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5个女儿，我二叔四个儿子，我接爸妈到县城过年，二叔很羡慕

车子在村口老槐树下停稳时，我一眼就看到了倚在墙根下抽烟的二叔。他的目光，像腊月里的寒风，直直地扎过来，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和嫉妒。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根扎了三十多年的刺，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

我摇下车窗，冲他喊了一声：“二叔，还没回去准备年货啊？”

二叔掐灭了手里的烟，在鞋底上碾了碾，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小琴回来啦？接你爸妈去城里过年啊？好福气，好福气啊。”

那“好福气”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是含着一口滚烫的沙子，硌得慌。

我爸妈听到动静，已经从老屋里迎了出来。我爸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他非要带上的干豆角和红薯干。我妈则拎着一个旧布包，那是她准备好的换洗衣物。他们看到我，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

“琴啊，路上堵不堵？快进屋喝口热水。”我妈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

我摇摇头，打开后备箱：“不喝了妈，东西都收拾好了吧？咱们直接走，不然待会儿进城就该堵车了。”

我爸把蛇皮袋塞进后备箱，二叔不知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探头探脑地往我车里看。我的车是一辆普通的国产车，但在村里人眼里，已经算是顶好的物件了。

“这车得十几万吧？还是闺女有出息。”二叔咂咂嘴，眼神里全是算计。

我爸听了，腰杆似乎挺直了一些，他拍了拍车顶，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闺女孝顺，有啥办法。”

这句话，像一根无形的针，精准地刺中了二叔的要害。他的脸瞬间就垮了下去，嘟囔了一句“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就转身回了自己家那栋气派的两层小楼，连句再见都没说。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很多年前。

我们家和二叔家，就隔着一道墙。这道墙，隔开的不仅仅是两个院子，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爸有五个女儿，我是老三。二叔有四个儿子，个个长得人高马大。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的小村庄，这意味着天与地的差别。

我清楚地记得，我妈生下小妹的时候，奶奶拄着拐杖站在产房门口，听说是又一个丫头片子，拐杖往地上一戳，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我爸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旱烟，呛得眼泪直流。整个院子，死气沉沉。

而隔壁，却是另一番光景。二婶每生一个儿子，二叔都要在院子里放一挂长长的鞭炮，请全村人吃流水席。他的胸膛挺得像只打了胜仗的公鸡，见人就说：“我老周家，有后了！”

那时候，我爸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他不敢大声说话，走路都贴着墙边。村里人开玩笑，说他是“绝户头”，说他上辈子没积德。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得我们全家人的心都在流血。

最伤人的一次，是分地。按人头分，二叔家六口人，六份地。我们家七口人，却只分了三份地。村长说：“丫头片子迟早是人家的人，要那么多地干嘛？浪费！”

我爸去理论，被二叔堵在门口，指着鼻子骂：“周建军，你还好意思争？你生不出儿子，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们家四个儿子，将来要娶四个媳妇，你那五个丫头，一人一床被子就打发出去了，要地干嘛？当嫁妆啊？”

我爸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抱着我们姐妹五个，哭得像个孩子。他说：“爸对不起你们，爸没本事，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

那一刻，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们姐妹五个，一定要争口气，要让我爸妈在村里抬起头来做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姐妹几个，从小就比男孩子更能吃苦。农忙时，我们跟着我爸下地，割麦子，掰玉米，小小的肩膀被磨得又红又肿，谁也没喊过一声疼。我二叔家的那四个堂哥，却在河里摸鱼，在树上掏鸟窝，二叔看到了，还乐呵呵地说：“男孩子嘛，就该野一点。”

大姐初中毕业就没读了，南下广东打工，每个月把省吃俭用的钱寄回家。二姐学习好，考上了县城的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我学习一般，读了个中专，学了会计，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四妹和五妹也争气，一个考上了护校，一个上了大学。

我们姐妹几个，就像五根拧在一起的绳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凑钱，把家里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翻盖成了村里第一批红砖瓦房。虽然只有一层，但在当时，已经足够让我爸妈在村里扬眉吐气了。

反观二叔家，四个儿子，就像四只斗鸡，从小打到大。为了争一口吃的，一件新衣服，能闹得天翻地覆。二叔二婶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可棍棒没打出孝子，却打出了一身的逆反。

大堂哥初中没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出去混社会，几年回来一次，每次都开着不一样的豪车，但从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有时候还要二叔倒贴。二堂哥娶了媳妇，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可媳妇厉害，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看望二叔二婶一次，过年给的钱，还不够二叔买两条好烟。三堂哥和四堂哥倒是留在了身边，可一个游手好闲，一个沉迷打牌，成了二叔心头拔不掉的刺。

曾经让二叔引以为傲的四根“顶梁柱”，如今却成了四笔还不清的烂账。

我把爸妈接到县城我买的房子里时，他们的表情，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那是一套一百平米的三居室，装修虽然简单，但窗明几净，阳光充足。

我妈用手小心翼翼地摸着光滑的墙壁，又摸了摸柔软的沙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琴啊，这……这得花多少钱啊？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

我爸则一言不发，他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看了很久很久。我走过去，看到他黝黑的脸上，有两行浑浊的泪滑了下来。

“爸，哭啥呀，以后你们就住这儿，跟我一起过。大姐二姐她们也都在县城附近，周末随时都能过来，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给他递上纸巾。

他接过纸巾，擦了擦眼睛，声音哽咽：“爸没哭，爸是高兴。我这辈子，没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想当年，你二叔盖二层楼的时候，那鞭炮放的，好像整个村子都是他家的。我当时就想啊，我周建军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没想到，我没儿子，却有五个比儿子还强的闺女。”

这番话，他说得感慨万千。我知道，他心里那块压了几十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除夕那天，我们姐妹五个都回来了。大姐夫和二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大姐和二姐陪着我妈包饺子，四妹五妹则叽叽喳喳地跟我爸分享着学校和医院里的趣事。小小的房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爸妈爱吃的。开饭的时候，我爸举起酒杯，他看着我们姐妹五个，眼睛里闪着光。他说：“爸不善言辞，就说一句，有你们这五个闺女，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我们都笑了，眼眶却都湿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辛酸，在这一刻，都化作了甜。

晚上八点，春晚开始了。我爸妈看得津津有味。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我走到阳台去接。

“喂，是小琴姐吗？我是你三堂哥，周浩。”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迟疑和尴尬。

我愣了一下，我和这几个堂哥，关系一向淡漠。“有事吗？”

“那个……姐，过年了，手头有点紧，你看能不能……借我点钱？”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心里一阵冷笑。又是借钱。这些年，他们兄弟几个，没少用各种理由跟我们姐妹借钱，但从来都是有借无还。

“借多少？”我耐着性子问。

“五千……不，三千就行！我保证，过了年就还你！”

“你找你爸要去啊，二叔不是最疼你们几个儿子吗？”我忍不住刺了一句。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周浩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姐，你就别拿我开涮了。我爸那点钱，早被我大哥哄去填窟窿了。我妈今天跟我爸吵了一架，说他养了四个讨债鬼，还不如大伯家的五个闺女。我爸气得晚饭都没吃……”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有一丝说不出的悲凉。我想起了下午二叔那个羡慕又落寞的眼神。他羡慕的，或许不只是我的车，我的房，更是我们这个家如今的温暖和团圆。

他赢了一辈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输得一败涂地。他曾经炫耀的资本，如今成了他最大的负累。而我爸，那个被他嘲笑了一辈子“生不出儿子”的男人，却在晚年，收获了最踏实的幸福。

大年初二，我开车带爸妈去公园散步。阳光很好，暖暖地照在身上。我爸妈穿着我给他们买的新棉袄，精神矍铄，引来不少人羡慕的目光。

“你看那老两口，真有福气，闺女这么孝顺。”

我爸听到了，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他悄悄对我说：“琴啊，下午咱们回村里一趟吧。”

我有些不解：“回去干嘛？”

“去看看你二叔。”我爸叹了口气，“他是我亲哥。他现在心里不好受，我去看看他。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能忘了本，更不能看亲兄弟的笑话。”

我看着我爸，他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慈祥。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的“福气”，不仅仅是因为有我们五个孝顺的女儿，更是因为他骨子里那份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宽厚。他争了一辈子的气，却在真正“赢”了的时候，选择了和解。

下午，我们提着一些年货回到了村里。二叔家的院子，冷冷清清，连副春联都没贴。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闷烟，二婶在屋里唉声叹气。

看到我们，二叔猛地站了起来，手足无措。

我爸把东西放下，拍了拍他的肩膀：“哥，过年好。我带点东西来看看你和嫂子。”

二叔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建军啊，还是你好，还是你好啊……哥以前，对不住你。”

我爸摇摇头：“都过去了。孩子们都大了，咱们也老了。啥都比不上兄弟情分。”

那一刻，院墙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洒在两个白发苍苍的兄弟身上。我看着他们，心里那根扎了三十多年的刺，仿佛在这一瞬间，彻底被抚平了。

原来，真正的富足，不是你有多少儿子，也不是你住了多大的房子，而是当岁月流转，繁华落尽，你身边依然有温暖的亲情和不离不弃的陪伴。生儿生女，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你如何教育他们，如何用爱去浇灌一个家。

我爸用一辈子的隐忍和善良，告诉了我这个最朴素的道理。而二叔用他的半生骄傲和晚景凄凉，印证了这个道理。这世间的福气，终究是守恒的，你前半生亏欠的，后半生总要以另一种方式偿还。而你前半生积攒的爱与善意，也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最温暖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