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为何成了“走私品”？法律冰冷的背后，我们该如何抉择？

救命药，怎么就成了走私品？法理和人情，到底哪一边的重量更重？2018年，《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像一颗炸弹，扔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实中最尖锐的矛盾。我们今天不聊电影，我们聊现实——当一个“药神”式的人物，为了救人而触犯法律时，我们的法律体系，我们信奉的法理，究竟该如何去评判他？好，我们先从最技术、最冷酷的角度看。按照我们《刑法》白纸黑字的规定，未经批准走私药品入境，无论是归类到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还是更严厉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从构成要件上看，定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法网严密，似乎疏而不漏。支撑这种判决的，有一个听起来非常权威、非常“客观”的理论，叫做“法益理论”。简单说，就是侵犯了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犯罪；没侵犯，就不是。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才算“法益”？谁来定义这个“利益”？法益理论说，法益就是法律保护的个人生命、财产、自由，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那我们再追问一句：法律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利益？ 答案是：因为它们重要。那怎么证明它们重要呢？ 答案又绕回来了：因为法律保护它们。听出来了吗？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它的潜台词其实是：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别问那么多！如果我们任由这种脱离了道德根基的法益理论主宰一切，刑法就非常容易沦为国家权力的纯粹工具。因为“法益”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听起来很美，但你想过没有？“最大多数”是谁？他们的“幸福”由谁来定义？ 那些需要海外代购药的少数患者，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在“最大多数”面前，是不是就理所应当地被牺牲掉了？历史的教训是血淋淋的。法益理论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德国法学家宾丁，就曾认为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是合法的。这套理论后来为谁服务了？成了纳粹德国屠杀精神病人和犹太人的学术帮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保护法益的外表下，可能包藏着用国家价值观压抑社会价值观的事实。那么，出路在哪里？难道我们要退回到纯粹凭感觉判案的原始状态吗？当然不是。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走出“法益唯一论”的陷阱，接受一种“二元化”的思维。简单说就是：法益，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入罪”的起点；但伦理道德，必须成为能否“出罪”的关键依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拆解一下。

第一，伦理道德，为冷冰冰的法益权衡提供温度和人性的指引。

著名的“米丽雷特号”事件：海上遇难，四个人，食物耗尽。为了三个人能活下来，杀死并吃掉那个最虚弱的侍应生，算不算紧急避险？如果只算法益账，3条命大于1条命，收益大于成本，好像成立。但如果我们代入一下，问问自己：如果你是那个被选中牺牲的人，你愿意吗？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条道德金律此刻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利益的纯粹工具。 生命的无价，正是源于我们内心最朴素的道德命令，而不是因为它能放在天平上称量。

第二，伦理道德，为个人能放弃多少“法益”划定了边界。

法益理论说，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比如“被害人同意”。但为什么我同意你打我一下可以，同意你杀了我就不行？法益论者可能会支支吾吾地说，生命权有社会属性，不能随便放弃。那财产权没有社会属性吗？为什么我可以放弃我的财产？说到底，哪些利益能放弃，哪些不能，最终的界限，恰恰是由我们这个社会当下的道德规范所决定的。 在任何时代，尊重生命都是不容动摇的核心价值，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决定了“法益”这个词的真正内涵。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概念。保护生命权，是因为我们道德上认为生命神圣；保护财产权，是因为我们道德上认可劳动和占有。 如果一种所谓的“法益”背后，找不到坚实的道德支撑，甚至与普遍的道德感相悖，那这种法益，还值得刑法去保护吗？

所以，二元论的通俗表达就是：一个行为，即便形式上侵犯了某种法益，但如果它在伦理道德上是值得宽容、甚至鼓励的，那它就不应该是犯罪。其实，我们的《刑法》本身就埋下了这个伏笔。第十三条的“但书”条款明确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不就是为伦理道德留下的那扇窗吗？然而，现实很骨感。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个“但书”时，往往非常谨慎，甚至需要等待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比如，直到2014年，两高才出台解释，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药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前，那些已经发生的、情有可原的“药神”案，该怎么办？作为法官，在法条和良知之间，你是否有勇气，直接依据“情节显著轻微”这个条款，作出一个无愧于人心的判决？这份勇气，来自于哪里？不就来自于对普遍道德规范的体察和坚守吗？法律人，不是适用法条的法律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人的感觉，人的温度。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经验，正是对芸芸众生的疾苦哀乐最深切的体谅。

当我们再次面对“药神”式的悲剧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一部良法，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冰冷命令，而应是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为苦难者留下的一盏微弱的、却充满人性的灯火。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法条，更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