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不顾母亲反对，从工厂辞职去公安上班，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傍晚，1990年12月，我站在家门口，手里捏着那张刚拿到的公安招考录取通知书，心跳得像擂鼓。

也是这一年我不顾母亲的反对，辞掉了工厂的工作，转而去了公安，之后的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屋里，母亲正弯腰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显得格外苍老，她抬头看见我，眼神里先是惊喜，随即又沉了下去。

“小军，你又在想啥呢？”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知道我这几个月一直偷偷复习公安考试的书。

我深吸一口气，把通知书递过去：“妈，我考上了，市公安局招人民警察，我被录取了。”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柴火“啪”地掉进灶里，溅起一串火星，她没接通知书，只是盯着我，眼睛慢慢红了：“你疯了？厂里铁饭碗不要，去当警察？那是玩命的活儿！你爹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兄妹三个容易吗？”

我懂母亲的担心，那年我26岁，在县办机械厂做了八年车工，技术过硬，师傅们都说我迟早能评上高级工，厂里福利好，每月工资52块，还分房、分煤球，日子虽紧巴，但稳当。

可我心里总憋着一股火，车间里机器轰鸣，油污味呛得人头晕，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螺丝钉似的拧下去。

更重要的是，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国家开始大规模招警补充基层力量，县里贴出布告，说只要中专以上文化，通过体能和笔试，就能进公安局。

我夜里偷偷把车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借回来啃，啃得眼睛布满血丝，厂里老工人笑我：“小军，你这是要上天啊？”

母亲反对得最厉害，她是典型的旧社会过来人，丈夫早亡，守着三个孩子苦熬，她总说：“当工人饿不死，当警察容易死。”村里以前出过一个民警，追逃犯时被捅了三刀，没抢救过来，那事成了母亲心里永远的疙瘩。

那天晚上，我们娘俩吵得天翻地覆。母亲拍着桌子哭：“你走了，家里谁养？我跟你妹子喝西北风啊？”我妹妹那时刚上高一，学费一年要交40块，对我们家是笔大数目。

我红着眼眶吼回去：“妈，就是因为家里穷，我才要去！警察工资高，还有补贴，评上三级警督一个月能拿80多块！”

母亲被我吼得愣住了，突然抓起炕上的擀面杖作势要打我：“你翅膀硬了是吧？明天就去厂里把辞职报告收回来！”我跪在地上，头磕得咚咚响：“妈，我意已决，您就成全我吧。”

1991年3月，我穿上崭新的藏青色警服，胸前别着警号“034567”，被分到城关派出所户籍室，第一次站到户籍窗口前，我手抖得连印泥都按歪了，老民警老王拍拍我肩膀：“小伙子，别紧张，慢慢来。”

那一年夏天就迎来了一场洪水，县里连续下了半个月暴雨，河水决口，半个县城被淹，派出所全体出动，划着橡皮艇挨家挨户转移群众。

我和老王一组，救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水已经没到她胸口，她死死把孩子举过头顶，自己却快撑不住了。

我跳进水里，一把抱住孩子往艇上送，可那水流湍急，我脚下一滑，整个人被冲出去十几米。老王拼了命把我拽回来，我呛了好几口泥水，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那儿了，上岸后，我吐得天昏地暗，老王递给我一支烟：“小子，怕了？”

我咧嘴笑，牙齿上全是泥：“怕啥，这不活得好好的。”那次抗洪，我们所荣立集体二等功，我个人也记了三等功，工资一下涨了12块，年底还发了300块奖金，我揣着钱回家，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看见我风尘仆仆的样子，眼圈又红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像一棵野草疯长，1993年，我被调到刑侦大队当侦查员，第一次出外追逃，是去东北抓一个抢劫杀人犯，那家伙躲在黑龙江一个偏僻林场，我和搭档老李扮成收林子的商人，蹲了三天三夜，终于在雪夜把他堵进死胡同。

抓捕时，那家伙掏出匕首就往我脖子抹。我本能一闪，膝盖顶在他肚子上，一记手铐把他铐住，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母亲说的“玩命”，是啊，真的是玩命，可当我押着罪犯回县城时，看见受害者家属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又觉得一切都值了。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1997年冬天，我在抓捕一个贩毒团伙时，左腿被砍了一刀，伤口深可见骨，住院整整三个月，医生说差一点就要截肢，那段时间，母亲守在病床前，天天给我熬鸡汤，头发一夜白了一半。

出院那天，我拄着拐杖，母亲扶着我，一步步往外走，阳光很好，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银霜，我突然鼻子一酸：“妈，当年要是不听您的，我现在可能还在厂里车零件呢。”

母亲停下脚步，摸着我的警服领子，声音沙哑却坚定：“傻孩子，妈后悔过，可现在不后悔了，你这身衣服，值！”

转眼到了2000年，我已经是从警十年的老民警，胸前挂满了奖章，县里给我分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城里住，母亲第一次坐公交车，紧张得抓着我的手不放，到了新家，她围着房子转了好几圈，最后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喃喃自语：“俺家小军，出息了……”

而我，站在她身后，看着这个曾经死死反对我当警察的老人，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命运不是天注定，而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当年那张辞职报告，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人生另一扇门。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退休，警衔是二级警督，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每当有人问我后不后悔1990年的选择，我都会笑笑，指着胸前的勋章说：“不后悔，一点都不。”

因为那年，我不顾母亲反对，从工厂辞职去公安上班，命运从此发生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也是我们全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