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峰把“生儿育女伺候公婆是妻子的义务,你凭啥拒绝”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向我时,我正戴着橡胶手套,费力地从厨房水槽的过滤网里往外抠一团黏腻的、混合着菜叶和头发的污垢。这个水槽已经堵了三天,按照我们婚前制定的那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家庭责任分工表,这周轮到他清理。但他连续三天以加班为由视而不见,直到洗碗水漫上台面,我忍无可忍。
我关掉水龙头,水流声戛然而止,整个屋子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声。我慢慢地摘下手套,擦干手,转身看着他。他涨红着脸,胸膛剧烈起伏,眼神里满是理直气壮的控诉,仿佛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大逆不道的人。
“你再说一遍?”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觉得陌生。在上海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我和陈峰像两颗高速运转的陀螺,结婚三年,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理性和效率解决问题,像这样充满原始怒火的对峙,还是第一次。
“我说错了吗?”他提高了音量,似乎我的冷静刺激了他,“我妈要来住一阵子,身体不舒服,你作为儿媳妇,照顾一下不是天经地义吗?还跟我摆脸色,说什么没做好准备,要我先跟你商量。林薇,你别忘了,你是我老婆!”
“我没忘,”我点点头,走到客厅的餐桌旁,拉开椅子坐下,动作从容得像是在参加一场商务谈判,“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你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但我也同样记得,三年前,就在这张餐桌上,是你亲口提出,为了让我们的婚姻关系更纯粹、更公平,我们实行严格的AA制。”
我顿了顿,看着他的脸色由红转白。
“你当时说,我们都是新时代的独立青年,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房贷一人一半,水电煤网物业费平摊,日常开销各自记账,月底结算。大到买家电,小到买一瓶酱油,我们都分得清清楚楚。你还记得吗?”
陈峰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笑了笑,继续说:“我记得。我还记得,你当时为了说服我对这种模式的疑虑,特意做了一份PPT,里面详细阐述了AA制婚姻的优点:减少金钱纠纷,保持个人空间,尊重彼此的消费习惯。你说,这才是最现代、最理想的婚姻模式。我被你说服了,因为我相信,你追求的是一种基于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找一个免费的保姆和生育工具。”
我的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墙上,那里挂着我们结婚时拍的艺术照。照片上的我们笑得灿烂,背后是黄浦江的璀璨夜景,看起来就像是这座城市里最时髦、最契合的伴侣。可现在看来,那笑容无比讽刺。
“三年来,我严格遵守了我们的约定。我自己的工资自己花,从没向你要过一分钱。我生病了,自己挂号自己去医院,因为你说过,个人健康是个人的责任。我工作上遇到瓶颈,压力大到整夜失眠,也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江边吹风,因为你说过,成年人要学会自己消化负面情绪。”
“现在,”我把视线重新移回他脸上,一字一句地问,“你开始跟我谈‘义务’了?陈峰,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的AA制框架里,‘生儿育女’和‘伺候公婆’这两项‘义务’,应该怎么量化?是按市场价给我算工资,还是算在你下个月的账单里?你打算付我月薪八千还是一万?或者,你觉得我的子宫和我的劳动,都是免费的?”
他被我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林薇,你这是在胡搅蛮缠!感情和家庭怎么能用钱来算?”
“感情和家庭不能用钱来算?”我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那我们这三年的账本算什么?我们精确到每一分钱的AA制又算什么?难道只有在需要我付出、需要我牺牲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谈感情;而在我需要支持、需要依靠的时候,你就只谈规则和独立?”
这就是我们婚姻的核心矛盾,在今天,被他母亲要来的这根导火索,彻底引爆了。
我们的AA制,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是我太天真,以为白纸黑字的规则能保障公平,却忽略了规则背后,人心那杆秤是偏的。
陈峰出生在二线城市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思想传统,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家里的事都该女人管”。而我,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从小教育我,女性的价值在于自我实现,婚姻是合作,不是依附。我们两个价值观本就南辕北辙的人,被爱情的表象迷惑,又被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捆绑,最终用一个看似现代化的“AA制”协议,掩盖了深层的裂痕。
他提出AA制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过犹豫的。但看着他条理分明地分析着财务自由对婚姻的重要性,我动摇了。我以为,一个能把金钱和感情分得这么清楚的男人,一定是个尊重女性、思想开明的人。我以为我们是在构建一种新型的、超越传统的伴侣关系。
现在我才明白,他的AA制,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A掉的是他作为丈夫本该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情感支撑,保留的,却是他作为儿子和未来父亲,想要索取的传统权利和免费服务。他想要一个不花他钱、还能自己挣钱的妻子,这个妻子还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无偿承担起所有家庭的软性责任——生育、育儿、孝敬公婆、情绪安抚。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那晚的争吵最终不欢而散。他摔门进了卧室,我一个人在客厅坐到天亮。窗外的天色从墨蓝变成鱼肚白,再到金光万丈,我的心却一点点沉入冰窖。
三天后,我的婆婆,张阿姨,还是来了。没有提前通知,陈峰直接用钥匙开了门,扶着她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当时正在开视频会议,穿着睡衣坐在电脑前,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我匆匆结束会议,走出去时,婆婆已经像视察领地一样,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她看到水槽边我临时点的外卖盒子,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用一种我非常熟悉的、带着嫌弃和教导的口吻说:“小薇啊,怎么老吃外卖?多不健康。阿峰工作那么辛苦,你得给他做点有营养的饭菜才行啊。”
陈峰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显然是默许了她母亲的指责。
我深吸一口气,脸上挤出职业化的微笑:“妈,您来了。路上累了吧,快坐。陈峰,给你妈倒杯水。”
我刻意忽略了她的话,试图维持表面的和平。但婆婆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她一坐下,就开始了她的表演。先是唉声叹气说自己腰不好、腿不好,这次来上海就是想好好查查,然后话锋一转,就落到了我身上。
“小薇,你看,我和你爸把阿峰养这么大不容易。现在我们老了,也指望不上他太多,毕竟他在大城市打拼也累。我们最大的心愿啊,就是早点抱上孙子。”她说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肚子,“你们结婚都三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女人啊,还是要以家庭为重,事业再好,不生孩子,终究是不完整的。”
我看着陈峰,他眼神躲闪,假装在整理行李。我心里冷笑一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谓的身体不舒服是幌子,催生才是主题。而陈-峰,这个口口声声说要丁克、说尊重我生育意愿的男人,就这么把他妈推到前线,自己做起了缩头乌龟。
“妈,生孩子的事情我们有自己的规划。现在工作压力大,时机还不成熟。”我耐着性子解释。
“什么时机不成熟?再等下去就成高龄产妇了!”婆婆的声音尖锐起来,“我不管你们什么规划,今年之内,必须给我怀上!你要是生了孩子,我就留下来帮你们带,家务活我全包了,不用你操心!”
她这话说得慷慨激昂,仿佛给了我天大的恩赐。
我笑了:“妈,您说笑了。您身体不好,来上海是来看病的,怎么能让您操劳呢?再说了,我们家地方小,您住在这里也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住阿峰房间,让他睡沙发就行了。我是他妈,他孝敬我是应该的。”婆婆理直气壮地说。
我彻底不想再伪装下去了。我转向陈峰,清晰地说道:“陈峰,我们的协议里写得很清楚,任何一方的父母来访,超过三天,需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现在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妈接来长住,这已经违约了。关于妈在这里的食宿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按照AA原则,应该由你个人全部承担,我不负责。”
我的话音刚落,婆婆“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冷血!我儿子娶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我吃你家点饭怎么了?我花我儿子的钱天经地义!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妈,您别生气,”陈峰终于开口了,却是对着他母亲,“林薇她不是那个意思,她……”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打断他,目光冷冽地看着他,“陈峰,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份协议上的。现在,你要么遵守协议,要么,我们就谈谈怎么解除协议。”
那一天,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婆婆又哭又骂,说我没有孝心,不配做他们陈家的媳妇。陈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终于爆发了,对我吼出了那句“生儿育女伺候公婆是妻子的义务”。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他身上那层用“现代化”、“高知”、“理性”伪装起来的外壳正在一片片剥落,露出里面那个被传统观念浸透了的、自私懦弱的内核。
当晚,我没有再争吵。等他们都睡下后,我打开了电脑,登录了我们共同记录了三年的那个云端账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我们婚姻的每一笔开销。我一笔一笔地看下去,从第一天的晚餐,到昨天的物业费。
然后,我新建了一个工作表,命名为“林薇的无偿劳动价值评估”。
我开始罗列:
保洁服务。本市家政钟点工市场价为50元/小时。我每天平均花费1小时用于家庭清洁、整理,周末大扫除3小时。按每月计算……
餐饮服务。我们虽然多数时候自己做饭,但采购、备菜、烹饪、洗碗的时间成本巨大。即便按最便宜的外卖标准,一日三餐……
情绪价值提供。作为伴侣,倾听、安慰、鼓励,这些无法量化,但心理咨询师的时薪是500元起。我为你深夜焦虑提供的情感支持,又该价值几何?
我一条条地写下去,越写心里越平静,也越悲哀。我发现,在这场看似公平的AA制婚姻里,我付出的隐性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那些可以被数字量化的金钱。而这些,都被他一句轻飘飘的“妻子的义务”给抹杀了。
就在我准备关闭文档时,一个文件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陈峰的个人文件夹,他忘了设置密码。鬼使神差地,我点了进去。里面有一个加密的Excel文件。我试了几个密码,最后用他母亲的生日,打开了。
表格的内容让我浑身冰冷。
那是一个转账记录。从我们结婚第二个月开始,陈峰每个月都会雷打不动地给他父母转一笔钱,数额从最初的三千,涨到了现在的五千。备注上写着“孝敬费”。
原来如此。
他对我实行严格的AA制,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却在背后,用我们的共同财产去补贴他的原生家庭。他要求我经济独立,自己却做不到与原生家庭进行财务切割。
他的“公平”,只针对我。他的“现代”,只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地为他省钱。而他骨子里,依然是那个认为“儿子的钱就是我的钱”的传统家庭里出来的“孝子”。
我把那份转账记录截了图,连同我做的那份“无偿劳动价值评估”,一起打包,发到了他的邮箱。然后,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衣服、书籍、电脑。那些我们共同购买的家具家电,我一样都没碰。按照AA制原则,那些东西有一半是我的,但我现在不想要了。我觉得脏。
第二天一早,我趁他们还没醒,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家。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没有回头。上海的清晨,空气微凉,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给他发了最后一条信息:“陈峰,离婚协议书我会让律师寄给你。你欠我的,包括那份转账记录里本该属于我的一半,还有我三年无偿劳动的折价,我会一并清算。你说的对,感情不能用钱来算,所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只剩下账单。至于生儿育女伺候公婆的义务,你去找一个愿意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的女人吧。祝你好运。”
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找房子,搬家,联系律师,整个过程我异常冷静。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会崩溃大哭,但我没有。眼泪在那个发现转账记录的夜晚,就已经流干了。剩下的,只有清醒和决绝。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陈峰的回复。没有道歉,没有挽留,只有愤怒的控诉,说我拜金,说我无情,说我把婚姻当成了交易。
我看着那封邮件,平静地笑了。
是谁先把婚姻变成交易的呢?是谁用一份看似公平的AA协议,开启了这场算计的呢?他只看到了我最后拿出的账单,却看不到,在这场婚姻里,我投入的、无法计价的情感和青春,早已血本无归。
我让律师处理后续的一切。我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交集。
如今,我一个人生活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我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但阳光很好。我重新开始专注我的工作,业余时间去学插花,去健身,去认识新的朋友。我发现,当我不再需要为一个男人、一个家庭耗费心神时,我的世界变得无比开阔。
我依然相信爱情,但我不再相信任何试图用“规则”来替代“责任”的伪公平。真正的伙伴关系,不是在账本上分得一清二楚,而是在风雨来临时,能毫不犹豫地为对方撑起一把伞,是心甘情愿地把“我的”变成“我们的”。
那份AA制的账本,我永远地删除了。但我心里有另外一本账,它清晰地记录着我的成长、我的伤痛和我的醒悟。它告诉我,一个女人的价值,从来不由“妻子”或“母亲”的身份来定义。生儿育女不是义务,伺候公婆更不是。我唯一的义务,是忠于自己,活得真实而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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