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晚年感叹：这个人若不是早逝，第4次围剿，肯定能把红军肃清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面对残局时常对亲信感慨：“若畅卿尚在，剿共大业未必中辍。”这句叹息指向其首席智囊杨永泰——那位在1936年殒命汉口码头的“当代卧龙”。杨永泰之死被视为国民党战略能力衰退的转折点，其独创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略随之人亡政息，最终影响了国共博弈的走向。

杨永泰这人，拿手的不是阵地上拼谁火力猛，他把事整合起来的劲道更稳，广东高州出来的前清秀才，年轻时在孙中山身边转，又同西南那几家打交道，耳朵里灌进去的，多是人怎么用、局怎么摆，1928年黄郛牵线送到蒋介石案头，没多久就拿出个路子，削藩推恩四个字，手里分法子，经济那头去分冯玉祥的人和粮，政治那头盯着阎锡山的班底，军事那边压李宗仁的锋口，外交去把张学良拉过来，人没动多少，天平偏过去，三年时间，原本散成几摊的地盘有了主心骨，这套把政治经济外交一起拧的思路，后来对付红军就有了底稿。

1932年鄂豫皖那块反围剿，杨永泰盯住的，不是地图上哪条线画红了，他先把红军和军阀的区别拎出来，军民绑在一块，信念这根筋绷得紧，只打仗，不好收尾，他递上去一份长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招数摊开给人看，盐和药不让进苏区，脉络先卡住，乡间把保甲连起来，连坐往下压，话头要占，宣传上把红军的形象往下拉，三只手一起抓，鄂豫皖那边立刻就有反应，张国焘的部队缺口粮缺药，和群众的线被割断，只能往西退，蒋介石看在眼里，把他放到南昌行营当秘书长，桌上那些要紧的决策，他坐到前排。

第四次围剿的阶段，1932到1933，杨永泰把七分政治这句话落到地上，基层得抓住，行政督察专员一层层压到村口，乡里那些合作组织拢起来，钱粮先过手，军队往前推一步，后面就要扎堡，碉堡一串连起来，白天立得住，夜里也不空，经济这边紧着，盐铁专卖走起来，土地重新分一下，盘子打散再装一遍，苏区的社会和生计被拆开再拼，陈毅回忆里写过，中央苏区的面积缩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市场里一撮盐的价被抬到一百倍，路越走越窄，要不是临时中央那几次硬往正面顶，杨永泰这套蚕食的法子，再磨一阵，苏区的口子更小。

到1935年前后，风向变了，杨永泰管剿匪的事管得深，碰上陈立夫兄弟的CC系，火力都在台面下，他把党政军的权往剿总那里拢，动的，是各派手里的那点杠杆，1936年十月，人刚到湖北省主席的位置，汉口码头出事倒下，临终丢了句早知必有今日，意思很直，蒋介石出手要查，结尾没下文，坊间把线指到CC系，这场扯拽，把国民党能不能留住谋局的人，露出了一个缺口。

杨永泰不在之后，围剿的方向又回到兵力堆上，第五次围剿靠人多地广，把红军逼上长征这条路，配套那一层政治上的持续压力没跟紧，红军的队伍在走，在找出口，韧劲反倒更硬，蒋介石晚年回望，提到湘江之后的那段，如果杨永泰还在，追击不会只靠中央军，他当时的盘算，是把西南的军阀都拉到线边，封锁一道一道围起来，管住通道，不去一股脑追，后面的影响也显形，少了他这个平衡点，CC系和黄埔系的角力更热，抗战年代里一些绕路的政策冒出来，曲线救国就在那堆方案里走成了样子。

讲回这个人，事做成不少，可他手里那套集权的模型，把权集中到一个口子，短期看，围剿的效率抬起来，时间拉长，派系的缝越裂越大，他那次把红军逼上长征的战术胜利，换来的，是中共换打法的机会，蒋介石后来叹息，心里惦记的，是另一条可能的路，如果杨永泰能把七分政治里太硬的部分收一下，比方保甲连坐引出来的民间反感，从土地这条线上去做和民心的争夺，也许能把局往另一面搬一点，历史没给试验的机会，外间曾叫他毒诸葛，这个称呼挂在那里，人走早了，像个路标，国民党这边少了一个能排局的人，方向感就乱了几度，中共那边在极窄的缝里，练出来一个更能扛的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