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汪精卫妻子陈璧君主动要求去苏北改造：不让我去我就绝食

1955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值班簿上出现一件“棘手小事”——67岁的女犯陈璧君递交申请，要求去苏北劳改农场，并附言：“如若不同意，我即刻绝食。” 值班干警面面相觑。她年迈体弱，心脏病、高血压样样缠身，按规定本不在外遣劳改之列，偏偏她态度强硬，这让监狱管理科不得不连夜开会研究。

说到陈璧君，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汪精卫夫人”“汉奸”。可在狱中，她始终自称“革命老人”，对自己被定罪心存不服。愿意去苏北，倒不是出于赎罪，而是一种复杂心理：既要证明身体尚能“革命”，又想借劳动赢得主动权。

她1888年出生于广州巨商陈耕基家。家境殷实使她早早接触西方思想，也让她养成强势性格。16岁那年，陈家莎兰园里一场诗会，她见到24岁的汪精卫——长衫、折扇、眼神坚定。胡适曾打趣：“若我是女儿身，也会动心。”她当即倾慕，甚至毁约拒嫁表兄。

1908年，她随母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做英文校对。此时的汪精卫已有家室，为避嫌离开东京。陈璧君却说服母亲典当首饰资助汪氏北上行刺摄政王载沣。1910年3月计划泄露，两人同被捕入刑部大牢。牢中生死未卜，汪精卫被她的执着打动。次年清廷大赦，他获释；1912年，他们在广州成婚，伴娘正是何香凝。

婚后20余年，汪、陈夫妻从革命阵营滑向亲日倾向。1939年底，汪精卫赴河内与日本特使谈判时身中枪伤，陈璧君随行护理。次年三月，汪氏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陈璧君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公开高呼“东亚新秩序”。从此，她与“汉奸”一词难解难分。

1945年日本投降，她在苏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6年苏州特委法院判决死刑，后改无期。国民党监狱条件恶劣，稀粥加咸菜维系生命，她曾经病危多次。

1949年苏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监狱，陈璧君被押解至上海。此间宋庆龄、何香凝曾向中央建议：陈璧君并非伪政权核心决策人，可否特予宽大？中央同意让她写认罪声明即可释放。她却回信：“汪先生与我皆无卖国之事，别再逼我！”特赦由此作罢。

最初数年，她对监管人员充满敌意。可不得不说，病房里透亮的窗子、每日三餐标准化膳食给了她强烈落差。一次例行体检后，她在同室犯人耳边低声感慨：“想不到共产党监狱比苏州好太多。”一句话，态度未变，语气却软了几分。

1954年，全国监狱系统推行“生产劳动与思想教育并重”。提篮桥调配一批身体状况尚可的重刑犯去苏北劳改农场。名单贴出后，许多犯人愁眉苦脸，陈璧君却主动报名。管理科负责人犹豫再三，最终否决。得到答复，她推开饭碗：“不让我去，我就绝食。”一句话，把多年革命场面上的腔调搬进了监舍。

医务科给她测血压、听心率，建议留沪静养。陈璧君冷笑：“我不是绣花枕头。”管教干部只得劝慰：“先把身体调好，再议外遣。”饭菜重新热好端到床前，她抬头扫一眼，叹口气慢慢动筷。绝食风波就此收场，申请仍被搁置。

后来，为平衡她的情绪，监狱准许她参加缝纫、书报装订等轻体力劳动，每天工时不超过四小时。令人意外的是，她干得颇为认真，偶尔还指导年轻女犯改进针脚。劳动态度评比中，这位昔日的第一夫人得到“合格”评语，使不少在押人员议论纷纷。

1959年6月17日凌晨，陈璧君因冠心病并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监狱方面联系上海仅存的亲戚——儿媳之弟——负责火化。骨灰寄往广州，次年由居港子女领回。她未能踏上苏北泥土地的愿望，到头来依旧成了空白页。

纵观陈璧君的一生，豪门闺秀、革命伴侣、汪伪要角、阶下囚，以至晚年自请劳改，这些角色之间的割裂令人唏嘘。重读当年那份“绝食申请”，有人说她倔强，也有人说她不甘；无论如何，那几行潦草的字迹，像极了她复杂而固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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