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扬言中国已老，未来将被印度反超，他野心终于藏不住了

作为长期关注国际经济格局的观察者，我觉得单一维度的判断很难勾勒出大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近期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伦敦塔姆研究会的一番表态，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印经济潜力的热议，他直言中国已老，印度未来有望在经济上实现超越。

核心依据便是两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这番看似有数据支撑的观点，真的能站住脚吗，人口数量和年龄，真的是决定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唯一密码？

争议观点背后

2024年10月，有着20年新加坡总理任职经历的李显龙，以国务资政身份在伦敦塔姆研究会的对谈中抛出了争议性观点，他的分析逻辑十分明确，完全建立在中印人口结构对比之上。

当前印度人口中位数仅28岁，而中国这一数字已达39.59岁，两者之间超过11岁的差距，被他视为未来经济格局反转的关键。

按照他引用的机构推测，到2040年中国将步入普遍老龄化阶段，至2050年老龄化人口占比将达到三分之一，同时人口总量还会出现下滑。

而印度在2050年不仅不会面临老龄化负担，人口总量还将比中国多出数亿，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印度将拥有更充沛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能持续激发创新活力与消费潜力。

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反观中国，即便2050年GDP总量依然庞大，但年轻劳动力短缺和人口数量下滑的劣势，必然会导致发展速度放缓，从而给印度创造超越的机会。

不可否认，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其对生产、消费、创新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但将人口结构单一指标奉为经济竞争的胜负手，未免显得过于片面。

毕竟，经济体的运转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仅凭年龄数字就预判两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走向，显然忽略了发展模式、产业基础、社会环境等诸多核心变量。

中印增长模式的本质差异

要判断李显龙的观点是否成立，得看清中印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截然不同，印度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过度依赖服务消费，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高度闭环。

尽管其年度经济增长率能维持在7%以上，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和私人消费的拉动，工业产能尤其是高端领域的天花板相对较低，这直接限制了其向发达经济体迈进的步伐。

反观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产能，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已经构建起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工业体系。

从低端制造到高端智造的转型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和完善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这种硬实力的积累，并非短期人口红利就能轻易超越的。

毕竟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劳动力的量，更需要产业基础的质，更关键的是，印度的人口红利存在明显的伪优势，虽然年轻人口基数庞大，但国内割裂的社会环境导致基础教育覆盖率不足。

劳动力整体质量与中国存在差距，数据显示，印度非正规就业人数占比超过80%，青年失业率高达16%，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显著偏低。

这些问题意味着，大量年轻人口难以转化为有效劳动力，所谓的人口红利更多停留在数字层面，无法真正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力。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面临老龄化挑战，但应对措施早已落地，产业升级持续推进，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断替代部分人工需求。

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升，劳动力素质持续优化，同时，延迟退休、鼓励生育等也在逐步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这种主动求变的调整能力，是单纯依靠人口数量优势的印度所不具备的。

印度绕不开的现实挑战

国际经济学界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或许是印度经济未来必须面对的一道坎，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

指一个国家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跃升至4000至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区间后，容易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劳动力成本无法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高端领域又难以匹敌发达国家。

再加上制造业薄弱、产业结构单一，最终被卡在发达经济体的门槛之外，亚洲的泰国就是典型例子，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难以突破，马来西亚目前也被认为正滑向这一陷阱。

而印度当前人均收入仅3000美元，勉强踏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边缘，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要成功跳出这一陷阱，印度需要完成一系列艰巨任务。

大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培育多元化高端产业，摆脱对单一领域的依赖，提升人口素质，让年轻劳动力具备匹配现代产业的技能。

但这些目标对于矛盾重重的印度而言，实施难度极大，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调整落地效率偏低等问题，都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

新加坡作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其智慧国家的建设经验恰恰说明，人口红利只是基础，完善的制度设计、持续的投入和高效的执行才是关键，而这些正是印度当前最欠缺的。

新加坡的务实主义与战略考量

其实，类似唱衰中国、拔高印度的说法并非新鲜事，几十年来在国际舆论场中反复出现，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这类言论的背后往往掺杂着自身的战略期望。

李显龙的表态也不例外。作为新加坡的高层领导者，从李光耀到李显龙，新加坡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始终充满复杂性。

早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光耀就精准预判到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即便当时中国的GDP增速并不突出。

而当中国真正驶入崛起的快车道，李显龙所担忧的，是新加坡在区域格局中可能丧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新加坡一贯奉行务实主义外交原则，中国的崛起无疑重塑了亚洲格局。

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印度的发展，被其视为平衡这一格局的重要力量，对于新加坡而言，自身体量难以与中国抗衡，因此乐于看到其他国家崛起，形成对中国的制衡。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李显龙对印度经济的乐观表态，作为高端精英分子，他不可能不清楚仅从人口维度评判经济体发展的片面性。

但在外交场合，这种带有明确立场倾向性的表述，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一种发声，说到底，经济体的长期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人口结构只是其中一个变量。

产业基础、制度环境、创新能力、应对风险的调整能力等，同样起着关键作用，李显龙的观点可以作为观察国际格局的一个视角，但不必当真。

中国的老龄化挑战确实存在，但经济发展的韧性和转型的动力不容小觑，印度的人口优势值得关注，但诸多现实难题也亟待破解。

中印作为亚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发展并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竞争中相互促进的过程，与其纠结于谁会超越谁，不如看清两国各自的优势与短板。

对于我们而言，理性看待各类国际言论，聚焦自身的发展节奏，才是最务实的选择，毕竟，大国经济的未来，从来不是靠单一指标的预判决定，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