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 加拿大护士的抗战三镇行

王汗吾

加拿大著名医生、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奔赴抗战前线抢救和医治中国抗战军人，不幸牺牲在中国。毛泽东主席在白求恩的追悼会上的致辞《纪念白求恩》，给予白求恩最高的评价，也使亿万中国人记住了白求恩。

而与白大夫同船赴戎机、一起在武汉抢救病人的，还有他的一位故乡人，就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Jean Ewen,1911—1987）。翻开她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黄诚、何兰译，时事出版社，1984年)（图一），可以知道，作者虽已高龄，但对在中国的经历仍是记忆犹新，特别可贵的是，抗战时期她还多次到武汉，在三镇都留下了足迹。

琼·尤恩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封面

吃苦勤奋的加拿大护士

1919年尤·恩六、七岁的时候，母亲患病去世了。父亲是个贫苦的工人，二十年代初期开始读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后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1931年底因为“煽动罪”而被捕、监禁。尤恩说“势所必然，我们成了无所依靠、自食其力的小家伙。”

到了十五六岁时，尤恩离开学校，“在一间洗衣店工作，后来在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护理”。护理生的艰苦经历竟使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许正是困苦的磨砺，炼就了尤恩健壮的身体，开朗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安娜（德国人，王炳南妻子）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说:

“我曾听到许多人说她不错，有的人称赞她‘能吃苦’，这是中国人给外国人最高级的赞词。实际上，不管条件怎样困难，她都是笑容满面，保持爽朗、乐观的态度。”

1933年3月，尤恩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以教士的名义到中国当护士。她到了山东的一些城镇，在教会开办的诊所里工作。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尤恩勤奋地自学汉语，不久就能操着流利的山东话在集市上与小商贩们讨价还价了。在热心地为病人治疗的生涯中，她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于青莲。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尤恩在济南的一次偶然机会里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有一次我沿着城墙散步，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有好几百学生正在操练，他们雄壮的脚步声和口号声震撼着古老的城墙。一个青年学生冲到我的跟前，挥着拳头冲着我喊，“洋鬼子滚回去!”我告诉他，“我不要回去。我要参加八路军。”（吾按：此处尤恩记忆有误，应为红军） 他带着蔑视的神态说，“你知道红军会怎样对待你吗？他们会宰了你。”“噢，我认为不会这样”，我坚信地告诉他。那时真没想到在一年多以后，我在延安又碰上了这位年轻人。

图二 琼·尤恩肖像

首次飞抵武昌坐轮渡到汉口

1937年6月尤恩回到了加拿大，可是转瞬间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了。她读到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描述中国人民受到轰炸的恐怖景象和他们所受到的极端不幸与痛苦”的报刊文章，又看到了史沫特莱写的油印信——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这时，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了“援华委员会”。尤恩立即前去纽约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此后，毅然辞掉了薪金优厚的工作，参加了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作为白大夫的翻译，再次远涉重洋，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1938年1月底白求恩、尤恩一行终于到达了香港，很快转乘飞机前往硝烟弥漫的武汉。“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在长江南岸的武昌简易机场降落了。飞机一着陆，地勤人员马上就用伪装网把飞机伪装起来。”（吾按：这个机场显然是武昌南湖机场）美国记者史沫特来迎接了白求恩、尤恩一行，并安排他们分乘小汽车和黄包车赶到武昌江边，乘轮渡过到汉口。

尤恩写道：“当天的天气很冷，寒风刺骨，但我们高高兴兴到达了目的地。这是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那儿聚集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但并不是全都信奉英国国教，有作家、医生、使馆官员、飞行员、教师和传教士等等。我们受到了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年高德劭，为人明智。他的圣公会教堂被人称作‘延安’，因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去那儿喝茶和讨论有兴趣的重大时事问题。我们到达教堂时，正好是喝茶的时间。桌边只有我们五个人。话题从中国扯到了西班牙，从西班牙扯到英国，又从英国扯到美国。最后，又扯回到汉口。白大夫果真是个健谈的人。史沫特莱也滔滔不绝。”

尤恩提到的“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其实是美国圣公会在汉口的主教洛根·赫伯特·鲁兹（Logan Herbert Roots，汉名吴德施，1870—1945年）的主教府，在今鄱阳街北京路口。作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中外人士频繁造访圣公会主教府，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经常来往，以及朱德、彭德怀将军的拜访，圣公会主教府被外国人称为汉口的“延安”。（图三）

图三 汉口美国圣公会主教府

尤恩写道：“到达汉口的当晚，史沫特莱、两位大夫和我就去住在路德教会内林可胜医学博士的家里。……林大夫问我们是否愿意去八路军那边工作。根据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协议的条文，林大夫有责任派医疗队去共产党统治区。……他手下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都怕去特区共产党统治的地方。白大夫说他非常高兴去，甚至说除了特区以外，根本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他转身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我回答当然去啦。……后来，周恩来先生走了进来，表示欢迎我们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

尤恩说的林可胜博士住的“路德教会”，是洞庭街黎黄陂路口的信义公所，该公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住宿，特别是教会人士和外国人，相当于过去的各地会馆。（图四）

图四 信义公所

在汉口巴公房子美容室理发

那时武汉三镇经常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在一次难得的解除警报后,我决定去山西之前理一理发，于是走进开泰街的一家美容室。我请理发师把长发剪了，他以为我是发疯哩，因为短发不是当时巴黎的时髦发式嘛。（吾按：俄租界时期今鄱阳街段称开泰街，是俄语“中国街”之意，也叫三教街）

我的男孩式的短发还未理好,该死的警报又尖叫起来了。理发师是个白俄，他坚决不干了，连哄带劝地把我轻轻推出门外，说等警报解除后再回来理。大街上，我发现自己挤在一伙歇斯底里的人群中。他们带着行李、家畜和孩子，惊慌失措，一齐朝英国租界拥去。那时日本飞机还不敢炸到英国人头上，所以，租界至少是相对安全的。

我飞快地跑回住处，……回自己的房间去，在楼梯上遇见了史沫特莱，她迎面喊了一声，‘好家伙，你像个傻小子了。’随后，史沫特莱热心而且熟练地把我没理完的头发给理好了。可至今，我还未付钱给那个把我的头发乱剪一气的白俄理发师哩！”（图五）

图五 20世纪60年代三角形巴公房子尖部的上海理发厅

在汉阳教会医院做手术

就在准备去西安转道延安的时间里，白求恩、尤恩在武汉三镇到处奔波，“拚命地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还有一个星期是在“汉阳的一所长老会医院”里抢救伤病员：

“我们到达医院，只略作介绍，便开始工作了。候诊室里挤满了上次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紧急，时不待人，耽误了是要死人的。”（吾按：这个“长老会医院”实际上是高隆庞会的一个小诊所，后来成为武汉市第五医院。）

“回到主教的住所，我们才得知主教的漂亮女儿弗朗西丝来到了，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弗朗西丝率领了一个外国青年代表团去山西南部慰问八路军彭德怀师刚刚回来。”（图六）

图六 1938年初，弗朗西斯·鲁兹（图中站立者）与史沫特莱以及一批欧美人士组成“八路军国际慰问团”，将募集的物资送到八路军总部并对延安进行了采访。图片来自《伦敦新闻画报》

一个多月后，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白求恩大夫和尤恩女士于1938年4月1日辗转到达延安，并马上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后来，白求恩去了山西五台山，尤恩则留在陕北、晋绥边区工作。在一二〇师，她与贺龙师长、肖克政委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1938年10月中旬，由于健康原因，尤恩准备回国，再次来到了频繁遭受轰炸、即将沦陷的武汉。这一次，尤恩乘坐的飞机“在汉口机场安全着陆”。（吾按：汉口机场即王家墩机场）

在汉南燕子窝差点被日军飞机炸死

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组织了全面的撤退。1938年10月22日，尤恩与王炳南、王安娜(王炳南妻，德国人)在李克农、边章五的带领下，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乘坐“新升隆”轮，溯流向重庆转移。轮船上载有近百人，还装有印刷器材，严重超载，速度很慢。23日上午8时多，轮船沿着长江弯曲的河道上行到距武汉110公里的汉阳县南部燕子窝江面，由于日军飞机常在白天来袭，李克农命轮船停靠在长江西岸的燕子窝码头，船上大部分人员上岸疏散，龙飞虎带领警卫战士留在船上看护物资和文件资料，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妇女也留在船上。

下午3点半左右，未见日军飞机飞临，岸上人员陆续返船。李克农、潘梓年等准备最后登船，便在岸边茶馆等候。此时，4架敌机从长江对岸飞临上空。李克农果断指挥岸上人员分散隐蔽，并呼喊船上人员离船。敌机低空盘旋后，为首的敌机投下一颗燃烧弹，在 “新升隆” 号轮船前舱顶棚爆炸，轮船开始燃烧，烈火迅速蔓延。紧接着，敌机又扔下几枚炸弹，还绕着轮船盘旋，来回俯冲，用机枪向船上、岸边的人群扫射。

尤恩说：“我们赶紧跑到河堤的背面隐蔽起来。三架飞机直对着我们飞了过来，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周，那架领头的向下俯冲，一下子又向上飞，掀起的一阵气流猛然袭来，简直要把人吸走似的。飞机在我们的顶头上空投下一颗燃烧弹，正好炸中了‘红星轮’。”（吾按：尤恩在回忆录中将“新升隆”轮叫做“红星轮”）

“我从堤边向外偷看一眼，只见我们的船火焰腾腾。马达的响声减弱了，哭喊、尖叫、负伤或垂死的人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日本飞机又转了回来，又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整条船被炸得粉碎。那一声爆炸的巨响震得我发聋，好一阵子什么都听不见。那些飞机又作了个更大的回旋，飞得更高。这时候我们赶忙找个更好的地方藏身,我全身紧紧地贴在地沟里。一架飞机突然俯冲下来开动机关枪。别的飞机也跟着向村庄、水面、船只、鸡犬扫射，连可怜的老水牛、黄牛也不能幸免。一架单翼飞机向我们飞来，那机枪手竟然从驾驶舱探出身来向地面的目标扔手榴弹。日本飞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四周扔下大量杀人的东西!有三颗子弹嗖嗖地从我的耳边飞过，把我放在地上的帽子射穿了。突然一阵恐惧感袭向心头，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我想爬起来、想跑开、想呼喊以减轻痛苦。”

“忽然，我感到脸和脖子上有点儿湿，我摸了摸自己的脸，上面沾满了血和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受伤了,但定一下神，我很快发现我的皮肉仍然完整。我确信，我的性命得到了神灵保佑。”

“新升隆”轮被炸沉，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船上近百人伤亡，其中《新华日报》16位记者编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9位同志（一位是武汉新知书店人员钱歧），共25人不幸遇难。（图七）

轮船被炸沉，李克农、边章五带领有关人员，先是步行，后来乘坐小木船，穿沼泽，过湖区，风雨同舟，从湖北的洪湖、公安等地，向长沙方向挺进。

尤恩后来经广西、越南到香港，再到上海，又到安徽新四军的医院工作，最后回国了。（图八）

图七 被日军飞机炸沉的“新升隆”轮船（王炳南1938年摄）

图八 1939年，尤恩（中）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与陈毅（左二）、粟裕（右二）、汉斯 · 希伯（左一）、艾格尼丝•史沫特来（右一）合影

余记一

燕子窝（村）这个地方，根据1928年《汉阳县地图》，位于汉阳县20个区里第十三区（行政中心彭家边）东南角；根据1930年代的《汉阳县详图），位于汉阳县7个区里第四区（行政中心新滩口）的东南角。195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决定，将沔阳县东荆河以南区域，以及监利县东部、汉阳县西南部（新滩镇）等划出，合并建立洪湖县，属湖北省荆州地区专员公署管辖。（1987年7月3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撤销洪湖县，设立洪湖市。）汉阳县的南部划出新滩镇以后，后来设立了汉南农场，再后来改为汉南区，现在由武汉经济开发区代管。

今天在湖北省洪湖市燕窝镇有一座“新升隆”轮船遇难烈士纪念园，接受着后人每年的祭扫。（图九）

图九 2024年10月25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大中小学师生及武汉人文历史爱好者在“新升隆”轮船遇难烈士纪念园举行悼念活动

余记二

1972 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美国音乐家理查德・哈顿夫妇到中国演出。理查德・哈顿的夫人便是弗朗西斯・鲁兹，原美国圣公会在武汉的主教鲁兹（吴德施）的女儿。哈顿夫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演奏了由弗朗西斯创作的《庐山组曲》，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弗朗西斯·鲁兹将其父亲鲁兹主教晚年的照片呈送周恩来总理。（图十） 他们返回美国后，也在白宫得到尼克松总统的会见。

2024年11月，美国鲁兹家族（含六代孙）寻根之旅到汉口圣公会主教府寻访。（图十一）

图十 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音乐家弗朗西斯·鲁兹

图十一 美国鲁兹家族（含六代孙）寻根之旅在汉口圣公会主教府留影

原载《武汉春秋》202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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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田联申责编：力 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