建构起新的疾病美学范式。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王治田解读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的诗旨和意义,指出诗中呈现出“世俗世界(烦热)—诗意世界(清凉)”的二元对立关系。江南大学诸佳怡认为杜甫在夔州诗中,借助夔州风俗下名物的生存处境来刻画人情义理之丧,揭露政治失德、阴阳失序下社会风俗的沦丧。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其秀指出傅斯年图书馆藏《杜工部集》抄本保存着吴若本编次的重要信息,并考察了宋本《杜工部集》、吴若本、九家本、黄氏补注本等宋代重要分体本杜集的编次源流。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张慧玲从李东阳对杜诗声韵的探究、对杜诗句法的效仿、对杜诗意象的发掘、对杜甫精神的继承等方面,辨证了马工程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所谓李东阳“对杜甫不甚心仪”的论断。湖南女子学院彭睿认为朝鲜时代文人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已超越阅读、品评等审美评价层面,进入系统性的诗学技术传承。


第六分会场(一)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王成回顾了近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朝鲜杜诗文献的研究,提出研究广度与理论深度皆有待拓展与深化,朝鲜杜诗文献研究领域仍有较大学术生长点。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田娟梳理了朝鲜朝至今的杜诗翻译史,阐明了历史语境嬗变下的三种翻译模式,分析了目前包括韩国汉诗翻译场域的现状与困境,确认翻译对于彰显、延续汉诗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旭对朝鲜时代官方编纂的《纂注分类杜诗》做了底本溯源,通过分析该书的注释内容,厘清了编纂者阅读杜诗、获取杜诗知识、理解杜诗的过程。韩国东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刘婧考察了由朝鲜孝明世子所编、现藏韩国奎章阁的稿抄本《杜诗选》的底本来源、编纂体例、注释内容与编选宗旨。越南太原师范大学阮红玲系统考察了杜诗在越南阮秉谦(Nguyễn Bỉnh Khiêm)、阮劝(Nguyễn Khuyến)以及笔名为秀昌(TúXương)的陈济昌(TrầnTếXương)等重要诗人创作中的接受历程与创造性转化。西南交通大学文学院张宗美对安东金氏金昌集所作《七歌》与杜甫《同谷七歌》的章法与声律做了比勘,揭示出《七歌》对杜诗的因袭与变异,并指出《七歌》中所体现的安东金氏“尊明义理”的家学底色与朝鲜士林的道统自觉。


第六分会场(二)

四、唐诗文献、意蕴与接受

大会设国际硕博生论坛两个分会场。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李贵、吴夏平、钟书林教授、西北大学郝润华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刘芳亮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文艳蓉教授、郑州大学王连旺教授担任各场主持和评议人。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一分会场以“唐诗意蕴与唐诗接受”为主题展开探讨。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新萍指出杜甫夔州诗中的历史废墟意象可分为“实体废墟”与“虚体废墟”,二者彼此呼应、共构一体,既呈现出废墟空间独有的美,又承载着杜甫对历史兴衰的忧思、时代变迁的体认,以及其精神寄托与人格理想的投射。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贾玉娜通过分析前代咏蟾诗作并运用“以杜证杜”法,指出杜甫“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两句并无特殊喻指,只是实写月中景象,以点染烘托诗人叹于戎马生郊、伤于流离漂泊的哀思之情。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杜晗认为“悲老”叙事构型自沈炯《长安少年行》发端,经初盛唐刘希夷、崔颢等诗人发展,到中唐元稹、白居易等诗人笔下蔚为大观,并分析了早期“悲老”叙事作品的“语法”问题与中晚唐“悲老”叙事作品的新面向。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徐新源发现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中的五言八句往体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体诗,而是遵循永明声律理论的作品,并由此扩展到晚唐诗人的整体创作,指出四声律在晚唐仍有一定影响力。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徐策考察了段成式《寺塔记》“序文+记文+辞+语”的文本结构,指出“辞”中所载唐人联句唱和之诗涉及多种不同体裁,具有切磋诗艺的目的。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一分会场(一)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郑杨杨指出韦应物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影响超越古今之隔,远及日韩诗坛,并以寇准“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对该句的反哺,以及绘画作品与该句的互动为例,揭示了该句所具有的自由的阐释空间。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周月汇聚多种文献,系统梳理七绝《清明》的成诗积累及文本流变实况,指出唐迄北宋为积淀期,南北宋之际为成型期,南宋为化用与著录期,宋末元初为经典化期。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唐小媛指出宋代论诗评诗之风从多方面影响了宋代韩诗注释的最终呈现,而“注中含评”“注评结合”的模式又影响了后世独立的诗歌评点样式的生成,二者共同完成了韩诗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嘉欣通过比较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与《杜工部诗集辑注》的注释特征,指出朱氏在李商隐诗注中寄托了个性化遗民情结,而在杜诗注中回归了专制政权下士大夫温和忠厚的群体情感。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一分会场(二)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二分会场以“唐诗的东亚传播与影响”为主题展开研讨。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霍艺颖指出江户经学家平贺晋民以《唐诗选夷考》驳斥当时的流行注本《唐诗训解》与《唐诗句解》中的穿凿解读,主张唐诗阐释向文学性回归,因而在唐诗阐释史上具有独特价值。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格格解读《文华秀丽集》序文,综合中国文论原典与日本学者的先行研究,辨析了序文中“气骨”“轻清”“绮靡”“艳”等概念的具体内涵。中国海洋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准梳理归纳了宇都宫遯庵《杜律集解详说》所征引的12家中国古代杜诗注本:宋元杜注伪王注、千家注、刘辰翁批点、赵汸注、虞集注;明代杜注邵宝集注、单复注、薛益集注;清代杜注钱谦益注、朱鹤龄注、顾宸注、张远注。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周玮璞考察了日本内阁文库藏旧刊本与庆尚道本两部朝鲜课本《李太白文集》的版本源流,指出二本皆属乐史本系统,庆尚道本更是乐史本系统下现见最早的完整李白文集刊本,颇具文献价值。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二分会场(一)

日本广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师思齐探讨了明治时期基督教资料将杜甫纳入其话语体系的独特现象,指出其既映现了汉学与西方伦理的对话与碰撞,也显示出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再认识与重构。日本关西大学博士研究生刘昱江考察了林家旧藏《元氏长庆集》与《鹅峰林学士诗集》,指出林鹅峰指导门人加点《元氏长庆集》并写诗“记录”与元稹相关之事,推动了元稹诗文集在日本的接受。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悦指出由于画作流传、地理差异等因素,中国文人理解王维“雪中芭蕉”是“未败之蕉”,且存在对画作写意与写实的争议,而日本江户文人则多将“雪中芭蕉”视为败蕉,并将其作为典故运用于诗、画作品中。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姣指出日本汉诗中的“樱柳”书写萌芽于奈良朝,定型于平安朝,又在后续时代不断丰富与深化,而其发展的每个阶段皆是中国古典诗歌滋养与日本本土审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沈儒康梳理了洞庭形象在日本汉文学中的流变过程,日本汉诗人虽然缺乏洞庭的实地经验,但凭借记忆与想象塑造了心目中的洞庭,是为其维持汉诗人身份认同的尝试。


国际硕博生论坛第二分会场(一)

11月2日上午10:30,大会举行闭幕式,由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叶跃武、武汉大学钟志辉、兰州理工大学钱得运、延安大学董璐、山西师范大学高超、黑龙江大学王成等六位学者分别就第一至第六分会场的研讨作汇报总结。


闭幕式现场


胡可先教授 主持

随后进入硕博生获奖论文颁奖仪式,陈尚君、许卷洙等先生为获奖学生颁奖,表达对后学新秀的殷切期待。颁奖仪式后,全场举行陈翀教授追思会,深切缅怀陈翀教授为中日学术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等奖颁奖现场


二等奖颁奖现场

三等奖颁奖现场

东亚唐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教授对此次国际大会进行总结。指出会议研讨展现出宏观视野与微观实证的有机结合,青年学者和硕博生的表现体现了东亚唐诗学研究这片沃土生生不息的力量。他进而揭出未来东亚唐诗学研究的几个前沿发展方向,强调学者要建立长远的学术规划,稳步推进,将一生的学术潜力尽数绽放。

杜晓勤教授 大会总结

最后,东亚唐诗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查清华教授致闭幕辞,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包容,自上届年会至今的两年来,国内外学界在东亚唐诗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期望各位学者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潜心治学,守正出新,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继续在东亚文化的视野中大力推进唐诗学研究。

据悉,本次论坛从10月31日开始报到,为期两天半。会议的举办,使更多专家学者及新生力量参与到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中来,营造了良好学术氛围,促进了唐诗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大会合影

来源:黄鸿秋 沈儒康(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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