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叛逆”两个字，概括中国小孩的青春

Sayings：

「叛逆」在中文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词。仿佛只要中国家长想，就能用这两个字简单囊括中国小孩青春期表现出的一切问题。

不好好学习，叛逆了。成绩下滑，叛逆了。跟老师和家长顶嘴，叛逆了。沉默寡言是叛逆，爆发争吵也是叛逆。恋爱？休学？抑郁？大逆不道，太叛逆了。

近几年的新闻令人揪心。住校生如厕困难，初中生睡眠不足，高中生自杀时用答题纸写下遗书，青少年整体抑郁率增长，这一代孩子们的痛苦已经到了无法被忽略的程度。

我们与作家梁鸿展开了一次对话，她在过去两年走访了很多因情绪问题休学、失学、退学在家的孩子，写作了新书《要有光》。她发现，很多孩子已经在情绪上“生病”了，但家长仍然一无所知。更为讽刺的是，当孩子陷入无助，很多家长的反应，比孩子更像孩子。

梁鸿也是一位母亲，她跟无数家长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困惑——为何自己所有的经验、理念、想法，在孩子面前都变得有去无回？像被隔绝在两个互不打通的房间，孩子在经历着某种痛苦，但家长始终无法抵达那里。

梁鸿曾去医院的精神科调研，见到很多孩子惊恐或沉默的表情，严重的孩子有更多躯体化反应，头疼，流泪，突然间晕倒。她逐渐意识到，用“叛逆”来概括孩子的青春期和“异常”的行为，是大人在偷懒。

她也逐渐发觉，这种痛苦跟社会、家庭甚至整个文明都息息相关。

孩子的创伤来自某些久远但坚固的观念：“在我们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孩子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孩子的压抑也来自家庭内部：“这是我们对自己权力的滥用，是家庭结构内部强者对弱者的一种任性，一种随意，一种驱使。”

她同时也看到，几乎所有孩子都在积极地自救，想从紧闭的门中走出来，孩子们身上有光亮。

那大人呢？起码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最简单的第一步——别吹灭那光。

以下是梁鸿的讲述。

讲述人：梁鸿

我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书里有一个 5 岁的小孩，父母在外打工，他的爷爷奶奶每年都说，暑假带你去找爸爸妈妈。

当然了，新疆很远，去一趟非常艰难。这个孩子实际上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奶奶，如果你再说我就跳坑，坑就是我们那边的池塘。当时我写这个场景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察觉，即使是一个 5 岁的小孩，他内心的创伤也是存在的。

不单单是 5 岁，10 岁、15 岁、18 岁的孩子，可能都在经历着某种创伤。

我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每个家长可能都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挫折，你的所有经验、说法，好像在孩子面前都变得有去无回。

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孩子到青春期了，他叛逆了。

我们用这个词太过轻易地涵盖了孩子的异常，也太过轻易地涵盖我们跟孩子交流之间的问题了。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大人为了省事，你看他叛逆嘛，我们不用管他就行了，但其实他已经在情绪上生病了。

这两年，我采访了很多因为焦虑、抑郁和各种原因休学在家的孩子。

我到精神科去做调研，医院的候诊大厅，60-70% 几乎都是孩子，大部分都特别沉默，跟在母亲后面，好像什么都无知无觉。他们穿着校服，那就意味着他看完病，还是要去学校上课。

我采访过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说家长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想法，赶紧好，趁暑假赶紧好起来，开学赶紧去上学。这些孩子发生了什么？我们自以为都是爱孩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一个自然的青春期的问题，孩子情绪的问题，一定跟生活相关，跟情感相关。可能我们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是面对病症，他们要具体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也需要一个写作者，把他们怎么样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过程写出来。

文学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体现。它是一个过程，并非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人际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

我们经常会埋怨孩子，说他们太爱打游戏了，他们完全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出门，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从整个家庭氛围到社会氛围，我们都没有给孩子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可能。

家庭里面，大人周六周日都是带着孩子上补习班。学校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伙伴关系，都是竞争关系，甚至课间也是静默课间，不让去楼道玩，不让去操场玩，吃完饭趴在那里睡觉也不许说话，孩子真的没有时间去交流，何谈朋友呢？

我在书里写到一个女孩雅雅。她在网上交了一个朋友，朋友给她寄明信片，明信片小小一个，正面是一个小山谷，湖边有房子，然后白雪落下来：“我们学校的花开了，很多观赏团来看，你们那里花开了没有？你们家的猫好不好？”

雅雅把这张明信片给我们所有人看。我想，她的开心实际上是因为她很孤独。她生病的时候爸妈比她情绪反应还大，爸爸先是冷漠和沉默不语，后来给她下跪说，你赶紧好，不然我们家怎么办。

孩子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不知道怎么处理情绪和生活的时候，家长比她更像孩子。

我采访的过程中，很多孩子都有一种被背弃的感觉。当孩子说“我有创伤”的时候，他是想对话，他是想倾诉，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受过伤，但是父母亲总是会往另一个地方去理解，会恼羞成怒，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记得这一件事情，会拿着网上的视频说你看这个父母打孩子更狠。

我们新一代将来做父母不要这样。你要学习，你要学会倾听你孩子的呼唤，你要学会去应答这个呼唤。真正的爱是对方呼唤了你，你听到了，这才是真正的爱。

在我们的文化结构里，男性是向外的，女性是主内的，哪怕女性也有工作，但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大部分也还是女性在参与更多。

所以当孩子生病，也是母亲在痛哭、痛苦，在求救，再带着孩子看病，而父亲几乎都是缺席的。这是一个女性的悲伤，因为父亲的缺席，母亲不得不跟孩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母子或者母女关系就会经常变得很紧张，因为黏合得太紧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妈妈跟孩子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然后有人就会说妈妈有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事不关己的父亲。

因为父亲的不参与，夫妻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当孩子出现一些情绪问题，“都是你惯的”，“都是你没养好”，这是父亲在嘴边的话，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说，要么就是他心存埋怨，嘴上不说，但你都能看出来。

从一个女性成长的角度来说，这会使女性陷入某种困境。女性被完全捆绑在这个战车之上，捆绑成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也捆绑出一个疲于奔命的、唠唠叨叨的母亲，一个病态的母亲。

在很多心理咨询师的直播间，你会看到母亲在不断地唠叨，不断在叙说自己的苦难，那我想，如果这个时候父亲也在场，最起码这个母亲会没有那么焦虑。

参与家庭教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我们陪着孩子去玩，陪着孩子去郊外散步，陪着孩子读书、写作业。

陪伴本身应该是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化结构、家庭结构来说，好像变成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而父亲退得太远太远了。

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作为家长太难了。但当你把目光投向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代孩子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我们也是社会压力的一部分。

在一些超级中学里，很多孩子的一天过得特别紧张，他的时间每一块都被分割得非常严密。一个孩子说，整个一层教学楼五个班，400 个学生，只有六个蹲坑，那稍微算算这个比例，你就会发现那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就干脆憋着，一直憋出问题来。

这恰恰体现了什么？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学校时，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生活时，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求，他作为一个“人”的正当的、必需的需求。

还有海淀区家长。这些家长们对自己的资源信心满满，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满满，所以就更多地忽略孩子的精神健康。这可能就是我们“工具化”、功利化的一个最极端的体现。

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我们家长是爱孩子的，这句话一定要谨慎使用。当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祈求、期许长大的时候，你还能够做到无条件爱他吗？

我采访过一个补习班的老师。他的补习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差生”，学习不太好，可能性格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见到很多家长说假话，他见到很多家长伪饰自己。

我们自私，今天在单位里面领导骂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骂孩子，本来孩子没写作业，平常我不会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顿。

以前有句话是，在家人面前我们是最放松的，我们把所有缺点都呈现出来，我们任性。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需要经营，它并不是天然的，你需要有一种智慧，你需要对“怎么做父母”有一种认知。只有在意识到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可能重新思考，我们对孩子的爱到底是哪种意义上的爱。

书中采访的一个孩子吴用说过一段话：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所有人读到这句话都是非常震动的。大家会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不是一个区域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问题。孩子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里边提到，英国小孩七八岁就开始工作，是作为童工长大的。他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意识的，只是侥幸长大了。

在今天，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家庭都是七八个家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围着一个孩子。我们会觉得，你看，这个孩子太享福了，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把学习学好就行了。至于你是不是完整的人，你会不会做家务，会不会谈恋爱，会不会交到朋友，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隐秘的权力意识在起作用，是家庭结构内一个强者对弱者的一种任性，一种随意，一种驱使。

吴用作为一个孩子，用自己的痛苦经验凝聚成这样一句话，真的是能够震动每一个人。他们对自身的认知，对情感以及家长的认知，包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都是走得很远很远了，但家长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孩子们已经在引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在后退，那我们何为家长？

我们把孩子当作一个空洞的人，我们说孩子是空心的，其实家长才是空心家长。

写这本书之前，我就这个话题发布了一个征集的消息，问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讲讲自己的故事，雅雅是第一个回应的。

她带着我去了补习班，带着我认识其他孩子，她在给我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说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对他人有帮助，那就非常有意义。

雅雅休学期间，她已经有一种惊恐，没有办法走到教室、学校里边，但她说我也不能闲着，所以她在家看书，文学类的、社科类的、历史类的，涉猎非常广泛，看完后会写一些读书笔记，你可以从她的日记里看到她的思想历程，她嬗变的一个过程，和她内心的痛苦。

她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女孩子，当时她考大学的时候，我从她的申请文书里摘了一段，她写，因为自己曾经有过心理上的困扰，所以将来她想从事相关方面的职业，她知道中国的青少年有很多孩子都在这个困境之中，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学有所用，对他人有帮助。

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为什么我们的家长没有欣赏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也没有欣赏到这一点？

孩子们如此灵动，如此丰富，如此的有光彩，我们都没有看见。

我采访了那么多孩子，可以说，几乎所有孩子都没有躺平，都希望自己能走出去，能够学习，能够交朋友，能够看看绿色，看看天空。

书中写到一个孩子，敏敏，她 13 岁从一个超级中学逃跑之后就休学了，我认识她的时候她 16 岁，刚刚开始自学，想考高中。她不断地整理自己的思维，整理这三年来她的心路历程。

她讲自己怎么逃学，父母怎么家暴她，然后她又怎么样通过朋友、散步、烘焙小饼干去疗愈自己。她会反思自己，会去原谅别人，同时也会不断给自己鼓劲，说我会成功，我一定要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自救的行为。那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父母在做什么？周围的人在做什么？

我们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哪怕你在生活中是个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担当一些东西。你是家长，你可以反思自己有没有“工具化”的倾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来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脸相迎？即使他作业没写完，即使他只吃了 89 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开那么多一点点？这就是一种改变。

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是家长，比如我这个学校每天 10 点钟必须关灯，我这个学校的操场孩子们是可以自由玩耍的，我觉得这就够了。

一个大的社会机制，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它的运转，如果我们都做那么一丁点事情，才有可能让一些好的条规真正落到实处，形成一种氛围，有一个大的松动，可能它就改变了方向。

每个人都有创伤，每一代人都有创伤，很多家长可能也带着过往家庭的创伤，也有自己性格的弱点，所以更要对自己的思维有分析——我对待孩子的哪一个行为好像是有问题的？一定要具体到行为上，语言上，而不是概念上。

吴用跟妈妈的对话里还有一句话，他说，妈妈，你不要有一个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你要知道，家庭内部都是有创伤的，你只有打破这个完整的家庭的幻象，你才能够怀着创伤往前走。

我们可能终生都走不过这个创伤。当我们想到父母在哪个地方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哭，会影响我们性格的终身发展，你可能终生都不能跟父母弥合关系。我们不要躺在创伤之上去翻滚，认清这个事情之后怎么往前走，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所谓的“断裂”不单是代际之间的断裂，还有情感的断裂，有认知的断裂，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尽可能小那么一点，让那个横沟没那么宽。

生命本身是向往光亮的，是向上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停在那个地方。

策划、 文字编辑 ：卢璐

编导：徐清健

场地支持：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

晚祷时刻

“我突然意识到，

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

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

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

我们这些自以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

——梁鸿

至少，

别吹灭那光。