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刑事辩护团队：非法经营案刑事辩护指南（三）

（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刑事辩护团队深耕经济犯罪辩护二十余年）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是深耕经济犯罪辩护领域的专业团队，核心成员由张万军教授领衔，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辩护与刑法教学研究，作为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执业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他同时肩负着内蒙古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包头市政法委执法监督员、包头市江苏商会会长等多重社会职责。

（二）改变定性辩护策略：择轻适用罪名，降低刑罚档次

改变定性辩护的核心是 “避重就轻”—— 针对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情形，依据想象竞合、牵连犯 “择一重罪” 原则，或结合行为人主观明知程度、参与角色，论证涉案行为构成法定刑更轻的罪名，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非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经营罪（或重罪）。需重点把握 “主观明知的具体性”“罪名法定刑对比”“共同犯罪角色区分” 三个关键维度。

1. 论证行为构成轻罪，而非非法经营罪

辩护核心

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分为 “情节严重”（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与 “情节特别严重”（5 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轻罪的法定刑普遍更低。此策略需对比涉案行为与各罪名的构成要件，证明行为更符合轻罪特征。

具体辩护路径

第一步：针对 “资金支付结算类” 案件，论证构成帮信罪而非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中的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需具备 “规模化、专业化” 特征（如地下钱庄、第四方支付平台），而帮信罪仅需 “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主观明知的具体性与行为规模。

如郭某钊、范某玭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5-03-1-169-001） ：针对仅提供银行账户的詹某祥、梁某钻，辩护需提交：① 行为人供述，承认仅提供账户，不明知资金用于非法外汇买卖；② 聊天记录。无 “外汇兑换”“配资” 等关键词，仅收到 “帮忙收款” 的指令；③ 资金流水，账户收款后立即转出，无长期沉淀或规模化操作），证明其主观上仅 “概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而非 “明知非法外汇买卖”，符合帮信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步：针对 “销售特定物品类” 案件，论证构成轻罪而非非法经营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等轻罪与非法经营罪可能存在交叉，需结合 “物品属性”“销售数额” 对比法定刑：

如姚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8） ：若涉案假烟销售金额为 20 万元，需对比三罪法定刑：① 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 20 万元，处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②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金额 20 万元，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③ 非法经营罪（销售金额 20 万元，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辩护需提交假烟的 “假冒商标鉴定意见”“伪劣产品检测报告”，论证行为同时触犯三罪，但销售伪劣产品罪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法定刑更轻，应择轻定罪；

关键反驳点：若控方主张 “假烟属于专营物品，应定非法经营罪”，需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明确 “从一重罪处罚” 的原则，强调 “法定刑轻重是唯一标准”，而非 “物品是否专营”。

第三步：针对 “技术支持类” 案件，论证构成帮信罪而非非法经营罪共犯若行为人仅提供技术支持（如搭建网站、维护服务器），未参与具体非法经营活动，需区分 “明知具体犯罪” 与 “概括明知犯罪”：

如郭某钊案中，针对负责架设非法汇兑网站的郭某钊，若控方指控其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辩护需提交：① 技术服务合同（仅约定 “网站搭建”，未提及 “外汇兑换”）；② 资金流水（仅收取固定技术服务费，无违法所得分成）；③ 同案犯供述（承认未告知郭某钊网站用途），证明其主观上不明知 “非法外汇买卖”，仅概括明知 “网站可能用于违法活动”，符合帮信罪的 “技术支持” 要件，而非非法经营罪共犯。

2. 论证属于想象竞合或牵连犯，择一重罪中较轻罪名定罪

辩护核心

想象竞合与牵连犯均需 “择一重罪处罚”。此策略需精准计算各罪名的法定刑（结合犯罪数额、情节），论证 “一重罪” 实际为较轻罪名，避免控方选择更重的非法经营罪。

具体辩护路径

第一步：明确 “想象竞合” 的认定标准，锁定轻罪适用空间针对一行为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与其他罪名的情形，需先论证 “想象竞合” 成立，再对比法定刑：

如满某、孙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4-1-169-003） ：满某、孙某运营第四方支付平台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结算，同时触犯非法经营罪与帮信罪。辩护需：① 论证 “一行为”（运营支付平台）同时满足两罪要件（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 为赌博犯罪提供支付帮助），构成想象竞合；② 计算法定刑：若非法经营数额为 1000 万元（未达 “情节特别严重” 2500 万元的标准，法定刑 5 年以下），帮信罪违法所得 1000 万元（远超 “情节严重” 1 万元的标准，法定刑 3 年以下），明确 “帮信罪法定刑更轻，应择轻定罪”；

反驳控方 “非法经营罪为重罪” 的观点：若控方以 “非法经营罪法定刑上限更高” 为由主张择重，需指出 “法定刑选择需结合具体情节”，而非仅看上限 —— 本案中非法经营数额未达 “情节特别严重”，而帮信罪虽违法所得高，但法定刑上限仅 3 年，实际处罚更轻。

第二步：论证 “牵连犯” 的牵连关系，主张择轻定罪针对 “手段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目的行为（如非法配资）” 的牵连关系，需先论证 “牵连犯” 成立，再选择较轻罪名：

如魏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9） ：魏某为非法配资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法经营罪。辩护需：① 论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是 “非法配资” 的手段行为，两者存在 “手段与目的” 的牵连关系；② 对比法定刑：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 400 万元（“数额巨大”，法定刑 3-10 年），非法经营数额 300 万元（“情节严重”，法定刑 5 年以下），需指出 “非法经营罪法定刑更轻，应择轻定罪”；

（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刑事辩护团队以法理赋能刑辩）

3. 区分共同犯罪中不同行为人的定性，避免全案定非法经营罪

辩护核心

非法经营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程度、参与角色、获利方式存在差异，不应 “一刀切” 定非法经营罪。此策略需根据 “核心参与者” 与 “辅助参与者” 的区分，对后者论证构成轻罪或不构成犯罪，实现 “差异化定性”。

具体辩护路径

第一步：划分共同犯罪人的 “角色层级”，锁定轻罪适用对象根据参与程度，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三级：① 核心层（组织、决策、主要获利者）；② 中间层（具体执行、部分获利者）；③ 辅助层（提供账户、技术支持、受雇佣者）。其中，辅助层是轻罪辩护的重点对象：

如郭某钊、范某玭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5-03-1-169-001） ：① 核心层（陈某国、王某，搭建非法汇兑网站、主导外汇买卖）；② 中间层（郭某钊、范某玭，提供技术支持、参与外汇兑换）；③ 辅助层（詹某祥、梁某钻，仅提供银行账户）。辩护需针对詹某祥、梁某钻，论证其属于辅助层，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

证据支撑：提交工资流水（辅助层仅拿固定工资，无分成）、工作记录（仅负责收款、转账，不参与决策）、同案犯供述（核心层承认辅助层不明知具体犯罪内容），证明其参与程度低、主观明知模糊。

第二步：针对辅助层，论证 “主观不明知具体犯罪”，定帮信罪辅助层行为人往往仅知晓 “行为可能违法”，但不明知具体是 “非法外汇买卖”“非法配资” 等，需以此为突破口，否定非法经营罪共犯的 “共同故意”：

如满某、孙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4-1-169-003） 中，针对为支付平台提供 “码农” 账号的行为人，辩护需提交：① 行为人供述（承认仅提供二维码，不明知用于赌博资金结算）；② 聊天记录（无 “赌博”“非法结算” 等关键词，仅收到 “帮忙收款” 的指令）；③ 获利凭证（仅按收款金额的 0.1% 收取佣金，无高额分成），证明其主观上仅 “概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符合帮信罪的构成要件，而非非法经营罪共犯；

法律依据：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包括 “概括明知”，无需明知具体犯罪类型。

第三步：针对 “受雇佣的中间层”，论证 “从犯 + 轻罪” 的双重从宽对于受雇佣参与具体执行的中间层（如负责收发货、记账），若其不明知犯罪性质，可论证 “不构成犯罪”；若明知，可论证 “从犯 + 轻罪”：

如吴某强、黄某荣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5-1-169-001） 中，针对受雇佣装配毒针的吴某源，辩护需提交：① 雇佣合同（约定 “装配零件”，未提及 “毒针”“非法经营”）；② 行为人供述（承认不知氯化琥珀胆碱是管制药品）；③ 工资流水（固定月薪，无违法所得分成），证明其主观不明知，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若证据证明其明知（如曾参与药品运输，知晓管制属性），则退一步论证 “从犯”，主张从轻或减轻处罚，如陈某金帮助运输材料，被认定为从犯且免予刑事处罚。

（三）罪轻辩护策略：最大化挖掘从宽情节，精准争议量刑要素

罪轻辩护的核心是 “降格量刑”—— 在认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下，通过法定从宽情节的精准认定、量刑要素的实质争议、行业政策的灵活运用，实现 “法定刑下量刑”“缓刑适用” 或 “罚金减免”。需重点把握 “情节认定的证据闭环”“数额计算的合理性”“政策导向的适配性” 三个维度，避免仅依赖 “认罪认罚” 的单一从宽。

1. 全面挖掘法定从宽情节，争取最大限度从宽

辩护核心

法定从宽情节（自首、坦白、从犯、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犯罪未遂等）是量刑的核心依据，需逐一排查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情节，构建 “多情节叠加” 的从宽体系，实现量刑降档。

具体辩护路径

第一步：精准认定 “自首” 情节，突破 “自动到案 + 如实供述” 的证据闭环自首的认定需满足 “自动到案” 与 “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两个要件，辩护中需重点补充 “自动到案” 的证据，反驳控方 “被动到案” 的指控：

如针对 “电话通知到案” 的情形（如黄某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3） ）：需提交通话记录（证明公安机关仅 “通知配合调查”，未明确 “已掌握犯罪事实”）、行为人供述（证明到案后立即如实供述，无拒捕或隐瞒），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主张 “电话通知到案后主动配合，视为自动到案”；

反驳控方 “翻供否定自首” 的观点：若行为人后期对行为性质（如是否构成犯罪）提出辩解，需指出 “对法律适用的辩解不影响如实供述事实”，仍应认定自首。

第二步：论证 “从犯” 地位，通过 “参与程度 + 获利方式” 划分主从犯从犯的认定需结合 “是否参与决策”“是否主导行为”“是否主要获利” 三个标准，辩护中需提交证据证明行为人处于 “次要或辅助地位”：

如杨某、杨某虎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15） ：针对杨某虎，需提交：① 公司架构图（杨某为负责人，杨某虎仅为 “收稿员”）；② 资金流水（杨某虎仅收取固定工资，无版面费分成）；③ 证人证言（投稿人证明仅与杨某对接，杨某虎不负责发刊决策），证明其仅负责辅助工作，系从犯；

如吴某强、黄某荣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5-1-169-001） ：针对陈某金，提交运输记录（仅负责运输材料，不参与生产、销售）、获利凭证（仅获得运输费，无犯罪所得分成），论证其为 “帮助犯”，系从犯，且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

关键技巧：若控方主张 “全员主犯”，需制作 “主从犯区分表”，对比各行为人在 “组织、决策、执行、获利” 中的差异，直观呈现涉案行为人属于从犯。

第三步：推动 “退赃退赔 + 认罪认罚” 的双重从宽，争取量刑建议降低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是实务中最易实现的从宽情节，需制定 “阶梯式退赃方案”，并与公诉机关协商量刑建议：

退赃退赔：① 动员当事人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如袁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7） 中退缴 1.2 万元违法所得）；② 若无力全额退赃，可与被害人（或相关单位）协商分期退赃，签订《退赃协议》并提交法院，证明悔罪态度；③ 针对单位犯罪，可推动单位补缴罚金，争取对直接责任人员从轻处罚；

认罪认罚：① 在侦查阶段尽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避免因 “认罪晚” 影响从宽幅度；② 与公诉机关协商量刑建议时，引用类案（如相似数额、情节的案件判处缓刑），主张 “认罪认罚 + 退赃” 应降低 1-2 个量刑档次，如黄某某非法经营案中，黄某某自首 + 认罪认罚 + 退赃，最终判处缓刑。

第四步：认定 “犯罪未遂”，降低既遂数额的量刑影响针对 “未实际销售”“未完成交易” 的情形，论证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如姚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8） ：提交公安机关扣押清单（假烟被当场查获，未对外销售）、物流记录（刚到货，未配送至买家）、行为人供述（承认尚未联系买家销售），证明系 “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构成犯罪未遂；

量刑建议：主张 “未遂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如涉案金额 20 万元（既遂应处 3-4 年），未遂可降至 2-3 年，再结合认罪认罚、退赃，争取缓刑。

2. 精准争议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的认定，降低量刑档次

辩护核心

非法经营罪的量刑与 “经营数额”“违法所得” 直接挂钩（如非法经营外汇 500 万元为 “情节严重”，2500 万元为 “情节特别严重”）。此策略需通过证据质证与法律论证，剔除不应计入的数额，降低量刑档次（如从 “情节特别严重” 降至 “情节严重”）。

具体辩护路径第一步：剔除 “与涉案行为无关的数额”，缩小犯罪数额范围控方可能将行为人所有的资金流水、交易金额均计入非法经营数额，需针对性剔除以下三类数额：

行为人未参与的数额：如尹某某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2） ，控方将尹某某在某坤公司配资的 1900 万元计入程某某的犯罪数额，辩护需提交：① 配资合同（无程某某签名）；② 银行流水（程某某与该笔配资无资金往来）；③ 尹某某供述（承认该笔配资由其独立操作，与程某某无关），证明该数额应剔除；

合法经营的数额：若行为人同时存在合法与非法经营（如既有证销售成品油，又无证销售），需提交营业执照、经营台账、完税证明，证明合法部分的数额，仅将非法部分计入犯罪数额；

重复计算的数额：如非法配资案件中，控方可能将 “本金 + 配资” 重复计算，需引用尹某某案裁判要旨（经营数额以 “本金 + 配资” 认定，但仅计算一次），主张剔除重复计算的金额。

第二步：否定 “司法审计报告” 的证据效力，削弱数额认定的基础控方通常以司法审计报告作为数额认定的核心证据，辩护需从以下角度质证：

审计依据不完整：如审计报告仅依据银行流水，未结合合同、物流记录、证人证言，导致 “将合法流水计入非法数额”，需指出 “审计依据单一，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审计方法不科学：如审计报告未区分 “资金流入” 与 “资金流出”，将 “回款” 重复计入数额，或未扣除 “退款”“退货” 金额，需提交具体流水明细，证明审计方法错误；

审计范围超纲：如审计报告将行为人个人消费、家庭开支的流水计入非法经营数额，需提交消费凭证（如购物发票、房贷还款记录），证明该部分与犯罪无关，应从审计数额中剔除；

操作技巧：申请审计人员出庭作证，针对上述质证点进行发问，迫使审计人员承认 “审计存在瑕疵”，降低审计报告的证明力。

第三步：论证 “违法所得的合理扣除”，降低获利数额控方可能将 “全部收入” 认定为违法所得，辩护需主张扣除 “合理成本”，仅以 “利润” 作为违法所得：

如张甲等人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5-03-1-169-003） ：张甲等人以 “比中国银行汇率高 0.02” 的比例兑换外汇，控方将 “汇率差价” 全部认定为违法所得，辩护需提交：① 银行手续费凭证（兑换外汇产生的手续费）；② 人工成本记录（雇佣人员的工资）；③ 资金占用成本（自有资金的利息损失），主张扣除上述合理成本后，实际违法所得远低于控方指控；

法律依据：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明确 “违法所得数额” 是指 “获利数额”，而非 “经营数额”，支持成本扣除的主张。

第四步：主张 “外币折算标准” 的有利选择，降低人民币数额针对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外币与人民币的折算标准直接影响经营数额，辩护需选择对被告人有利的折算时间点：

如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5-18-1-085-001） ：若涉案外汇交易发生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如 2020 年 11 月 1 美元≈6.6 元人民币，2021 年 3 月 1 美元≈6.5 元人民币），辩护需主张 “按交易当日的中间价折算”，而非 “按案发时的中间价”，降低人民币计算的经营数额；

证据支撑：提交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 “每日汇率中间价”，证明选择有利折算标准后的数额未达 “情节特别严重”（如从 2600 万元降至 2400 万元），实现量刑档次降低。

3. 论证犯罪形态与犯罪情节，争取从轻处罚

辩护核心

除数额外，犯罪形态（未遂、中止） 、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危害后果、行为规模） 也是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此策略需通过证据证明 “犯罪情节较轻”，说服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

具体辩护路径第一步：论证 “犯罪未遂 / 中止”，降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除前文提及的 “未销售” 型未遂外，还需关注以下两类形态：

交易未完成的未遂：如非法外汇买卖中，行为人已收取人民币，但未实际支付外汇（因被抓获未完成），需提交聊天记录（约定 “先收款后付汇”）、银行流水（仅收到人民币，未支出外汇），证明系未遂；

犯罪中止：如行为人主动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如关闭配资平台、停止销售无证药品），并退还已收取的款项，需提交退款凭证、平台关闭记录、证人证言（证明行为人主动停止），论证 “自动放弃犯罪”，构成中止，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第二步：证明 “主观恶性较小”，削弱人身危险性评价主观恶性的大小直接影响量刑，需从以下角度举证：

行为动机的合理性：如为维持生计而无证经营（如黄某某从事长途客运，因失业后为抚养家庭入行），提交家庭贫困证明、失业登记证，证明动机非 “故意扰乱市场”；

对法律规定的认知偏差：如新兴行业（如虚拟货币交易）中，行为人因 “不知监管政策” 而违规，提交行业政策文件（如央行仅发布 “风险提示”，无明确禁止性规定），证明主观上无 “明知故犯” 的故意；

无违法犯罪前科：提交行为人无犯罪记录证明、社区表现评价（如无治安处罚记录、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证明人身危险性低，再犯可能性小。

第三步：强调 “危害后果轻微”，降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即使经营数额较大，若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仍可主张从轻处罚：

如侯某某、闫某、王某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4-03-1-169-001） ：提交患者证言（证明服用境外药品后病情好转，无健康损害）、药品检测报告（证明药品成分合格，无有害添加剂），证明行为未造成 “药品安全危害”；

如上海谷某贸易有限公司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2-1-169-001） ：若涉案工业用牛羊油未实际流入食用油生产环节（被查获），需提交扣押清单、检测报告（未检出有害成分），证明未造成 “食品安全风险”，危害后果轻微。

（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刑事辩护团队注重研究最新司法案例）

4. 结合行业特点与政策导向，争取酌定从宽

辩护核心

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的量刑需兼顾行业监管政策与社会治理需求，如保障民生、保护民营经济、鼓励新兴行业发展。此策略需结合涉案行业的政策导向，论证行为 “符合政策精神” 或 “不应过度刑事打击”，争取酌定从宽。

具体辩护路径

第一步：针对 “民生保障类行业”，论证行为的 “社会必要性”涉及农产品收购、客运、药品代购等民生行业的案件，需提交证据证明行为满足群众需求，社会危害性低：

如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入库编号：2018-18-1-169-001） ：提交当地村委会证明（粮农因交通不便，卖粮困难，王力军的收购行为解决了民生问题）、粮油公司说明（收购的玉米用于储备，未流入黑市），论证行为的 “社会必要性”；

如黄某某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03） ：提交乘客证言（当地公交线路少，黄某某的客运服务是出行唯一选择）、交通部门统计（涉案线路无正规客运覆盖），证明行为未 “扰乱市场”，反而补充了民生服务空白。

第二步：针对 “新兴行业”，论证 “监管政策模糊性”，降低主观恶性评价虚拟货币交易、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行业，监管政策常处于 “探索阶段”，需以此为突破口：

如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5-18-1-085-001） ：若涉案虚拟货币交易发生在 2021 年，央行首次明确虚拟货币交易非法之前，需提交当时的政策文件（如仅发布 “风险提示”，无禁止性规定）、行业报告，（证明当时多数从业者认为交易合法，论证行为人 “因政策模糊而违规，主观恶性小”；

法律依据：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主张 “对新兴行业的轻微违法，应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避免过度刑事打击”。

第三步：针对 “民营经济主体”，引用 “保护民营经济” 政策，争取从宽若涉案主体为民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需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主张 “慎刑”：

如通某气体有限公司、李某等非法经营案（入库编号：2023-03-1-169-011） ：提交公司经营情况说明（解决 20 余名员工就业，年纳税 50 万元）、行业协会推荐函（公司经营的医用氧满足当地医院需求），引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的规定，主张 “对民营企业经营者从轻处罚，避免企业倒闭、员工失业”；

量刑建议：若构成非法经营罪，主张适用缓刑或单处罚金，保留企业经营能力，如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非法经营罪作为典型的 “口袋罪”，其法律适用始终面临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界定、行业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司法解释的不断更新等多重挑战。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基于对 20 余起人民法院入库案例的深度研究，提炼出 “无罪辩护突破核心要件、改变定性择轻适用罪名、罪轻辩护挖掘从宽情节” 的三维辩护体系，为非法经营案辩护提供了精准指引。

在司法实践中，每一起非法经营案的行业背景、行为模式、证据情况均存在差异，辩护工作需立足案件具体事实，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裁判规则，制定个性化辩护方案。张万军教授团队始终坚持 “学术支撑、实务导向、精准辩护” 的理念，依托专业的法学研究能力与丰富的刑辩经验，在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全程介入，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坚信，在非法经营罪的辩护中，只有精准把握法律适用的边界、深入挖掘案件的核心争议、充分运用类案裁判规则，才能实现有效辩护。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将以专业的服务、严谨的态度，为每一位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刑事辩护，助力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获得最有利的裁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