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GCC格局生变！跨国巨头抱团站队印度，中国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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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商业版图中一个显著动向正在浮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正将核心的全球能力中心（GCC）迁往印度。这片曾被视为“外包基地”的土地，如今已跃升为承载企业研发创新、知识产权管理与战略决策的关键引擎。

当前，印度境内已设立超过1800个GCC，占据全球总量近半壁江山，平均每十四天便新增三个中心。其中，高达六成的现有机构已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动能。

当先锋集团、马士基、劳氏等国际领军企业陆续派遣全球职能主管及副总裁级别高管常驻班加罗尔与海得拉巴，当地GCC高层岗位数量实现翻番之际，全球协作架构的重心已然发生结构性转移。面对这一变局，中国如何在新一轮分工重塑中稳固地位、实现突破？

印度GCC的迅猛发展，早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低成本优势”，完成了从“服务交付节点”向“战略领导中枢”的根本性跃迁。过去，这些中心主要承担财务核算、基础IT支持等辅助任务，核心价值集中于运营降本。

而今，这类机构正全面介入产品工程设计、人工智能算法建模以及自动化战略规划，并在多项技术成果和专利归属上拥有实际所有权，成为驱动母体创新的核心动力源。

这种升级并非偶然现象，数据提供了有力佐证：班加罗尔的GCC高级管理职位由2024年的21个增长至2025年至今的44个，增幅逾一倍；海得拉巴的表现更为突出，同类岗位从8个激增至42个，其他设有GCC的城市亦呈现同步上升趋势。

其深层原因在于跨国企业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双负责人机制日益普及，即印度GCC领导者与总部高管共同主导战略制定并共享绩效成果。这不再是单向授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共担”。

ANSR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Lalit Ahuja指出，如今的GCC已不再局限于执行层面，而是成长为能够影响甚至塑造母公司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实体。部分从印度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即便晋升为全球高管，仍选择扎根于此开展工作。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印度人才群体所展现出的独特禀赋：兼具国际化视野与高效执行力，精准匹配了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快速响应的需求。

跨国企业的密集落子进一步提升了印度GCC的战略能级。2025年11月，美国投资巨头先锋集团在海得拉巴启动新的全球业务枢纽，该项目负责人文卡特什·纳塔拉詹结束在美国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专程迁居印度常驻办公。

这位曾在沃尔玛、劳氏家居建材及Qurate Retail担任要职的资深管理者，其个人选择充分体现了跨国资本对印度GCC战略价值的高度认可。

类似案例层出不穷：安库尔·米塔尔以劳氏印度公司首席技术官兼总经理身份坐镇班加罗尔，全面掌管全球技术路线；纳夫尼特·卡普尔作为马士基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在同一城市主导航运科技与数字化转型全局。

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印证了这一趋势的持续深化。据世邦魏理仕（CBRE）统计，2025年第三季度，GCC贡献了印度全国38%的写字楼租赁需求，推动整体办公空间使用量达到历史峰值。

为顺应这一潮流，CBRE三个月前专门在美国组建团队，致力于协助客户完成在印度设立GCC的全流程落地服务。

RSystems董事总经理尼特什·班萨尔分析认为，传统后台部门与现代GCC的本质区别在于“权责归属”。随着研发与工程职能的大规模转移，企业亟需具备全局视野与担当精神的本地化领导力量，这也直接催生了高端岗位的井喷式增长。

面对印度GCC的强势崛起，中国并非无招可应，关键在于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路径。首要任务是在人才维度强化复合型高端梯队建设。

印度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全球思维+本地执行”的融合能力，而中国坐拥庞大的工程师基数与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完全可通过校企联合培养、跨国项目实战等方式，打造兼具深厚技术功底与跨文化战略协同能力的人才队伍，形成更具深度的技术壁垒。

其次，在产业布局方面，应聚焦芯片设计、高端智能制造、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等硬核科技领域，构建具有高门槛特征的GCC生态系统。

相较于印度目前集中在通用软件开发与AI应用的定位，中国可在高附加值、强技术依赖的环节建立独特优势，引导跨国公司将关键研发职能落户本土，逐步形成“印度主攻通用服务，中国深耕硬科技应用”的互补格局，规避同质化竞争。

同时，必须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重点破解跨境数据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制约因素。跨国企业在选址GCC时，极为关注政策连续性、数据安全合规性及产权执法强度。

中国可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框架，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并加大侵权打击力度，提升外资企业在华部署核心功能的信心。

SAP Labs India Pvt.早在2023年4月就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此类企业对制度环境要求极高，而中国完全有能力吸引相同层级的企业将更高阶的GCC职能引入国内。

最后，应推动本土企业与跨国GCC之间形成深度协同关系，实现双向赋能。印度的一大短板在于本土产业链支撑薄弱，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体系与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国内科技公司与制造企业与跨国GCC开展联合研发、场景对接与供应链整合，一方面使海外创新更贴近真实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助力本土企业借助国际平台加速全球化进程，最终构建“市场牵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

全球GCC格局的演变，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的一次结构性升级，而非零和博弈。印度的兴起表明，企业越来越重视人才质量、创新生态与战略协同效率，而这正是中国可以发力的方向。

中国无需复制印度模式，而应依托更坚实的产业根基、更强的技术攻坚能力与更系统的育人机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全球能力中心集群。

未来理想的全球GCC分工图景，应当是印度与中国各展所长、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跨国企业的全球战略。只要中国找准定位、释放潜力，不仅能守住既有优势，更能切入价值链顶端，成为全球企业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