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钟玉征将军嫁给清朝肃亲王孙子，钟：他这个人脾气特好

1951年初冬，鸭绿江畔的风割面似刀。一支刚刚组建的女防化排在荒地上练装具，排头那个个子瘦高的姑娘扯着嗓子喊口令，嗓音清脆，脚下却踩出一串泥点。她叫钟玉征，二十二岁，入伍不到三个月。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她本应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验楼里继续做化学试剂的滴定实验。可父亲连发三封电报，劝她去美国留学，她对身边同学说了句：“枪炮都响了，还跑去镀什么金？”于是买了张硬座车票北上报名参军。

钟家在上海做生意起家。祖父靠南北航运起家，父亲进过同济大学，两代人都算见过世面。一次父亲带她路过虹口公园，草坪上几个洋孩子大声玩闹，她也跟着笑出声。父亲猛地捂住她的嘴，压低声音：“小点声，中国人别惹事。”那一刻，十岁的钟玉征记下了“受气”二字。

高中未毕业，母亲病逝。父亲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说中国正乱，男孩女孩都得读书，将来才有底气出国，也有底气回国。钟玉征把这句话当誓言：念书、报国，两条路合成一条走。

抗美援朝让她第一次披上军装。新兵训练结束，部队把她送进北京大学化学系深造。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又申请调到防化兵学校当教员。别人说北大讲堂体面，她却觉得车间味儿太淡：“实验室里没硝烟味，心里不踏实。”

1953年盛夏，防化兵学校新建气密实验室，水泥味儿、橡胶味儿混成一股怪味。一个青年军官抱着手风琴路过，朝她打趣：“同志，面罩再紧点，不然你涂的指甲油都要被熏没了。”他叫金连缵，肃亲王三代孙。家世一抹旧色彩，他本人却爽朗得像北风。

调试仪器时，两人常碰头。一次瓶口“嘭”地冒火，她皱眉：“亏你是理科出生。”他笑着递灭火器：“后代是王爷，可不是化学家。”三个月后，手风琴声配上她的探戈步，校园的小礼堂里顺势办了场极简婚礼：一张公用桌，两杯糖水，证婚人是一位上校教导员。

动荡年代来临，夫妇俩被划入“五七干校”。白天他看水库，她插秧、喂猪、烧砖。夜灯下，她摊开苏联化学期刊复印件，边记边译。有人问她图啥，她淡淡一句：“怕脑子生锈。”

1972年重返校园，教学大纲仍停在十年前。钟玉征看完课表，合上书对丈夫说：“我可以不用备课，直接上讲台。”话音不高，却透着锋利。她把外文文献当枕边书，骑破旧自行车一天往返八十公里到城里查资料。美国《化学文摘》自1917年至1979年的合订本全被她翻过，摘录字数超百万。

1984年，解放军探索专业技术军衔，她入选化学毒剂分析方向。获批那天，金连缵抱着手风琴在家门口拉起《喀秋莎》，邻居探头，他扬声：“我家出了女将军！”

1991年3月，日内瓦。十五国十六支队伍参加化学裁军核查国际联试。裁判宣布成绩，中国队第一。六十一岁的钟玉征转向同行，脱口而出：“总算轮到我们挺直腰板了！”那一瞬，同行美国专家摊手摇头，算是服气。

科研之外，她最常念叨丈夫的好脾气。“他这个人脾气特好，从来不会生气。”对于赶工课题时把丈夫撂在家里，她心里有愧。金连缵却拍拍沙发抱被：“我躺这儿就行，图书馆的安静该留给你。”

进入新世纪，钟玉征零点前极少关灯。学员笑称老将军“把时差调到欧美”。她摆摆手：“科研没时差，落下一天，追两月。”

岁月流逝，她保存最好的物件，不是奖章，而是与丈夫来往的七十多封信，旧信封已发脆，字迹仍清晰。有人建议捐给档案馆，她摇头：“信是私事，科研成果才是公事。”

她的学生先后走上军队防化、公安反恐、应急消防等岗位，如今已是各单位技术骨干。提起老师，几个人给出了同一个关键词——“硬气”。

钟玉征晚年仍穿那件海魂衫改成的工作服，袖口打了三层补丁。有人问为何不换新的，她答：“布料再好也不耐酸，补几针就行。”话音平常，却透出几十年如一日的执拗。

这一段并不漫长的文字，远不足以盛下她半个世纪的分量。仍旧可以肯定一点：从鸭绿江岸到日内瓦会场，那股硬气始终在场。而这份硬气的背后，有一位好脾气的肃亲王孙子，抱着手风琴，默默为妻子留出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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